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勤勤恳恳、坚决贯彻教练意图的一个球员。

　　　　　　　　　　　　　　　——摘自傅教练训练手记

　　国立在明星队里的任务是宣传策划，属于队委会成员。

　　第一次正式比赛在南京，明星队以6比4战胜了江苏新闻记者联队。据说国立一直把这种兴奋的情绪保持到回北京。确实乐大发了，开车没留神追了尾，顶在人家后屁股上！他忙从车里钻出来，脸上笑得跟一朵花似的，一看是他，人家也没脾气了，说：“嗨，是‘皇上’啊！你怎么撞我呀？！”

　　“这不是我们队赢球了嘛，高兴……”

　　“你高兴也别撞我呀！”

　　“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修车去！”

　　“算了算了，我自己修去吧，您以后注意点儿……”

　　“谢谢！谢谢！”

　　……

　　大家平常见不着面儿，见了面儿就逗。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踢球，国立刚上场就受了伤，被对方踢中了下体。下来大家都关切地问国立踢在哪儿了。他说：“好嘛，踢在‘世纪工程’上了！”

　　蔡明马上“悲天悯人”地说：“我就可怜邓婕，这下子得守身如玉了……”有人“揭发”小戴娆很喜欢国立。国立笑道：“你们不知道，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戴娆。”然后故意叹了口气说：“但是我们年龄的差异太大了！”戴娆做“小鸟依人”状：“没关系，我年轻，可以等……”国立又开始给大家说段子：“有一次文工团上岛给战士慰问演出。夜里，一个女文工团员要上厕所，害怕，就央求同屋的跟她一块去。二人出了屋子一看，四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而厕所离屋子得有一箭之地。二人便决定，就在门口一棵树下‘解决’吧。第二天起来，出门一看，咦，怎么门口那棵树不见了？心里犯嘀咕，就问连长。连长说：‘啥子树哟，这方圆百里连棵草都见不关着！’

　　‘……那，昨天，门口这棵树……’

　　‘咳，那是怕你们害怕，给你们加了个岗！’”

　　国立就是这样一个让大伙喜欢的人，明星队所有的人都说他好。

　　邓婕：好多人跟我说，邓婕，张国立怎么火成这样，我说他应该得到这一切。他为什么不可以有今天，这才是对的，要是没有今天我才觉得不正常呢。他演戏特别有潜质，该怎么表现，都特别清楚。我就是糊里糊涂地演戏，对自己的感觉没有把握。他是既能把握角色，又能把握自己。我特别佩服他这一点。

　　张伟进：我眼里的张国立就是一个老大哥的形象，人太好啦。我入明星队完全是张国立一手操办的。那次在一起聊天，就提到入队的事。他说我帮你吧，你写个决心书就行啦，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不到一个月就帮我办成啦。没有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是一个特实在的人。

　　戴娆：张国立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很优秀……这话别让邓婕知道……哈哈哈！在戏里我“嫁”给他两次，一次是在《慈禧西行》里，国立演一个七品芝麻官，老佛爷最喜欢他了，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宫女赏给他了，我就是那个宫女。第二次是《康熙微服私访》，邓婕演贵妃，国立演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每一集都会遇到一个女人，我是第四集遇到的一个民间少女。帮他破了案，立了功，最后让他收进宫了，国立让我服的就是他的工作态度，对朋友的态度和对邓婕的态度。我喜欢邓婕跟国立两个人的那种感觉。他们俩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互相包容。所以说如果哪个女孩喜欢国立，想把国立和邓婕给拆了，根本不可能！

　　国立非常忙。就像葛优说他似的：“……你丫又导又他妈演，又做制片人……”下面的话没说出来，估计也是“你丫累不累呀”之类的话。几个月以后，国立进“牛棚”接受第二次采访，一看“哭墙”上有邓婕，就帮作紧张地问我：“邓婕为什么哭？她为什么哭？不是因为我吧……”我卖个关子：“你想想吧，怎么对不起人家了？”

