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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工业:消费正在改变制造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7日09:44  三联生活周刊
娱乐工业:消费正在改变制造

3月21日,李宇春父母与歌迷一同观看女儿的演唱会

  忠实的“粉丝”消费群构成了娱乐工业的最坚实消费基础,他们有更多的需求也有更强的黏合度。他们对于偶像的消费也早已超越了产品本身。新的产业链由此正在逐渐形成。

  主笔◎李伟   实习记者◎丘濂

  核心买家

  12月2日下午,3小时内1万余张李宇春演唱会门票被一扫而空,总票房回款700多万元。手最快的一名“玉米”(李宇春的“粉丝”),在31秒内抢到了4张票,创下了“中国票务在线”的一个纪录,第八名的时间也仅仅是42秒。

  而胡蕾(化名)的焦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作为一名资深“玉米”,她不仅希望买到一张价值1680元的VIP票,而且要买到前五排的中间位置。不过,她并没有参与这次网上购票。这听起来有些怪异。但胡蕾的逻辑却很直白——“按照以往的经验,最好的票肯定不会放到网上卖,真正的好位置都被留出来,用做公关。”胡蕾告诉本刊。所以那些放到网上能够买到的票,根本就不是胡蕾的目标。“谁是北京最有权势的人?说别的没用,就是看谁能坐到最好的位置。”她说。

  由此胡蕾选择了另一购票方式——发动了各种社会关系去买“公关票”。但实际上,她却开始有些担心,因为票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第二天主办方又放出了部分赞助商票,就如同落入沙漠的水滴,迅速蒸发。正规途径的票销售一空,对胡蕾来说,想回头都不可能了。

  胡蕾今年26岁,在2005年第二届“超女”选秀比赛中成为李宇春的“粉丝”。此后李宇春的每一次演唱会、每一次签售活动,较大规模的商业演出,她都会参与。2005年“超级女声”改变了娱乐工业的运作模式,形成了最核心的消费群体,甚至是极端消费者。胡蕾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胡蕾并没有过人的社会关系,但仍旧找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除了主办方的老总外,第一目标是追逐公安、消防、税务等机构,因为演出商一般都会给这些部门准备好位置的工作票。胡蕾还准备了10万元现金,所有位置更好的票都尽量买下来,留下更好的,把稍差一些的转给Q群中的其他“玉米”。如同狗熊掰棒子,胡蕾要保证怀里抱住最大的那棵“玉米”。

  一共12760个座位,这是“玉米”们对照五棵松体育馆的座位图数出来的。胡蕾对这张图早就烂熟于心。“李宇春演唱会的票区划分很特殊,从VIP的1680元到最普通的280元分为7档,但VIP区比较大,一直开到了前16排,17~22排为1480元。由于五棵松体育馆是仿照NBA建造的篮球馆,所以内场很小,这一次开的VIP区是最小的。以前即使在3000人不到的北展剧场办演唱会,1280元以上的票可以开到22排,占了50%。”胡蕾说。在这种情况下,好票本来就少。

  一般情况下,李宇春每年会开两场个人演唱会,其中一场生日演唱会,另一场为专辑首唱会。从2005年出道,她演唱会最贵的票价就一直是1680元,这在国内演出市场已是一线价位。国际巨星碧昂斯在国内的价格也是如此。

  但对胡蕾来说,价格并不是问题。今年李宇春的生日演唱会在广州举行,她和很多朋友一起飞到广州,总花费超过5000元。在家门口的演唱会,反倒省下了路费。“每一次演唱会,都有很多海外的‘玉米’赶回来参加,他们的成本更高。我买到的好票,也会更优先留给他们。”胡蕾说。

