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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娱乐讯：
在欧洲“朝拜”莫扎特
因为莫扎特的缘故，我最想看的欧洲城市其实是维也纳。如果这个名单接着往下排，应该会出现萨尔茨堡、罗马、那不勒斯、布拉格等等。没想到第一次来欧洲我却是到了巴
黎，而且一连呆了两年多。按照常理来说，若想在欧洲追寻莫扎特当年的踪迹，巴黎该算是个再糟糕不过的起点。莫扎特游历过的欧洲城市不少，但唯有巴黎是被他几乎恨到咬牙切齿的。
不过，按照常规路线去“朝拜”莫扎特也未必比从巴黎开始强多少。常规的“莫扎特主题”旅游项目应该是以他的出生地萨尔茨堡为起点，但可惜萨尔茨堡是除巴黎以外莫扎特当年第二痛恨的城市。自从1781年与萨尔茨堡柯罗雷多大主教(Archbishop Colloredo)决裂，莫扎特只是在结婚后象征性地带着夫人短暂回了趟故乡，此后连他父亲的死讯都没能打动他再回这座城市多看一眼。
考虑到这些因素，从哪里开始倒无所谓了。何况巴黎毕竟是在莫扎特的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城市：它见证了莫扎特神童时期的辉煌，也最无情地教会他什么是成人世界的冷漠。(王星)
巴黎
至今在巴黎还有一条大街是以“莫扎特”命名的：Avenue Mozart。这条大街位于巴黎16区，宽敞却有些冷清，街道两边更多的是私人宅邸的围墙。向东北方向，这条街一直通向巴黎著名的高级住宅区帕西(Passy)。帕西一带因为西临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东依塞纳河，所以有不少有高尚趣味的人都在这一带置地安家，其中就包括不少外国企业集团的主管。整个街区的建筑以新艺术风格为主，临街没有什么大商场或名牌店，但随处可见商品价格不匪的老字号小店。虽然这里如今充斥着精致的奢侈感觉，但因为距离皇宫较远，在莫扎特的年代乃至更晚一点的时候这里应该算是巴黎偏远的郊区。和巴黎不少街道一样，莫扎特大街的命名其实和它的命名者没多大关系：莫扎特两次来巴黎都是住在老城区一带。
1764年莫扎特一家第一次到巴黎时住的地方我始终没有找到，只知道是在位于巴黎老城区的某个朋友的家里。莫扎特一家到巴黎应该算是他们第二轮欧洲巡演中的一站(第一轮主要是去了维也纳)，当时巴黎在欧洲就已经享有这样的声望：不熟悉巴黎的人就等于什么也没见过。然而，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在家信中给巴黎的评价并不高：这里的街道终年泥泞，行人的裙摆都污浊不堪。甚至连这里的饮食这家人也看不上眼，利奥波德对法国著名的牡蛎的评价足以让现在对法国大餐津津乐道的人另长一番见识：牡蛎是从加莱海边远道运来的，到巴黎时都已经臭了，但法国人就是喜欢那股子臭味。
不管怎么说，莫扎特一家来的目的是要四处展示家里这两个神童。莫扎特在巴黎一举成名的地方倒是不难定位：就在塞纳河左岸、如今法兰西学院附近的孔蒂大公府。尽管利奥波德手头拿着不少德奥一带贵族的推荐信，但巴黎沙龙常客对音乐的兴致远不如他们对观看一个八岁的男孩不看琴键演奏这类“把戏”的好奇来得直接。莫扎特一家在孔蒂大公府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另一个奥地利人：梅勒西奥-冯-格林(Melchior Von Grimm)。格林是当时奥地利驻法国的使节，他自认法国人，只有见到老乡时才自谦“半个法国人”。格林向莫扎特一家夸下海口：到巴黎来什么推荐信都没用，但只要他开口就可以让这个神童在三个星期内名扬天下。格林确实有些本事，在各国使节以及巴黎上流圈子的府邸中巡演过几场后，莫扎特一家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邀请、去凡尔赛宫演奏。
如今作为巴黎近郊旅游一大卖点的凡尔赛宫当然是热闹非凡，门口刻意保留的砖石“马路”上终年停满了旅游大客车，“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雕像周围彩旗招展：有悬挂在建筑物上标明售票处和游览线路的广告旗，也有导游手中挥动的各色小旗。莫扎特一家当年走进这宫殿时的气氛可冷清得多。路易十五和皇后倒还和蔼，给两个孩子赏了不少糖果；倨傲的是路易十五的宠妃蓬巴杜夫人。八岁的莫扎特曾经在维也纳就爬到奥地利特蕾莎女王的膝盖上去过，到蓬巴杜夫人面前当然也不认生；但他刚准备亲吻就被蓬巴杜夫人冷冷地推到了一边，气得他当即丢下一句：“这个女人是谁呀？”
总体来说，莫扎特作为神童在巴黎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从更深一步讲，构成他后来音乐风格的因素之一中也有这段时期他在法国学到的东西。给他深刻影响的是当时在法国宫廷供职的一个德国音乐家：让-朔贝特(Jean Schobert)，莫扎特早期的奏鸣曲有不少都带有他的痕迹。
14年后，当22岁的莫扎特重返巴黎时，他面对的已经是另一个世界。1778年，莫扎特来巴黎时的目的其实很单纯：找一份工作。和莫扎特同行的只有他的母亲。当时他的年龄也早就超过了“神童”的范畴，他必须只靠自己的才能证明他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能力。虽说当时的巴黎仍旧是欧洲最大的艺术市场之一，但为什么利奥波德会单独看好巴黎放自己儿子出马还是件令人费解的事。比较现成的答案是“格林”：也许利奥波德相信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的手腕和能力足够替自己管住儿子并打开各个府邸的大门。格林的确了解巴黎人，他知道那年头不靠点噱头是不足以在巴黎混下去的，所以他对这个既无年龄优势、又无相貌与社交背景可炫耀的年轻人并不看好。在格林后来给利奥波德的信中他说得很明确：“(沃尔夫冈)不适合待在巴黎。这里需要的是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和拍马溜须，不能得罪任何人。我倒希望他才气小点，多学一些待人处世的哲学。”
