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柯

张亚东

　　北京太合麦田(blog)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柯前两天刚参加完深圳的“全国流行音乐盛典暨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授勋晚会”，这位1996年“入行”的资深音乐“伯乐”，迄今已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顶梁柱之一。但宋柯却谦称，自己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算是“晚辈”，同时参加晚会的谷建芬、李谷一等人，都是国内流行音乐的前辈。中国流行乐坛在改革开放30年间，经历了萌芽、南北双雄并立、北方独大等种种阶段，一直伴随着中国内地娱乐消费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着。如今，当盗版无情侵蚀了正版的份额，无线、网络技术也彻底颠覆了音乐的生产传播方式，中国唱片工业也在思考着变化中求生存。

　　上世纪80年代

　　民族音乐担纲流行主力

　　歌手林萍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严格来说，似乎没有流行音乐。因为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传唱香港歌星的歌，当时邓丽君(听歌)在中国内地就是天皇巨星，就算年轻歌星参加比赛，也大多是翻唱她们的歌曲。后来1986年的《便衣警察》、1988年的《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内地原创音乐也开始被广泛传唱，但似乎都“吹”着一股“乡土风”和“民族风”，和90年代以后的流行音乐很不一样。

　　此时，著名作曲家付林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小螺号》、《妈妈的吻》，谷建芬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中国音乐是多元化发展的，可以称为流行音乐的初期。”付林认为。

　　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流行着邓丽君时，1980年，李谷一凭一首《乡恋》红遍大江南北。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它差点让当时的老领导老同志们听得“背过气去”，甚至还被定性为“灰暗的、颓废的、 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但李谷一却凭她在内地首创的唱法，征服了千千万万的听众。李谷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1979年底，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旅游风光片《三峡传说》，插曲《乡恋》词曲第一稿完成后，作曲张丕基请她演唱。当时觉得虽然旋律很优美，但过于专业化，不太容易传唱。张丕基修改之后，第二稿《乡恋》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乡思打动了她。根据旋律和歌词的走向，她尝试了用半声演唱，使歌曲听起来更加抒情和打动人心。但歌曲播出后，可说是两个极端，一方面听众非常喜爱，另一面是斥责、非议甚至是声讨。其中非议最多的，是对李谷一采用的新的演唱形式，也就是批评者所称的“气声唱法”。

　　其实跟《乡恋》同时期的歌曲还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等，这批歌曲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歌曲，流行音乐的分支开始出现。

　　上世纪90年代初

　　广州是流行乐坛中心

　　在北方音乐还“劲刮”西北风的时候，南方音乐因为地理接近香港，就像它们的穿着打扮也比较时尚一样，广州成为那时的流行音乐中心。说起广东乐坛，真是辉煌一时，出现了陈珞、陈小奇、李海鹰和捞仔等一批鼎鼎大名的创作群体，还有一批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像毛宁( 听歌 blog)、杨钰莹(听歌)、李春波、陈明(听歌 blog)、林萍、高林生(听歌 blog)、甘苹、李进、王子鸣( 听歌 blog)、火风、金学峰等。

　　陈珞解释道，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色彩还很浓，文化比较偏单一，而广东却有很多空间去尝试不同的新东西。 广东音乐人不仅深受那边温婉曲风的影响，创作出有本土特色的甜歌，还借鉴香港的造星机制，率先引进了歌手签约制度，推出第一批包装歌手。这种氛围当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流行音乐的年轻人前去“朝圣”。1991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的陈珞等几位音乐人看上了一个叫杨岗丽(听歌)的江西小姑娘，根据她的外形、声音和气质条件，为其度身定做甜歌，送她去深造，为她设计造型，并展开庞大的宣传攻势。后来，杨岗丽成了杨钰莹，当年，她的3盒甜歌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新时代公司的摇钱树。1992年，新时代以同样方式捧红了毛宁。这对“金童玉女”是中国流行乐坛造星运动的早期个案。