  同样选秀出身的陈楚生演唱会在12月5日举行,他的票价略便宜一些,从最低的180元到VIP级别的1280元分成了7档。陈楚生的歌迷小同说:“VIP的位置最不愁卖,对外地‘花生’来说,路费、住宿都不菲,去一趟不买VIP就不划算了。便宜的票也走得快,中间票价的就卖得慢点儿,可能没有完全销完。最后的上座率在9.5成左右。”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笑忘是一名出版国学古书的编辑,她不仅是“花生”,也是一名现场演出的爱好者。“这次陈楚生的演出,我买的是最贵的1280块的票。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个人演唱会,我想支持他。”笑忘告诉本刊。而其他演出的消费则相对便宜:包括12月12日去看老狼的演唱会,源自某次微博活动中奖;12月24日去看崔健演唱会,380元;12月26日去星光现场看郝云专场,和几个朋友一起买了60元的票。“明年齐秦演唱会的票我都订完了,11个朋友要保证坐在一起,我们买的是180元的票。”笑忘说。

  李宇春演唱会前,“玉米”们为营造气氛煞费苦心。他们从深圳一家工厂定制了1万支激光笔,能打出“阿么”(演唱会的主题)的图案,还订购了近2万根黄色的荧光棒。1支激光笔加两根荧光棒一共6元钱,通过淘宝网销售,在现场领取,现在已经基本售完。从购买记录看,这个核心消费群的基础相当广泛,仅公务员阶层就分布在几乎所有机关。

  尽管金钱无法衡量“粉丝”对偶像的热爱,却可以为娱乐工业的产品标记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娱乐工业的本质似乎体现得更加纯粹——不再是“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而是收入高低的量化比较,抑或“值”还是“不值”的消费者体验。“1680元并不便宜,但现在一条裙子也要这个价,我觉得比买一条裙子强。”胡蕾说。

  胡蕾还在不断寻找场内的最佳位置。距离开场还有十几天,目前她手里拿到的是6排的中间位置,托到的最高关系是一位部级官员。

  “虽然总有人在各个地方‘黑’李宇春,但我们根本不搭理他们。”胡蕾说,“因为他们不会在娱乐市场上花一分钱。”

  消费升级

  12月5日是陈楚生在北京开个人演唱会的日子。13点多,北京歌友会会长泡泡就和部分歌迷到达工人体育馆,提前布置现场。他们要在8000个座位每个座位下放上一副红色的牛角和一根红色的荧光棒。陈楚生的粉丝称自己是“花生”。歌迷小同告诉本刊:“花生皮是红色的,而且据说楚生本人也喜欢红色。楚生是冠军,红色比较有王者之气,我们决定为楚生造出一片红色的海洋。”

  对于偶像,每一个“粉丝”都会有不同的热爱理由,情感消费的多元化非常明显。会长泡泡感动于陈楚生的草根经历,陈楚生成名前曾送过外卖,有一次因为迟到了,被人把盒饭摔在地上。泡泡说:“因为这样的遭遇,我们‘花生’对送外卖的人也会格外地客气。”

  50多岁的蔡哥也是北京歌友会的活跃分子,歌唱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梦想。他告诉本刊:“小学的文艺汇演排练里,我们唱《世界少年儿童热爱毛主席》的组歌,老师发现我嗓子条件不错,就让我做领唱。从小到大我都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不断有部队文工团来学校招人,想把我要走。但家里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让我继续读书,我也就与歌唱职业无缘了。陈楚生的歌声能把我心里那些已经尘封了的东西又翻腾出来,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梦想。”

  不同的热爱理由形成了惊人的团体消费力。《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是陈楚生的成名歌曲,通过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被下载超过了1000万次,每次下载的价格是2元。一首歌创造了2000万元的彩铃消费,相当于国内一部中型制作电影的总票房。

  “娱乐的消费属性和消费功能发生了改变。”华谊兄弟经纪公司联席总经理宗帅对本刊记者说,“以前我们认为,一个演员或明星仅仅通过演技带给我作品,或高尚品德带给我们消费体验。但现在不是了。这几天还有媒体在说陈冠希开店,那一刻他是什么?行业领袖还是榜样?都不是,就是被消费的娱乐人物。”

  事实上,“粉丝”对于娱乐人物的消费的全面性甚至超出了娱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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