这次莫扎特和母亲在巴黎的住所位于现在巴黎二区的“小巷街(Rue du Sentier)”。城市的扩建已经使这条街的临近区域变成了绝对的商业与旅游场所。现在距莫扎特原住处走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大名鼎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更近一些的是所谓“中央市场(Chatelet-Les Halles)”。如今的中央市场已经是巴黎市内数一数二的综合购物中心之一，距离中等名牌店云集的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与高等名牌店群聚的圣多诺雷街(Rue St. Honore)也不过几步之遥。但中央市场原先不过是巴黎的一个大型菜市场，被称为“巴黎的胃袋”；市场附近的“无垢之泉(Fontaine des Innocents)”曾经只是安葬瘟疫中的死者的贫民墓地，坟墓迁出后如今已一变而为巴黎旅游景点之一，只剩点鸽子粪暗示当年的污秽。
莫扎特1778年所住的小巷街现在是两条繁华大街之间的一个狭窄夹道。他和母亲就住在这条街八号五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小巷街八号的大门正对另一条小街：“牛角街(Rue du Croissant)”。牛角街的名字来自一个军官的名字，和那种著名的法国面包无关，而且走进这条规模近似北京的胡同的街道只闻到阵阵尿骚味，也不可能让人有什么胃口。牛角街是巴黎最古老的街道之一，目前这条街的八号还保留有一幢建筑于1750年的公寓。莫扎特所住的小巷街八号倒显然已经翻修过了，五层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只在门口保留了一块牌子，标明：“W. A.莫扎特和他的母亲曾于1778年在此地居住。同年7月3日，莫扎特母亲在此地去世。”
母亲的去世是导致莫扎特从此痛恨巴黎的一大原因。由小巷街八号为基点，几乎可以一步步找出莫扎特在巴黎最后一段日子的踪迹。从莫扎特的各种传记中可以得知：莫扎特的母亲是极不愿意离开家开始这次冒险的，但一是莫扎特本人已经明显不愿再在萨尔茨堡留下去；二是利奥波德.莫扎特为保留家里最后一点稳定收入必须留在萨尔茨堡，所以她只能肩负起这一监护人的责任。虽然莫扎特的母亲在巴黎帮不上自己野心勃勃的儿子什么忙，但她别无选择地“坚守”此地。就莫扎特本人而言，他也急于在巴黎找到个像样的稳定工作，不只是为了像他的父亲证明自己的决定正确，也为了早日迎娶他在曼海姆一见倾心的阿洛西娅-韦伯(Aloisa Weber)。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一位莫扎特的传记作者所说：虽然莫扎特知道把母亲每天单独留在那个小黑屋里是残忍的，但他必须每天早出晚归。
即便利奥波德对巴黎的描述有些偏颇，但从这一街区的历史与这条街道现在的状况也可以想象：当年莫扎特每天早上是如何顶着尿骚味、踩着脚下的泥泞穿过五六个街区赶到塞纳河边去各个府邸试探。1778年，莫扎特在巴黎做得最多的其实是担任贵族的家庭音乐教师以及催促这些口气比钱包大的老爷按时支付他的工钱。间或去其他府邸做“宣传性”的拜访遇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冷漠待遇。去法国的城堡与宫殿看多了人迟早都会有这种印象：那不过是些大了点的空屋子。再多的壁纸、挂毯与镀金座钟也掩饰不了室内活动的贫乏，棋牌桌与乐器几乎是仅有的娱乐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把浴缸也当种室内装饰项目、发明出裹着浴巾或半盖着浴缸坐在浴缸里会客的风尚也就不足为奇)，最重要的家具是各种名目与样式的沙发和椅子，巴黎的贵族们可以守着这几张沙发或椅子或倚或坐地神聊天下。莫扎特当年在贵族们的会客厅里受到的待遇也无非如此：闲坐在一边，听任他们闲聊自己圈子里的八卦，根本没有插话的余地；偶尔被想起会被指派到钢琴边弹奏一点“背景音乐(muzak)”。
作为一个音乐家，莫扎特当时在巴黎唯一可指望显露一下自己真正才能的机会是所谓“圣灵音乐会(Spiritual Concert)”。这一音乐会创立于1730年前后，逐渐成为巴黎一个长期的具有商业性质的组织。每当宗教节日之际或是其他音乐会被指责为“亵渎神明”而被禁演时，圣灵音乐会便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虽然对于没有资助者保护的音乐家来说在这一音乐会上演出会受到种种限制，但这里毕竟是当时让新人公演新作品的唯一渠道。1778年6月底，莫扎特写信告诉父亲：他受邀为巴黎的圣灵音乐会谱写一部交响曲。这一委托的成果是如今我们所称的《D大调第31交响曲》、也称《巴黎交响曲》。
作品的排练和首演是在皇宫附近举行的，距离莫扎特的住处约两三个街区。关于排练的情况，莫扎特在家信中这样说道：“排练时我着急透了，我这辈子还没听过这么糟糕的演奏。你根本没法想象他们在头两次试排时有多笨手笨脚。我真的很着急，于是想多排练几次，但等着排练的作品还有很多，没更多的时间留给我。我只好上床睡觉，但心里满是害怕、不安与愤怒。我曾经下决心第二天根本不在音乐会上露面，但仔细想了一晚上，我还是决定去一趟，这样万一一切和排练时一样糟糕我还可以从拉胡斯先生(Herr Lahouse)手里把乐器抢过来自己指挥！(注：拉胡斯是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当年还不存在手持指挥棒站在乐队前的指挥，负责乐队在演出中的整体协调的是演奏键盘乐器的人或是首席小提琴手。)”