　　张国立：其实我跟邓婕好的时候，是她最火的时候，我依然是一个儿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男子汉，不能“掉价儿”的那种感觉。但是邓婕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潜能的人，所以为什么说我对邓婕心存感激哪。我当时在四川，在全国一点名儿没有。那时候她已经红遍全国了。我有时候会跟邓婕生气，我觉得她不如我用功。我说你看人家张艺谋，脑子里除了电影什么都没有。邓婕说，你要做到那样，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搞影视的人真应该是这样。就一个窝，其他什么都没有，回来一倒，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儿还是电影。我不能没事干。一没事干我就乱了方寸。最近我歇了两个多月，人也胖了，脸也膀了。说这个时候在家里看看书吧？还看不下去。说再忙的时候，坐飞机那空当我都能把书看了。

　　人到中年，精力和体力，对家庭的热情，对工作的冲动，对一切的热爱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人生这个时候是非常难渡过的一个时期，包括身体各机能都会感觉到衰老了，又老头疼。这段日子很难过，有时候会莫明其妙地发脾气。我们家经常是我在发脾气，不是邓婕。我发起脾气来会很不讲道理。“噔”就出来了，过后一想错了，错了我也不会认错的，典型的“鸭子死了嘴还硬”！但是我跟邓婕讲过一个理论。可能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给自己找台阶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讲了一些我心里话。我说，我在你面前是最松弛的。所以你不要认为我是故意的，如果我不想跟你在一起过日子，我完全可以跟你直说。我现在这样，可能是因为常年工作的压力太大，或者是一种更年期早到。你千万不要想，张国立现在有名气了，所以脾气大了。你要这么想就太错了。邓婕开玩笑说我是“成功男人综合症”，跟克林顿一样。

　　跟邓婕在一起，有自由的一面，也有不自由的一面。自由的一面就是她大气。不自由的一面就是她太聪明了。其实她最懂我。我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我也有异性朋友，但没有达到“密切”程度的。因为不敢。怕对不住人家，也怕对不住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有没有“摄制组”现象？邓婕心里一定明白，张国立肯定有！但她从来不问。这就是她既聪明又大气的地方。不说这个行当，任何一个职业，跟一个异性接触时间长了，和他(她)之间总会有一种感觉，一种在自己配偶那里找不到的感觉。工作中会遇到一些异性喜欢我，我对感情非常敏感。但当别人向我表白的时候，我只有装傻充楞，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心特别重的人，是非常走情的一个人，有的女孩子甚至说我，你不像个男人！我只能打哈哈。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爱上一个人的话，一定是一套枷锁。我不愿意任何人觉得我对不住她。我甚至特别害怕女孩子爱上我。我尽量把握这个度，不往情上走。因为我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责任。我在意一切，在意自己的名声，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像我和牛哥这岁数的男人，现在让我们犯个这种类型的错误，你放心吧，难啊！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一个量和度的问题。爱情永远是一种冲动，因为冲动才有爱情。根本没有永恒的爱情。那种冲动和瞬间的东西，作为一对异性来讲，有这种可能。两个人一认识，几天上床厂。这是他们爱的结果。过了，过了就过了。但是这个男人和女人会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再发生，还可以再发生。再发生还是爱。爱是冲动，情是永久，希望是永恒。但这种永恒太难得，可能是没有。人不可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敢说起码是99%的人不敢讲真话。

