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牛春梅
提起“喜多瑞”这个公司的名字,行外人大多会觉得陌生,更不会知道它所经营的业务是什么;但是提起《奋斗》的作者石康、《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编剧汪海林和《神医喜来乐》的编剧高大勇,相信很多观众对他们早已是耳熟能详。去年底,包括这三人在内的20名国内一线编剧联合成立了“喜多瑞经纪公司”,组团对外接洽编剧生意。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家编剧经纪公司,喜多瑞的运营状况十分低调,在外人看来也显得有些神秘。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短短几个月来,这家经纪公司的签约编剧已有近70人,成为国内最大的编剧旗舰,其阵容还在不断扩大。对于在影视圈里领教了各种侵权手段的编剧们来说,加入这家公司,多少有了点儿“找到组织”的意思。
编剧成了“高危行业”
“你们会帮我谈价钱吗?会帮我要回报酬吗?”向喜多瑞董事长汪海林发问的是一位名叫戴粼的职业编剧,他是来这家公司面试的。在考虑加入喜多瑞之前,戴粼最头疼的是该如何与制片公司打交道,他曾经被影视圈里的“老赖”拖欠过稿酬,警惕性自然很高。和戴粼有着同样烦恼的编剧,在圈儿里还有很多。著名编剧王兴东曾把编剧比作“高危行业”:付出了心血却得不到合理回报,“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
目前国内一年电视剧的产量有15000多集,可是能够进入黄金档播出并回收成本的却只有3000到5000集。身处如此激烈的行业竞争,编剧们的生存境地却是冰火两重天。一些知名编剧成了香饽饽,写一集剧本就能轻松赚得十几万元,甚至有人开价到了20万元;但是那些没有名气的普通编剧,一集剧本的编剧费不过两三万元,有的人只能拿几千元。汪海林说,一些刚入行的年轻人,写一集剧本才挣几百元,“最惨的是,写了半天投资方消失了,一分钱都拿不到。”
拖欠稿费固然可恶,编剧版权得不到尊重的情况则更让人气恼。编剧欧阳说:“你辛辛苦苦写了半天,最后一看,投资方为了好卖片子,非得署上别人的名字。”在很多影视剧组,投资方更看重大牌明星,有时甚至为了照顾某个演员的档期,强迫编剧更改剧本,把编剧逼到无法回旋的地步。另外,在百花奖、大学生电影节等知名电影活动中,从来就没有设立过编剧奖。对此,汪海林愤怒地认为,“这是在故意抹杀编剧的贡献。”
决不免费写故事大纲
正是在四处维权的过程中,汪海林和众多同行决定成立这家经纪公司,改变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你只是一个人,投资方却是一个公司的人在研究怎么对付你。”刚刚和喜多瑞签约的编剧梁金龙对此很感慨,“和制片人斗智斗勇太累了!”但是,加入经纪公司之后,编剧们的权益又能如何得到保证呢?
在喜多瑞,经纪总监周夏伊来头不小,此前她曾经是林心如、孙兴等台湾明星的经纪人,相当于编剧们的“贴身管家”。据她介绍,经纪公司通常是以“编剧群”的模式来工作,即由一个知名编剧带领六七个签约编剧共同撰写剧本,公司不仅会帮他们安排业务,还会争取相对理想的剧本价格;编剧们遇到侵权纠纷,公司还会出面提供法律援助。特别是许多以往只能充当“枪手”的年轻编剧,签约后不仅署名权可以得到保证,还能获得比以前更高的报酬。
为了更好地维护编剧权益,喜多瑞把握着一个重要的原则:决不免费给别人写剧本创意和故事大纲。因为有些影视公司会先找编剧写剧本大纲,但拿了创意却不继续与其合作。“这样的人,一开始就不按规矩来,以后合作就会更难,但是一般小编剧抵御不了诱惑,最后反而吃亏。”汪海林解释说。
编剧说话也能算数?
对于喜多瑞的编剧们来说,维权仅仅是个最简单的想法,他们的下一步目标,是希望效仿美剧、日剧和韩剧中常见的做法,在中国的影视圈推行“编剧中心制”。按照汪海林的说法,就是“把项目最终决定权和主要决策权,给到剧组最有文化、看书最多的人手里。”
汪海林的合伙人阎刚认为,“编剧中心制”并非异想天开。在美剧生产中,署名“作者”的往往就是首席编剧和执行制片人,有些编剧甚至身兼导演之职。而在韩剧里,也往往实行“编剧负责制”,编剧们甚至可以自己选择导演和演员,就连外景场地都是由他们说了算;相反,导演不能擅自修改编剧的剧本,投资人也要看编剧是谁才会掏腰包。
事实上,在经纪公司成立之前,喜多瑞就曾以文化公司的身份,试图深度介入到影视剧的制作环节中去。汪海林以即将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中国1921》为例,喜多瑞以投资方的角色参与了该剧的制作。这部电视剧的制作成本是每集100万元,在央视播出后基本可以收回成本;在地方台播放,每集又能卖到100万元左右,这样计算下来,整部剧的利润可达到近千万元,编剧们自然也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如果把影视行业当做房地产业,房地产的核心是地,那么剧本就是影视行业的‘地’。”汪海林打了这么一个比喻,“我们编剧手里有‘地’,那还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