还好，演出时一切顺利。莫扎特高兴地等演出一结束就直接去吃了冰淇淋、念了他许诺过的《玫瑰经》，然后回家。也就是在这次演出后没几天，莫扎特的母亲因斑疹伤寒去世。
从小巷街八号对面的牛角街一直向南走，街边如今只看见些荒凉得让人怀疑它是否还在营业的酒吧与饭馆，拐过街角的19号大楼才能重见熙熙攘攘的大街。从路边的巴黎历史介绍牌子可以知道，从17世纪一直到1790年以前，这幢19号大楼的位置上其实是一片墓地。莫扎特的母亲就是在这里下葬的。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墓地还下葬过法国的两个名人：莫里哀和拉封丹。1790年，这片墓地收归国有。1818年，莫里哀和拉封丹的坟冢辗转迁入拉雪兹公墓。原来的墓地经过一系列改建后，1882年起建为印刷厂，法国的《人道报》等知名报纸都曾在这里印制。在这番变迁后，莫扎特母亲的坟冢当然已经消失无迹。
如今还记载着莫扎特的母亲的下葬史实的地方是距离小巷街八号1000米左右的圣欧斯塔施(St. Eustache)教堂。这座教堂毗邻中央市场，虽然也很巍峨，但知道的人并不多。无论莫扎特在当年对母亲的死有多愧疚，他自己身后的名望总算帮母亲做了些事：在圣欧斯塔施教堂献给音乐的守护圣徒圣赛西利娅的礼拜间里，莫扎特的母亲的碑铭被放置在李斯特与拉莫的雕像之间。
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应该是距离莫扎特年代最近的一个法国自己的音乐大师，但在1778年莫扎特来到巴黎时法国人自己都已经把他遗忘了。当时在巴黎最沸沸扬扬的是格鲁克(Gluck)和皮契尼(Picinni)之间的音乐论战：整个法国音乐界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闹得不可开交，忽略了其他活着或死了的音乐家。无论是从谋生上讲还是纯粹从学术上讲，莫扎特都对这场论战觉得腻烦。在巴黎碰过足够的钉子后，早在母亲去世之前他就已经决定压下自己的性子，按照父亲在信里的训斥去做：“当你为公众写作时，切记做到通俗易懂。”“记住法国人的口味。”“只要能赢得掌声和酬劳，别的见鬼去吧。”他曾经这样向父亲汇报自己的《巴黎交响曲》的演出效果：“第一乐章快板的中段有个我知道会讨人喜欢的过场，听众也果然受用，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我写的时候就知道这招管用，所以我在结尾时又来了一遍——于是，da capo(注：意大利语：重复)。行板乐章也受到了欢迎；但听众最喜欢的还是最后的快板乐章。我注意到这里演出的所有交响曲的末乐章快板都是以乐队齐奏开始，所以我只用两把小提琴开场，八个小节弱(piano)，然后猛得来一下强(forte)；这样，在弱的八个小节里，这里的听众都有些不明白(如同我料想的一样)，但一旦听到强音进入，他们马上开始鼓掌。”
莫扎特家信中提到的“第一乐章快板的中段”到底指的是哪一段，因为他自己没有说明，后来成了一个谜。有认真的学者找过包括哈农库特(Harnoncourt)在内的古乐学者咨询过，最后还是普遍认为哈农库特提出的节奏较快的一段可能性更大，因为当时的巴黎人更喜欢这种轻快的东西。巴黎人确实教会了莫扎特不少东西。至今《巴黎交响曲》在权威的克舍尔的莫扎特作品目录中都有两个编号，因为莫扎特后来又“虚心”听取意见把第二乐章改得简单了一些。至于巴黎的风尚对莫扎特以后音乐的最终影响，不如直接引用音乐史学家格鲁特(Grout)的一段评述：“莫扎特继续为特定的委托谱曲，但即便是在谱写不会在短期演出的曲目时他也会考虑到特定的演奏者和听众。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是一个‘商业作曲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公演、能够取悦观众、能够挣钱。”
伦敦
1764年，莫扎特一家离开巴黎，在加莱乘船横渡海峡，前往英国伦敦。据记载，渡海时遇到了一些风浪，利奥波德晕船晕得够戗，莫扎特和他的姐姐倒是没事，反而觉得很刺激。
伦敦是我到欧洲后去的第二个城市，只不过没有乘船。旅游大客车从巴黎一直开到加莱，然后连车带人开进海底隧道专用的火车，火车到达海峡对面的英国多佛，客车开出海底隧道，继续往伦敦市内赶路。
虽然有海面与海底的差别，但当年莫扎特一家的马车估计也是随船过海、下船后继续拉上一家人赶路的。在那个年代，出门长途旅行用自己家的马车算是最经济与实际的做法。莫扎特家的马车夫名叫塞巴斯蒂安-温特(Sebastian Winter)，他为莫扎特家工作了不少年，其中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在1763年到1766年之间赶着马车陪莫扎特一家周游了欧洲。莫扎特和他的姐姐很喜欢这个车夫，因为他很善于逗姐弟俩开心。后人拜读莫扎特的书信集时都少不了看到这个车夫的身影。举例来说，莫扎特在一封家信中曾经汇报：我们都很高兴，因为天气很好，而且我们的车夫一有机会就把车子赶得飞快。
拉着我们去伦敦的那个司机也是个让人不得不开心的家伙。他是法国人，虽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来过英国，但法兰西民族的自豪感不允许他承认自己不认路。众所周知，英国是靠左行驶的。在巴黎的公路上，法国司机经常嘲笑那些因为习惯不同而有些慌乱的英国“右把子车”；但事实是法国车到了英国也同样慌乱，而比较典型的症状就和我们这个司机一样：在高速公路上还好，一进城就不由自主地开着车顺路打转，找不着北。这个固执的法国司机拖着一车人在伦敦近郊转了好几个圈，对伦敦旅游业尤其不利的是：他兜圈的地方恰好是伦敦最破败的区域。据同车比较见多识广的人说：这一带的破败只有非洲的一些城市可以媲美。在整个漫长的找路过程中，也只有那家被我们五六次绕过的“麦当劳”给人一点现代城市的感觉。
