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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谈改编《白鹿原》:性描写不会成为阻碍(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1月05日06:49 北京青年报
芦苇谈改编《白鹿原》:性描写不会成为阻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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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 摄影/本报记者程铁良

  与初露峥嵘的导演王全安和女主演余男相比,电影《白鹿原》的编剧芦苇早已是中国电影界的知名人士。他从事电影的历史就是一部获奖史,《黄河谣》、《霸王别姬》、《活着》、《红樱桃》这些在国内外电影界攀折桂冠的电影都出自他的笔下。昨天记者采访了刚从美国回来,临时在北京逗留的芦苇,这位亲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著名编剧,提起王全安和余男这两位后辈却频频使用“第一”、“最棒”这样的词语。

  不认为性会成为《白鹿原》被阻碍的因素

  记者: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您个人如何评价小说《白鹿原》?

  芦苇:《白鹿原》讲的是发生在陕西的故事,它有广泛而优秀的文化基础,史诗风格让它更像一部“区域史”,称得上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小说。

  记者:与以往改编《活着》和《霸王别姬》相比,您认为这次改编工作中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芦苇:没有一部好的剧本是轻易得来的。剧本的创作既要保留原著中文字语言赋予的激情,又要将之变成观众能够接受的视听语言,这个转化过程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心血,很困难,很熬人。我不认为《白鹿原》的改编更容易,也不是更难。

  记者:目前的剧本中,哪些方面与小说保持了一致?哪些做了必要的调整?

  芦苇:小说《白鹿原》描写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主要人物有几十个,重要人物将近20个,然而电影受时空的限制,需要将人物精炼出来。另外我更多的增加了故事悬念感。故事性的增强是电影必需的,主人公六娶六丧,这种开篇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色彩,预示着一种不祥的命运,一种悲剧性的结局。

  记者:原著小说面世时曾因“性描写”引起争议,在当今国内电影审查制度下,电影在这方面将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著?

  芦苇:改编《霸王别姬》时我也曾遇到过这个问题,里面甚至涉及了双性恋,但是最终也顺利地通过审查,并且被观众接纳。审查制度是考虑到电影的社会效应,是具有合理性的,我并不认为性会成为《白鹿原》被阻碍的因素。在我的观点里,性与生命相关,是情爱双方生命的延续,某种程度上具有高尚的意义,具体是怎么改编的,只有看电影才能知道。

  王全安和余男是最佳人选

  记者:据说因为您的大力推荐,西影厂最后确定由青年导演王全安执导《白鹿原》,这种信任从何而来?

  芦苇:我看过王全安的两部作品《惊蛰》和《月蚀》之后就认定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在《惊蛰》中有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看过以后我立刻感到“《白鹿原》的导演有人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王全安作为新锐导演能够保持传统的、人文的价值判断,在中国的导演中已经是“凤毛麟角”。凭这一点,我就可以说它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导演。《白鹿原》是一部扎实的电影,不靠炒作和宣传,需要导演真刀真枪地干。比王全安更有名气的大腕导演反而不一定合适,他们也许已经过了真刀真枪的阶段。王全安的优势在于他很好地把电影艺术的内涵表现出来,他创作的焦点是人,而不是把焦点对准商业化。

  记者:田小娥一角已经确定由金鸡影后余男出演,对于一般观众来说,她略显陌生,您认为她是否能胜任?

  芦苇:看过《惊蛰》之后,女主角余男也就自然成为《白鹿原》中田小娥的首选。她的身上有一种生命的质感,这是中国电影已经普遍丧失的东西。她优于其他国内演员之处,就是在太多的流俗、重复和虚假中,她表现出了人的真实。跟国际一流的大牌相比,她毫不逊色,尽管在今天她还不是非常出名,应该说没有名气,只有角色。

  角色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对她的看好让我在改编时会自然而然的依照她和她的表演量体裁衣。但是演员的命运是很难预测的,比如当年谁也没想到葛优会凭着《活着》拿到影帝,连他自己也没想到。颁奖的时候因为听不懂外语,看到没人领奖,他还开玩笑说:“这个奖怎么没人领?再不领给我得了。”创作中其实不会想太多,之前想入非非往往会愿望落空,创作者忠于电影,电影也自然会忠于创作者。

  中国电影的发展取决于整体环境

  记者:您编剧的作品《活着》与《霸王别姬》曾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赢得众多荣誉,这两部影片也成为电影爱好者心目中的经典。这两部影片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目前越来越主动向市场靠拢,您对他们的转变持何种态度?

  芦苇:现在张艺谋的电影就像服了兴奋剂,让人不能信服,对观众也不够实诚。这跟他以前的创作是天壤之别,之所以现在观众认他,也是因为他曾经的实诚。张艺谋、陈凯歌现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环境的影响。他们现在的创作环境可以用险恶来形容,压力让他们的思维变形,而他们自己又没有找出解决压力的途径。也因此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判断力的偏差。与其说他们是电影导演,不如说他们是市场明星。有的人看过《英雄》《十面埋伏》会发笑,为什么会笑?因为电影违背了最基本的人之常情、人之常理。

  记者:相比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屡获成功,中国电影百年华诞之际,在世界上的动静却没有越来越强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芦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偶露峥嵘之时,中国电影的发展受整体环境的影响,这一点韩国电影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韩国电影在世界的崛起绝不是几个导演和几个电影的问题,而是因为国家整体电影环境的改善。作者:姜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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