　　当时还有很多年轻人为了梦想，活跃在广州流行乐坛的“地上地下”。陈珞还记得已故的广州著名歌手陈汝佳(听歌)的成名经历。陈汝佳1982年高中毕业时，恰逢广州轻音乐刚刚兴起。当时歌手也很少，喜欢唱歌的陈汝佳开始去越秀轻音乐团试工，唱一个晚上能挣4.5元，到正式录用时能挣到7元一天，这在当时算是收入很可观的职业了。一年多以后，陈汝佳开始跑场，唱的是当时流行的香港歌曲，几个月之后，陈汝佳又去了珠海、深圳的酒楼做驻场歌手。在广州的一些地方性歌唱比赛获奖后，1988年，陈汝佳又凭着《故园之恋》夺得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冠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流行乐中心“北漂”到北京

　　同时在广州乐坛崛起的林萍回忆道，当时陈汝佳、张咪( 听歌 blog)和她，是连续三届的“青歌赛”冠军，他们都是广州乐坛走出来的。当时她在广州乐坛发展得也很好，因为广东很少有她这种北方的“大气型”歌手，所以很多晚会、赛事的主题歌，都找她演唱。

　　“90年代初期，我们那年代的歌手，成功的途径确实跟现在不一样。”林萍对中国流行音乐十几年的变化深有体会。当时，她是在参加完广东“省港杯”比赛后，唱片公司主动找的她签约。1992年，她推出了最成功的专辑《为今天喝彩》。同年还代表广州公安部参加“五洲杯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了第一名。“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这一代歌手，都是通过比赛出来的，有很多都是通过‘青歌赛’这个平台出来的。”那时的歌唱比赛氛围很好，都是实打实拼演唱功力。现在“青歌赛”已经办了十几届了，但影响力远不能跟过去比，而且商业包装、人为因素更多。光凭一个歌唱大奖赛就把歌手推出来的可能性太小了，那时歌手大奖赛氛围比现在好一点，实打实靠演唱实力。

　　“那时的歌手身价，大概只值现在歌手的十分之一。当然，这也很正常。”林萍说，那时的制作费、出场费、稿费等都没现在高，当时是在正常的环境下推作品和推人。现在制作词曲的成本太大了，音乐成了有钱人玩的艺术；而歌手也能通过“选秀”等众多途径出来，现在有很多全方位“造星”的娱乐节目。“我关注过一段时间选秀节目，有些年轻人确实不错，比起我们那时候的歌手，唱法更新，观念也更新。但现在的环境对老歌手来说不容易，现在的音乐市场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确实让一些老歌手们有点心灰意冷。”

　　参加完“青歌赛”后，林萍北上北京，成了“北漂一族”，并加入了中政文工团。林萍说，“北漂”并不是迫于音乐环境变化的无奈，身边的同辈人中，有的愿意当纯个体的歌手。但她比较传统，愿意在追求艺术爱好的同时，拥有一个社会身份，获得一份社会保障。而且对当时“北漂”来京的外地年轻人来说，进部队是最快解决北京户口的途径。林萍说，其实在她那一代甚至更早的一代，比如毛阿敏(听歌)等，一般都有个“公职”。当然，后来北京90年代中期流行音乐市场迅猛发展，也有很多歌手耐不住寂寞从部队转业，当起了职业歌手。

　　歌手北漂，在1995年愈演愈烈，毛宁、陈明等大批当红歌手和优秀音乐创作人纷纷舍广州而北上京城，广州乐坛开始明显下滑。当时有业内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为：当年的“雁南飞”突变“雁北飞”了。陈珞分析道，根本原因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广东原来的特区优势没有了，内地资讯也迅速发达、人才不断涌现，北京的文化中心和宣传中心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当时很多歌手觉得留在广东缺乏震撼力，而且众多演出商也不断云集到京，歌手北漂的现象是难免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上百万销量专辑比比皆是