可以想象，伦敦给我的第一印象颇为惨淡。从路边建筑的年代看，由多佛进入伦敦的大体路线这几百年应该没有太多的变化。当年莫扎特家的德国车夫也许没有这种“兜圈”的毛病。毕竟，自从1764年一直到他去世，伦敦在莫扎特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美好的城市。
1764年到伦敦后，莫扎特一家在这里居住了近一年。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利奥波德被来时的晕船吓怕了，所以一再推迟返回的日期。但这种说法也未免太小看了利奥波德的耐心与毅力。在英国停留如此之久，更可能的原因是为了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名望。当时的伦敦正处于音乐的青黄不接时期：英国自己的音乐神童普塞尔早就死了，从德国引进的亨德尔也死了五年了。更重要的是：乔治三世的王后来自德国，乔治三世自己也喜欢德国音乐，所以德国人几乎掌管了整个英国的音乐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莫扎特一家的到来受到了近似“欢迎电影队下乡”一样的礼遇。
当然，这种礼遇不仅仅表现在乔治三世会主动屈尊和一家人打招呼的行动上。法国人对礼遇的见解是允许两个神童到最华丽的宫殿里去做杂技式的表演，严肃的英国人给两个神童的最高礼遇却是把他们交给国家最高科学机构去研究：英国皇家医学学会一本正经地对八岁的莫扎特进行了一系列测验与考查，这次测验的报告至今还保存在英国皇家医学学会的档案里。如果说莫扎特日后在梵弟冈得到的“金马刺”骑士勋章对十八世纪的人比较有慑服力，对莫扎特在20世纪的声望更能起到技术保证作用的还是英国皇家医学学会的这份报告。英国简直就是如今所谓“莫扎特效应”的诞生地与大本营。直到2001年，《皇家医学学会会报》上还又发表了英国音乐疗法专家的一篇论文。该论文认为：聆听莫扎特的音乐有益于空间判断思维的发展，所以应当把“莫扎特效应”应用到比儿童启蒙更广泛的领域里，比如治疗癫痫病患者。
莫扎特终其一生对英国乃至伦敦抱有好感，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多喜欢英国文化(虽然英国人喜欢强调莫扎特读过原文的《哈姆莱特》，但基本上所有莫扎特的传记作者都肯定说英语是莫扎特所掌握的几门外语中最差的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他在英国拥有众多的朋友。
那个最大名鼎鼎的J.S.巴赫的儿子J.C.巴赫(也即所谓的“伦敦巴赫”)虽然不是英国人，但当莫扎特在伦敦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很英国化了：说英语、喝下午茶。从音乐史的角度讲，这个巴赫的确对莫扎特日后的音乐风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他更接近“老师”的角色，而不是“朋友”。莫扎特童年时第一个外国朋友是他后来在意大利结识的英国小提琴神童托马斯.林莱(Thomas Linley)。按照一些比较文学化的传记的描述，两个年龄相仿的神童当时的友情之深恐怕只有希腊神话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可以比拟。林莱在20岁死于一次划船时的事故，莫扎特的儿子卡尔-托马斯-莫扎特(Karl Thomas Mozart)的命名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朋友。
更多的英国朋友是莫扎特后来在排演《费加罗的婚礼》时认识的：当年费加罗和苏珊娜的第一个扮演者都是英国演员，其中苏珊娜的扮演者的丈夫的父母还是早夭的林莱的父母的朋友。也正是在《费加罗的婚礼》首演以后，这批英国朋友劝说莫扎特去英国发展，莫扎特也同意了。但这计划最终被利奥波德扼杀：他拒绝在莫扎特夫妇去英国期间帮他们看孩子。
直到莫扎特去世前不久，他还得到过一次去英国的机会。那次的缘起是约瑟夫-海顿决定去英国。考虑到莫扎特对伦敦向来的感情和他与海顿的友情，为什么他会拒绝这一机会成了很多传记作者搞不明白的事。德国传记作者胡赫(Hoch)的传记中把这解释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胸膜炎打消了莫扎特的计划，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其他的佐证。各种传记中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莫扎特流着泪和海顿告别，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海顿没有想到先去世的是莫扎特。
如果当年莫扎特去了伦敦，也许他能活得长些也舒服些。这是很顺理成章的猜测。毕竟亨德尔和海顿都是在这里享受到了足够的荣耀。在1991年莫扎特200周年忌辰时，除维也纳与萨尔茨堡以外，各种活动搞得最热闹的也是伦敦。然而，我只是在一个平常的冬日到伦敦的，四点就昏暗下来的天色和鬼影般的建筑物更多地让人我想到狄更斯乃至福尔摩斯。匆匆忙忙的三天旅程中，我只在伦敦著名的蜡像馆里看到了莫扎特。不配合精巧的灯光拍照，再精致的蜡像也完全不像活人。这里的蜡像还是用的莫扎特童年时的形象，它僵直地站在钢琴边拉着提琴，弹钢琴的是一个老气横秋的“贝多芬”。不远处是坐在沙发上各自摆出夸张的表情的“Beatles”，躲在“Beatles”后面一个阴暗些的角落里的是“狄更斯”和“王尔德”。大家都在蜡像馆里疯狂消耗着胶卷，和各种蜡像合影，但“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钢琴边一直是静悄悄的。
