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工业：消费正在改变制造(2)
3月21日，李宇春父母与歌迷一同观看女儿的演唱会
每年胡蕾以李宇春为中心的直接或间接消费至少有1万元，主要包括看两次演唱会的费用，购买CD、DVD，以及偶像代言的商品。今年李宇春授权真维斯发售限量版的纪念T恤，80元一件，胡蕾三种颜色各买了一件。夏天，她又把家里的洗发水都换成了伊卡璐，因为这是李宇春代言的产品。去年她家里一下冒出许多瓶“念慈庵”的咳嗽药水和两箱饮料，因为购买这些产品可以获得歌迷见面会的门票。“我绝不是花钱最多的‘玉米’，很多周边产品我都没有买。比如有一本纪录李宇春每天日程的画册，要卖200多元。”胡蕾说。还有些“玉米”会购买头等舱机票与李宇春同行，以便与偶像坐得更近。各种商业演出现场，都会有闻讯赶来的“玉米”，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玉米”们还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立了“玉米爱心基金”，专门用于基层卫生服务，总共募集金额达到了600万元，在汶川地震中募捐100万元。这一项归为社会性的收益。
人气是娱乐工业的消费基础。最直接的计算：如果李宇春有1万名胡蕾这样的歌迷，那她至少会催生1亿元的消费。
陈楚生发行第一张EP(单曲唱片)《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是在2007年底。那时候歌迷小同还没有博士毕业，尚无经济收入。但她还是在网上了买了20张，每张是22元，到处送人。“有的‘花生’会买许多专辑，送给商场、出租车司机等等，希望被更多人听到。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听到餐厅在播放CD，气氛很好。正好身边有一张楚生的EP，我就找到放CD的地方，把EP送给服务员，说这张EP不错，送给你们播吧。她也挺高兴就接受了，而且马上就播了。现在如果楚生再出专辑，我至少会买50张。”
李宇春出了新唱片，胡蕾会买两箱，然后分别寄给朋友们。“一个新人被市场认可需要一段时间，如果第一张专辑卖得不好，唱片公司可能就不会再给她机会了。艺人就是公司的一件商品，卖得不好就会被淘汰。我希望支持她度过这个阶段，延长她的产品周期。”胡蕾告诉本刊。
“粉丝”们的消费正在支撑娱乐工业的基础。正版唱片的售价在30～50元，高昂的价格与唱片业的萎靡状态无从对应。但实际上，正版唱片都是卖给忠实“粉丝”的，定价贵也可以卖出去。会买的人终归会买，不会买的人，再便宜也不会买。而唱片公司也会根据“粉丝”数量来计算发行量与生产成本。
很多时候，“粉丝”会对娱乐公司表达他们的不满。“每个‘粉丝’都相信自己偶像会是‘天王巨星’，但公司却把他们当做‘现金牛’使用，到处承接商业演出，甚至炒作负面新闻，影响形象。”胡蕾说。在这个意义上，娱乐消费者保持着对产品公司投诉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充满了感情要素。
明星的新商业模式
由于偶像消费的全面性，产品外有更大的空间。对艺人价值的计算则更加复杂。
2009年，李宇春发行了一张个人唱片，销售量50万张，每张40元，总共销售了2000万元。广州演唱会DVD销售10万张，价值300万元。她举办两场演唱会——年初广州体育馆的“Why Me”演唱会与年底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阿么”演唱会——总票房约1400万元。代言了3个品牌的广告或形象代言人，包括可口可乐、伊卡璐以及七波辉青少年服饰，总共超过700万元。专辑在中国移动无线音乐首发，保底收入500万元。还跑了15场商业演出约750万元，参加7场移动歌友会，约420万元。出演电影《十月围城》并唱主题歌，约100万元。
如果把李宇春当做一件商品，2009年这件商品的销售收入肯定超过了6000万元。这相当于一家中等公司的营收额。这还不包括由她所带动的其他产品销售额。如年初，她替某家公司签售金币，一天促销额达到250万元。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李宇春的产值结构，会发现直接来自唱片的销售占1/3，其他收入占2/3。事实上，她唱片销售是一个特例，50万张的销量属于天文数字。在目前市况下，歌手唱片如果能卖到10万张，已属大成功。况且很多歌手每年未必会发售新专辑。在2/3的销售中，最轻松的当属无线音乐首发，歌迷们用手机下载新歌，使她睡觉都可以赚钱。此外商业演出属于投入小产出高的服务，一般一场商演报价60万元唱3首歌，扣税后约48万元。