　　北方乐坛刚柔相济，民歌与摇滚并重的气象，逐渐取代了抒情小调统领的广州乐坛。同时，像大地唱片、正大国际、京文唱片等一批音乐公司在1994年后纷纷成立，高晓松(听歌)、老狼( 听歌 blog)、张亚东( 听歌 blog)、窦唯(听歌)、张楚(听歌)等众多音乐人才在北京的土壤里逐渐繁荣。

　　1996年之前，如今大名鼎鼎的太合麦田(blog)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宋柯，还在从事别的行业。1992年，他从Texas A&M University毕业，一直到1995年，他一直在一家国际企业工作。1996年回国后，很偶然的，他清华大学的小师弟高晓松想出专辑，宋柯就投资了，这成为他进入这行业的起点，1996年-1999年间，他创立了麦田音乐制作有限公司。那张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奠定了宋柯进军音乐事业的基础，当时他是老板，音乐总监是高晓松(在此后数年间，他给中国乐坛推了老狼、叶蓓( 听歌 blog)等多位青春歌手)。后来张亚东也加入，给麦田做成了“朴树(听歌)”。

　　麦田音乐最初的形象总是跟“校园民谣”联系在一起。宋柯说，高晓松提出，当时在群雄逐鹿的音乐市场中，就想找个市场诉求点，所以麦田打出口号“良心音乐”，意思是用真诚的态度做音乐。正好在那时，老狼、叶蓓、朴树等一批年轻人齐至麾下，校园音乐就成了麦田起家的一块牌子。到后来的华纳麦田和太合麦田时，其实他们的音乐内容一直都在变化着。宋柯回忆道，老狼进入麦田是因为跟高晓松是黄金搭档，而叶蓓是跟老狼搭档唱歌时被发现的。朴树的出场更戏剧性，是抱着吉他来卖他自己写的歌。当时宋柯和高晓松听他弹唱了一遍，感觉很不错，就力劝他成为了麦田的又一主将。“老狼是学工科的，朴树是学英语的，叶蓓倒是专科，但学的是民歌。”宋柯说，虽然这样，但那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土壤已经很浓厚，1985年之后，港台的齐秦( 听歌 blog)、罗大佑(听歌)等人的歌开始传进来，给“70后”那一批音乐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当时的唱片工业环境，宋柯也是记忆犹新。在他回国前后，中唱、中录等国家出版社是相当有实力的，中唱当时兼具内容生产、出版发行的权利，也就是说在产业链上是比较完整的，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公司，类似于国际上“四大唱片”的地位。当时像华纳等国际四大唱片公司在国外历史已经相当长、版权非常充裕、品牌资源积累很大，而且几乎已经“染指”整个产业链。像华纳集团，不光有音乐，还有影视媒体，掌控力非常强。在1996年前后，第一家合资唱片企业“新索”进入中国，随后国际“四大唱片”都陆续进来。

　　宋柯回忆道，自1993年国内第一家唱片公司大地唱片成立，国内就迅速出现了各种民营、合资的音乐公司。当时国有、民营、“四大唱片”是“各有各的道儿”，大家日子过得都不错。麦田音乐还算小公司，其他如红星做摇滚出名，大地做民谣起家，星工场主做流行等。在麦田音乐历史上，朴树的成绩最好，连续几年发行量都超100万张，其他人是50万上下的销售量，这让麦田音乐获得不错的收益。“尤其在1996年到2000年这段，只要制作比较好的唱片都可以卖到100万张以上，对拥有发行权的国有出版社来说利润也很丰厚，所以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出保底价来购买。”宋柯说，1996年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发行时，出版社就给了他们25万张卡带的保底价大概三四十万元，这批预付款已经能满足公司的制作成本，再加上海外或其他的版权销售，麦田就有得赚了。出版社方面也不亏，通常在保底数之外再卖个五六万张就能收回成本。“所以说，如果没有盗版的话，中国音乐市场还是可以良性循环的。”宋柯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