慕尼黑
其实莫扎特在慕尼黑逗留的时间很短。1778年9月，刚料理好母亲丧事不久的莫扎特被他父亲的“挚友”格林迫不及待地塞上了返回萨尔茨堡的马车。格林已经告诉莫扎特的父亲：这个小伙子眼下不合适再呆在巴黎。莫扎特自己也想早些离开巴黎，因为他已经收到父亲的家信，信里说他心爱的阿洛西娅-韦伯已经离开曼海姆、在慕尼黑的德国歌剧院里签约演出，挣得比他多。
1778年圣诞节前夕，莫扎特赶到慕尼黑，却得知阿洛西娅已经和其他人订婚。莫扎特仍不死心，决心和阿洛西娅再见一面。见面时阿洛西娅当着满屋客人的面取笑了莫扎特，于是莫扎特坐到钢琴前，自弹自唱了一首很多传记里都婉转转载过的脏话歌。
如今从巴黎开往维也纳、途经慕尼黑的EC65次欧洲快车被命名为“莫扎特号”(返程的EC66次是“拉威尔号”)，我就是坐的这趟列车去的慕尼黑。我是在十月初到的慕尼黑。熟悉德国的人知道，这正是慕尼黑啤酒节的季节。慕尼黑市内有个空旷的广场，平时用处不大，但到一年一度的啤酒节时就热闹异常。德国著名的啤酒品牌都在广场里搭起自己的酒棚，每个棚子的规模都近似一个食堂。棚子之间插空立着甜食、糖果摊和大型游艺机。那些游艺机大多是按照把人甩晕为止的标准设计的，去玩的人有不少是灌足了啤酒再把自己绑上去甩一番，但居然很少见到有吐了的。酒棚内中央是一个架起来的高台，有典型的德国吹奏乐(Blasmusik)乐队在上面演奏，台下环绕着数不清的长条桌，健硕的送酒大妈就穿梭其间。也许是因为地方太挤，电影上见过的“骑椅子出征”的场面并没有看见，但乐队每隔十几分钟会奏起一曲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为国王敬酒”，于是大家纷纷起立或者跳上桌子、干掉杯中物。闲得无聊问了下同桌是向哪个国王敬酒，这个刚从桌子上爬下来的德国老头大大咧咧地说：“当然是路德维希。”
离开啤酒节的中心广场，到偏远一些的酒吧看看发现也一样热闹。酒吧中虽然也有小型的乐队，但如果不把扩音设备用到极限根本听不清乐队在表演什么。圣诞节前夕虽然比不上啤酒节热闹，但动静应该也不小。如果莫扎特当年是在这种场合唱的那首歌，估计也没多少人能真正听见。
当年是在这种场合唱的那首歌，估计也没多少人能真正听见。
虽然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中把莫扎特谈吐粗鄙这一点搞得夸张了一些(其实电影中已经比原话剧脚本里收敛多了)，但据音乐史学家考证：当年奥地利就这民风，连奥地利皇帝也不例外，而这其中又尤其以如今的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和莫扎特的出生地萨尔茨堡一带为甚。所以，无论当年莫扎特唱那歌时周围是否很吵，听见的人多半也不过一笑了之。对于莫扎特本人来说，这也是习以为常的事：莫扎特在这段时期的家信中曾不止一次地向父亲忏悔说自己今天又说粗话了。
巴伐利亚一带的另一大生活必需品是酒。似乎还没人正经考据过莫扎特当年喝的酒。在奥地利有种以“莫扎特”命名的巧克力甜酒，是一种甜得近乎发腻的粘稠饮料，酒精度也不太高。但这种酒很可能和莫扎特没什么关系，就像那些四处泛滥的“莫扎特球(Mozart kugel)”巧克力一样，其实没记载说莫扎特本人喜欢吃巧克力乃至甜食，真正有“糖果盒”绰号的倒是那位被人骂惯了的萨里埃利。早年看过的第一本莫扎特传记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其中提到莫扎特最喜欢的菜是“白水煮猪肉”。这个菜名曾经让我很困惑过一阵，毕竟按中餐的烹调习惯这种做法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如今倒觉得这道菜很可能是法国人所称的“Choucroute”，中国的游客一般把它俗称为“酸菜白肉”。这是种把腌白菜和各种肉肠与猪肉混在一起炖的地道德国菜，从外观上看也符合“白水煮猪肉”的说法。与这道菜相配的佐餐酒一般就是啤酒。莫扎特与甜酒的关联倒也有一个著名的例证：据说《唐璜》的序曲就是在首演前一天晚上莫扎特就着几杯甜酒赶出来的；但与那种粘稠的甜酒相比，这里提到的甜酒倒更可能指是地中海一带常见的Muscat白葡萄酒(这种白葡萄酒比德国的Riesling更甜一些，度数也高一点)。
但这些毕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去萨尔茨堡，没准能在莫扎特的故居一带的餐馆里找到“正宗”的“莫扎特套餐”。可惜的是，我只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从萨尔茨堡边上路过过，因为雨大夜深，连外面的景色都没有看到。不过，早就听说萨尔茨堡已经被改造成了近乎莫扎特与《音乐之声》的主题公园式的标准旅游景点，既然如此，萨尔茨堡去或者不去也两可了，我倒更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去莫扎特家族更早起源的几个小城市看看。
从手头的资料上看，目前已知莫扎特家族最早的祖先是德国海姆堡(Heimburg)的一个自耕农：老安德里斯-莫扎特(Andris Motzhart the Elder)。尽管已经过了600多年，莫扎特家族的农场如今依然保存完好而且尚在使用中。海姆堡是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附近一个极小的镇子，当年的住户不超过六家。莫扎特家族是在数年以后才陆续迁入临近的大城市的，家族里的大部分成员从事的职业是石匠与建筑师。