从买方看，“粉丝”对于李宇春的消费则更加集中于唱片之外，不仅是演唱会，还包括签售的金币、限量版的T恤、代言的洗发水。那2000万元的唱片购买费用则被淹没在其他类型消费的大海之中。
李宇春是个并不典型的案例，但在她的商业链条中仍会发现，作为艺人的传统产品——唱片销售只占据小部分比例。大量的营业额来自依附于唱片上的各种增值服务，这其中项目繁多，差别在于与唱片的关系或近或远，或仅是利用她的人气价值。
如果从李宇春本人收入角度看，这个结构的倾斜度会更大。因为艺人从唱片中获得的版税收入极低。按照太合麦田首席执行官宋柯的说法，一张唱片公司只能得到8元钱，而歌手获得其中3%，也就是每张唱片0.24元收入。
这样的结构如同零售业中的“二八效应”：80%的顾客带来20%的收益，80%的收益则只来自20%的顾客。
如果将这一分析模型套用至唱片公司则更加明显。宋柯是李宇春所签约唱片公司的CEO，这个女孩的唱片制作和新片演唱会都由太合麦田音乐公司操作。由于唱片行业的整体没落，唱片收入只占全部的2%，约200多万元。公司50%的收入来自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的分成，30%～40%收入来自艺人经纪，如参加商业演出、广告代言、艺人劳务等，还有10%左右来自为品牌、机构和政府提供与音乐相关的服务。
作为一家音乐内容提供商，传统唱片收入的比例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娱乐工业转型的彻底性。“互联网小弟弟把唱片大哥欺负得没有还手之力。”宋柯说。在音乐的产销食物链上，制作公司处于底端，生产者话语权极小，“目前法律所能保护的权益只占唱片价格的10%，主要是集中在词曲作者的著作权”。
在“超女”制造者天娱传媒的营收表中，艺人经纪的收入也占据了50%左右的份额，如果包括综艺节目和演唱会等项目，则可达到60%～70%的比例。这家公司通过音乐选秀，但却并不靠唱片这样的直接产品获取利润。
2003年，宋柯在华纳中国公司担任副总裁，他制作了朴树的专辑《生如夏花》，成为国内唱片市场最后的辉煌。“朴树那张专辑卖了100万张，盗版500万张不止，一张专辑卖20多元，带来的销售收入是2000多万元，当年国产电影没有几部票房达到2000万元，但投资却远远高于音乐。”宋柯告诉本刊。
唱片还是要出的，但却是个赔钱的活。“每张唱片的成本，包括拍摄MV需要100万元，我们一年出10张就要花1000万元，而在市场销售只能回收200多万元。”宋柯说。按照天娱传媒总裁龙丹妮的说法，现在唱片就是一张“海报”。
“从传统唱片工业的角度，这是一个没法做的生意。好在手机无线音乐、艺人演出可以回收。我们会把艺人的词曲创作、艺人经纪的合约都签下来，这在传统唱片工业模式中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唱片公司只管唱片，经纪合约与词曲合约都和别的公司签署。就是通过这种模式，我们现在才能抠抠搜搜把这笔钱挣回来。”宋柯说。
传统唱片的价值通过其他形式进行了转移。对于艺人来说，没有自己的专辑就等于失去了赚钱的工具。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项目成为艺人与音乐公司收入最可靠的来源，2009年总收入会达到240亿元。周杰伦的《菊花台》与陈楚生的《有没有人能告诉你》的手机下载量都超过1000万次，一首单曲的彩铃价值就超过2000万元。
商业演出的市场规模更加不可小视。演出公司逐渐取代政府成为娱乐的供应商，各种层次和级别的演出服务供不应求，上到国家庆典下到企业年会，以及各种城市推广活动，甚至乡镇一级的运动会。一般情况下，每次商演报价以3首歌为单位，一线歌手可以达到20万元/次，大部分歌手在10万～20万元之间。
太和麦田旗下的签约艺人阿朵曾经创下了一个月参加17场商演的纪录。“我们和很多演出商谈节目表，能唱‘大歌’的一哥一姐很快就定下来了，但往往最后发现并不热闹。但是阿朵就是那种能歌善舞且性感的女歌手，这种类型的艺人很少，所以很受演出市场的欢迎。”宋柯告诉本刊。
张靓颖的“粉丝”们会将这名选秀歌手的行程进行详细的记录。在这张长长的行程单上，每年她都有近40场的商业演出，内容纷繁复杂。既包括奥运歌曲首发、两岸经贸论坛晚会等高端活动，也有某地产公司的开盘仪式、温泉节开幕式、某县级市的城市推广晚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间演艺市场的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