莫扎特家族的成员第一次在艺术史上出现大约是在16世纪初前后。他的名字是安东-莫扎特(Anton Motzhart)，当时也算是位成功的肖像画画家。虽然如今已被人遗忘，但倒有部分他的作品流传了下来，他还曾经在一幅群像作品里加入了自己的肖像。另外一个罕为人知的事实是：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其实也有些绘画的才能。在莫扎特小的时候，利奥波德就经常给他画射击游戏用的靶子，还曾经在一张明信片背后留下过小莫扎特和他姐姐的颇为生动的水彩画像。
17世纪初前后，莫扎特家族又出了一位有作品传世的建筑师：雅格-莫扎特(Jerg Motzhart)。他所设计建造的一座巴洛克风格教堂至今仍矗立在海姆堡与奥格斯堡之间一座名叫普菲湖(Pfersee)小镇里。
最终迁入奥格斯堡定居的是莫扎特家族年代更晚一些的一位祖先：小大卫-莫扎特(David Motzhart the Younger)。他是一个石匠，搬这趟家主要是为了方便“承包”一项工程。也正是从这一代起，莫扎特家族的姓氏正式改为了如今人们熟知的“Mozart”，据说这么改是为了简便起见。
莫扎特家族在奥格斯堡的祖屋至今仍保留着。利奥波德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出生长大的。利奥波德的兄弟阿洛伊斯(Alois)在房子的底层开了家书籍装订铺。后来莫扎特和母亲一道去巴黎时曾在这里短暂停留，莫扎特也正式在这里结识了他的表妹玛利亚.泰克拉(Maria Thekla)。这位表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Das Basle”。这是德国施瓦本土语中管“表妹”的叫法。
奥格斯堡是一个中世纪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经商传统以及临近的黑森林著名。莫扎特的父亲是这个家族中唯一上过大学的人，但他在萨尔茨堡大学只上了两年就退学了，据说原因是成绩不佳以及“品行不符合学生的风范”。尽管如此，利奥波德还是选择了在萨尔茨堡定居。
在莫扎特母亲家方面：莫扎特的外祖父沃尔夫冈-佩特尔(Wolfgang Pertl)出生在德国沃尔夫冈湖(Wolfgangsee)湖边一个叫圣沃尔夫冈(St.Wolfgang)的小镇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德国著名的旅游度假地之一。在莫扎特母亲的出生地圣吉尔根，如今市政厅前立有一座描绘幼年莫扎特的雕像，但事实上莫扎特本人从未到过这里，倒是他的姐姐在她丈夫去世后曾经在这里短暂居住。
维也纳
在安东尼-伯吉斯(Antony Burgess)那部怪里怪气的戏剧《莫扎特和狼帮(Mozart and Wolfgang)》里，伯吉斯安排了一段莫扎特和他的父亲二重唱。利奥波德摆出一堆萨尔茨堡的优点说服自己的儿子回去，比如萨尔茨堡的氛围是如何的严肃紧张、有益灵魂的净化；莫扎特同样摆出一堆维也纳的好处，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说法是：这是座肮脏杂乱的城市，但我就喜欢这种肮脏的活力。
如果能够在维也纳也住上两年，也许我能比较真切地了解这里到底有没有这种“肮脏的活力”，遗憾的是，跟着一个为完成七日四国游而疲于奔命的旅行团，我只在这个城市里停留了一天。
对于我来说，维也纳意味着“莫扎特”；对于旅行社而言，维也纳意味着“施特劳斯”和“茜茜(Sissi)公主”。车一停下导游就忙着招呼大家下车、由他带领着去看著名的施特劳斯的铜像。下车的地点距离中心公园里的莫扎特雕像不过几步之遥，于是我干脆问清集合的时间，自己拿着从饭店里找到的一些介绍和地图去探险。
中心公园里的莫扎特雕像其实没什么好看的。莫扎特的身材和长相明显被美化过了，不过总比维也纳另一处干脆把莫扎特脱光了衣服、假作阿波罗状的伪古典铜像强一点。雕像的周围有点冷清，不像施特劳斯的铜像那样还配个露天咖啡馆加乐队造足情调。我围着雕像的基座转了三圈，温习了一下刚学会的辨读罗马数字的知识，然后离开。
更有意思些的是在维也纳的街巷中找莫扎特的故居。当年莫扎特在维也纳租过很多房子，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房东得靠编号来区分。但在维也纳城内至今还保留完整的莫扎特故居只有一处：莫扎特创作《费加罗的婚礼》时的住所。这个住所是在一条近似胡同的街巷里，埋着头研究半天地图，猛一抬头才发现不经意间已经找到了。进门前我很犹豫了一阵：虽然大门边明显挂着牌子，但这里看起来实在太像一幢普通的居民楼而不是一个旅游景点。钻进昏暗的拱门，看到的是天井里的一块空地。左手边有楼梯，简陋的牌子上标明：要找莫扎特故居就往楼上走。爬上几层已经显得年久失修的楼梯，差点又忽略掉入口的牌子，好在再往上的楼梯被拦上了一道铁链。往上看看，更上面的楼梯扶手边还锁着辆自行车，很像国内很多居民楼里的情况。看样子这里确实至今还有普通维也纳人居住，也许是不耐烦老有像我这样糊涂的旅游者摸错门才拦上了那道铁链。
进了门一切就很像旅游景点了：有售票处，有卖纪念品的小柜台。纪念品包括CD、录像带、有莫扎特头像和手稿图案的T恤衫、文具。住所内房间的安排大体呈环形，除被用作售票处的门厅外，主要房间不过三间。屋子里很空旷，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摆着些展示图片和手稿复制品的展柜。在不少旅游小册子上都可以见到的维纳斯和小爱神的天花板浮雕远不如在照片上好看：和这里很多建筑里常用的石膏饰件一样，现出灰蒙蒙的廉价感。除了门厅因为没有窗户而略显昏暗，其他几间屋子倒很敞亮。从窗口看下去可以看到底下的街道。据传记中记载：莫扎特在维也纳最红火的时候，一个月内钢琴要被从家里抬出去好几次。也不知道那架钢琴是从这些窗子里吊下去的还是从楼梯上搬下去的(那时的钢琴应该比现代钢琴轻些也小些)。
莫扎特创作《费加罗的婚礼》时应该算是他在维也纳的黄金时期。从这方面考虑，这处故居应该是他在维也纳租过的房子中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一处，也许这也是唯独这里被保留下来的原因。1791年莫扎特去世时住的房子如今只剩了个门牌号和一块说明的牌子。整个楼也被翻新过了，改作办公场所。
对莫扎特而言具有特别意义的另一处建筑现在消失得更彻底：他的丈母娘开的“神目”旅店。当年莫扎特就是从那里娶走了他的妻子康斯坦策-韦伯(Constanze Weber)的。因为当时莫扎特正在写《后宫诱逃》，而他和康斯坦策的婚事还经历过一番周折，所以他曾经把迎娶康斯坦策戏称为“神目诱逃”。“神目”旅店的原址位于维也纳著名的圣斯蒂芬大教堂附近的商业区内，如今这个位置上是一团立在广场中心的店铺。我努力地绕着这团建筑搜寻了几圈，结果不但没看到标明原址的牌子，最后还发现这里原来的门牌号实际上都已经被取消了。
至于维也纳郊外的莫扎特墓地和“魔笛”小屋，仅凭这一天的时间是根本不可能去的。对于不是那么执着地一定要到实地去“踩点”的莫扎特迷来说，到维也纳看看莫扎特其实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也许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更能代表所谓的“维也纳气质”，但维也纳的旅游形象大使还是莫扎特。在专营旅游纪念品的小店门口，经常可以看见莫扎特和茜茜公主的纸板画像每人端着盘用各自名字命名的巧克力站在那里。店内莫扎特“代言”的商品主要是巧克力、T恤杉、树脂雕像和各种文具，茜茜公主“代言”的商品也类似，但多了些瓷盘子和瓷制顶针。
一日游下午安排的是舍恩博隆宫(Schloss Schoenbrunn)。莫扎特幼年第一次在欧洲宫廷内一举成名就是在这里。但这里现在的展示主题都围绕着茜茜公主，得费点劲才能找到当年莫扎特从琴凳上跳下来摔了一跟头的地方。舍恩博隆宫外面的庭院里，在一个不那么起眼的角落里可以找到一家木偶剧院，这里常年上演莫扎特的《魔笛》的木偶戏版本。在莫扎特的几部歌剧中，维也纳人最钟爱的似乎一直是《魔笛》，当年维也纳国家剧院建成的庆典上演出的也是这部歌剧。虽然当晚这家木偶剧院就有演出，但我没办法看，因为晚上我就要离开维也纳。
念叨了这么久的莫扎特，最后却只在维也纳匆匆忙忙转了一天，这好象有点说不过去。但这也未必是件坏事。毕竟维也纳是个充斥了太多的莫扎特巧克力和T恤衫的地方，呆久了很可能我会被搞腻胃口。
布拉格
坦白地说，和进维也纳时不同，走进布拉格时我的脑袋里根本没惦记着莫扎特。一路上看到的森林让我只一心想到动画片里那只鼹鼠。当我在一家旅游纪念品小店里探头探脑地研究一个按鼹鼠的形象制作的布袋木偶时，我才突然注意到附近有个十八世纪装扮的提线木偶。店老板不无炫耀地向我介绍：那是莫扎特。
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唐璜》就是在这里首演的。再走到布拉格的街巷里看看，才发现在波希米亚式的怪诞图案装饰外莫扎特的痕迹居然比比皆是。电影《莫扎特传》的捷克裔导演福尔曼在选择外景地时弃维也纳不顾转用布拉格还是有道理的。当时福尔曼的说法是：布拉格保留了更多的十八世纪的风貌。的确，与维也纳已经太“音乐化”的市容相比，布拉格至今随处可见的窄街陋巷更容易让人想起莫扎特1787年刚到布拉格时和脚本作者达-庞蒂(Da Ponte)住在只相隔一个巷子的旅店里时的情景。据说当年莫扎特经常与达-庞蒂从各自的窗子里探出头、隔着街为歌剧中的某个场景的处理争吵不休。当达.庞蒂没起床时，莫扎特曾经从自己的房间里扔个橘子过去把他打醒；而两个人吵到口干舌燥时，他们会相约一起下楼，到不远处的“金狮”酒馆去喝上一杯。
莫扎特的《唐璜》如今是一部人们需要正襟危坐地观看的经典歌剧，但据说贝多芬当年曾因为莫扎特创作了这部歌剧大为不满，认为莫扎特把能够写出用在上帝身上也不过分的音乐的才能浪费在一个浪荡子身上。《唐璜》也许确实是迄今为止描写浪荡子的歌剧中最生动的一部，毕竟它的脚本作者是两名当年赫赫有名的花花公子：达-庞蒂和乔科莫-吉罗拉莫-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
假如当年不是帮莫扎特写了三部歌剧脚本(《费加罗的婚礼》、《唐璜》与《人皆如此》)，达-庞蒂如今的名声恐怕不会比卡萨诺瓦好到那里去。达-庞蒂1749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公国切纳达里的犹太区，12岁时由于父亲再婚的原因全家改信天主教。达-庞蒂是在教会的熏陶教育下长大的，因此后来选择了教士作为自己的职业。不过这个教士只会在欧洲各地拈花惹草。在德雷斯顿停留期间，据说他曾经跟房东老板娘和她的两个女儿同时保持暧昧关系。朋友看出这样干会给他招来大祸，便多次催促他趁早溜走。随后的行踪没有具体记载，现在人们只知道他带着诗人玛佐拉写给当时奥地利宫廷乐师萨里埃利的一张条子来到了维也纳，条子里把“我敬爱的达-庞蒂”吹得天花乱坠，因此萨里埃利轻而易举地让皇帝立即宣布任命达-庞蒂为宫廷歌剧诗人。在此之后便是与莫扎特的合作以及《唐璜》的诞生。1792年达-庞蒂结婚后略微安分了一点。他带着新娘来到伦敦，想找找门路，结果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背了一身债务，还有因债入狱的危险。此时达-庞蒂的种种劣迹使欧洲大陆上的所有首都都对他关上了大门。别无选择的达-庞蒂来到了美洲。1807年时，达-庞蒂已经成为纽约当地的社交明星。他到贵族子弟家里教授意大利语，后来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意大利语教授。达-庞蒂赖以谋生的投机事业中还包括经营农场，酿制白兰地酒，开杂货店等。作为新大陆的一名公民，达-庞蒂在宾西法尼亚和新泽西的许多边远地区都居住过，还留下了一门枝繁叶茂、人才代出的家族。这个家族据说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兴旺。
达-庞蒂是卡萨诺瓦的密友。但卡萨诺瓦参与《唐璜》的脚本创作纯属巧合。1787年前后卡萨诺瓦正在波希米亚一座古老的城堡里任图书管理员。1787年10月，卡萨诺瓦写完著名的《逃出牢房》后前往布拉格寻找出版商。正是在这座城市里，卡萨诺瓦重逢了正在和莫扎特一起创作《唐璜》的达-庞蒂。卡萨诺瓦参与了多少《唐璜》的创作，现在没有人了解确切情况。已知的事实是：达-庞蒂到达布拉格一星期后便被急召回维也纳，留下了只完成一半的脚本。20世纪60年代时人们在波西米亚的施洛斯-西尔施堡发现了卡萨诺瓦的一部分遗物，其中有两页手稿，虽然没有标题，但无疑是他为《唐璜》第二幕中列波莱洛摆脱窘境一段设计的初稿。看来似乎是达-庞蒂在空闲时写完了脚本，其中就采用了这些设计。另一种说法是，达-庞蒂回维也纳后，卡萨诺瓦去找了当时的剧院经理和莫扎特，把达-庞蒂的脚本贬低了一番，试图让他们聘请自己来重新创作。这个企图显然没有成功。但上述列波莱洛一场出自卡萨诺瓦之笔，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不管贝多芬对这部歌剧有什么评价，布拉格人已经把《唐璜》和莫扎特当作了自己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布拉格人对莫扎特的宠爱开始于《费加罗的婚礼》。当时《费加罗的婚礼》刚刚在维也纳匆匆忙忙地结束了第一轮公演，维也纳人对这部歌剧并没给予太高的评价。有些灰心的莫扎特恰在此时接到了布拉格一家剧院经理邦蒂尼(Bondinni)的邀请，于是他来到布拉格，看到的是布拉格人为《费加罗》发狂的场面。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莫扎特曾骄傲地报告：这里到处都是《费加罗》：人们在吃饭时听《费加罗》、跳舞时用《费加罗》的音乐；除了《费加罗》还是《费加罗》！高兴之余莫扎特就答应了给这里写一部歌剧。题材倒更可能是达-庞蒂挑选的。达-庞蒂也着实是个有两下本事的花花公子，据记载：《唐璜》的脚本是和另外两部正歌剧的脚本同时创作的。
莫扎特创作《唐璜》的地方是布拉格郊外一处幽静的别墅，现在那里已经成为莫扎特博物馆。《唐璜》的创作环境是莫扎特最喜欢的：有他的朋友、还有美食与美酒。在这期间他留下了不少后人津津乐道的逸事，比如在一夜之间赶写出序曲、半夜骚扰咖啡馆以及如何躲在幕后拧邦蒂尼夫人的屁股让她学会角色所需要的尖叫声。为了照顾布拉格人的爱好，莫扎特还专门安排唐-乔瓦尼在剧中唱了段费加罗的《再不要去做情郎》。《唐璜》的首演大获成功，首演当天的轰动让莫扎特不由感慨道：“我是属于这里的。”
莫扎特谱写《唐璜》期间在布拉格受到的待遇的确令不少与他同时代或稍后一些的搞艺术的同行感慨万千。德国浪漫派小说家莫里克之所以会以此为背景留下一部《莫扎特在前往布拉格路上》也与此不无关联，那篇小说在现代人看来不止有些老套的感伤，甚至还带搀杂几分所谓“对贵族的期许”。如今人们熟知的是贝多芬和他那位大公决裂时的壮举，但从音乐史的角度看，贝多芬年轻时欧洲音乐家的地位与待遇已经比莫扎特的时代提高了很多。所以不少传记作家颇为公正地指出：其实莫扎特当年从萨尔茨堡独立出来当“自由作曲家”才真正是件需要勇气或者莽撞的事。
首演《唐璜》的布拉格国家剧院至今保留了一块铜牌标明：当年莫扎特正是在此地弹奏羽管键琴并指挥了《唐璜》的首演。不仅如此，该剧院每年都会重新制作、演出这一剧目。在我到达布拉格时，满大街还张贴着最新一个版本《唐璜》演出的广告。
不过，布拉格市内最引人注目的《唐璜》表演还是那个提线木偶戏的版本。布拉格国家木偶剧院始终以《唐璜》为保留节目，自1991年开始，迄今已经上演了超过2500场。如此密集的表演几乎掩盖了另一个事实：1791年，莫扎特那部失败的歌剧《狄托的仁慈》也是在这个城市首演的。当时他虽然也住在和谱写《唐璜》同样的别墅里，但时间的紧迫已经让他没有精力再去顾及美酒、美食乃至恶作剧。
回想起来，布拉格、维也纳以及巴黎这三个城市对莫扎特的歌剧的偏好颇有些有趣之处：布拉格专宠《唐璜》(毕竟这也是莫扎特当年专门为这里写的歌剧，同一作品拿回维也纳上演就遭到了惨败)，维也纳看重《魔笛》(虽然维也纳的音乐界上流当时认为这部作品粗俗不堪)，巴黎的歌剧院上演得最多的是《费加罗的婚礼》和一部如今几乎不在莫扎特的歌剧代表作之列的《人皆如此》(不过，在法国专门以歌剧为主题的一个电视频道里，瓦格纳的作品播出的机率远高于其他歌剧，这很像法国人倒腾电影的风格：自己省钱拍轻喜剧片，费钱费力的大片都从美国引进)。
电影《莫扎特》中有过一段用《唐璜》为主体、加上莫扎特其他作品选段篡改的胡闹剧。我相信这种描写并不夸张。在当时人看来，这种“改编”和如今作为旅游项目推出的那些提线木偶歌剧没什么太大区别，对作曲家本人都是一样的尊重。所以，把一次有关莫扎特的旅行暂时结束在木偶剧场也不失为一件坏事。布拉格一家最著名的木偶学校的招生广告在一开始就很严肃地声明：“一个提线木偶就是一个活的艺术品、一件会活动的雕塑；它是对往日世界的无尽重现。赋予它生命的是它的创造者和那些已经被可悲地遗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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