　　上次我谈得太理性。我是一个极其谨小慎微的人，表现出来是一种不自信，很累，最大的累就是自己感觉不真实，因为你不能真实了。老那(那英)在电视台门口跟人家吵了一架，她那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那英，不可能。所以我们都觉得做名人累，但为什么还要削尖脑袋做？你干上这一行，就是争名逐利，关上门就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是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在乎自己，就是因为在乎自己，才可能去做很多并不愉快、并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我有时候不会调整自己，比如前些日子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的非常好的一个“发小儿”，从美国回来以后，投资作教育，成立一个“重庆美视电影学院”。我是校方董事会的主要成员，7个校董之一。只有我一个人是出身于艺术这个行当的，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我来做。实际上这件事情很费精力，但我非常爱干，经常跑到重庆去，乐此不疲。一天跟几个朋友讨论电影学院教学大纲的事，很晚了才出来吃饭。旁边有一桌人在喝酒，有男有女。其中两个女孩走过来，喝得醉醺醺的，一下子趴在我的肩上，“张国立，我们跟你照张像行不行？”我说，“你先让我吃饭行不行？”那边就说了：“有什么了不起啊，捧你就是明星，不捧你狗屁不是！我听了特别想爆发出来，但是我又觉得我不能这样做，就没说话。那几个人一直在骂我，北京来的这几个教授听不懂四川话，我却听得很明白。我就一直忍着，那顿饭就没怎么吃。他们打车走时集体喊了一声：“张国立，没风度！后来几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高兴？我就跟他们讲了。他们几个特别生气，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不用出面啊，我们去跟她们理论啊！实在不行就跟她们打一架。那天我特别不愉快，成名之前是你自己，成名之后就不是你了。往往这个时候我特别想让真正的自我站出来，我不跟你照相又怎么着了？你骂我我也可以骂你。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社会公众形象就全完了。

　　当然这种现象是非常少的，很多观众对我都很宽厚的。这回在台湾拍了一个电视剧，报纸上“臭”了我一把，说老百姓不喜欢他这样演戏，张国立怎么能演这样的戏呢？第二天又登了一篇反驳的文章，说张国立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演戏呢？为什么不能演这样的戏呢？我觉得媒体对我特别宽容，对我挺关爱的，虽然一褒一贬，我心里还是挺好受的。

　　其实我特别自卑，从小就自卑，老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当年我父母在青海修铁路，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我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被送到了奶奶家。我是跟着奶奶在天津和北京长大的。因为我的户口是随着父母走的，所以奶奶家没我的户口。在那个困难时期，买什么副食品，像糖啦鸡蛋啦什么的都得凭本供应。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黑人黑户”。由于奶奶在这个家族里是至高大上的，因此这家那家的都给我们送。吃的时候奶奶就给我灌输：这都是人家给你的，人家省下来的，你要记着人家。使我从小就牢记，我受恩于人，受恩于这个家族所有的人，当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家里哥哥又不接受我。因为一直跟着奶奶长大，有点娇生惯养。奶奶那么多孙子，最疼我，不让别人碰我。谁碰我，我就吱哇乱叫。等奶奶一走了，他们就该收拾我了。我特别怕他们，觉得没有依靠。这种自卑一直带了很长时间。赶上“文化大革命”，父亲又成了“走资派”。在学校里就不招人喜欢，连“红卫兵”和“红小兵”都不能入。

　　我参加工作也非常偶然，本来是给哥哥的一个名额，哥哥当兵走了，我就顶着哥哥的名字上了班，去了以后还不敢暴露，心想如果让人家发现就得把我轰走了。我被分在工程局，这是最基层的一个单位。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修路基、打隧道。架桥梁，然后把铁路铺上。那年我16岁。

　　父亲当时关在“牛棚”里。本来上班前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到了单位以后，知道父亲是个当官的，可平常又见不着他。后来当我翻了几架山，走了好多路去看他的时候，又发现他在烧锅炉，我心里就怕的不得了。到了单位也不敢乱说话。老是处于这种状态。从来没有扬眉吐气过。但是压抑的东西总想爆发，于是在当工人那年就打过两次架。过去我从来不敢跟人打架，哥哥没当兵之前在院里是孩子王。我哥一走，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们一个铁路家属大院，几百户人家，分东院西院，我们家是东院的。东院的孩子头就是我二哥，他打平了西院，在整个大院称王称霸。我哥哥一走，这把“交椅”应该交给我了吧？没两天，“江山”就让西院给收了。小孩们都说，你瞧你哥在的时候什么样，你哥一走，咱们东院就完蛋了！

　　两次打架原因也很简单。一次坐着敞篷车去上班。他们就在我后面，这个打我一下，回头找不着人；那个打我一下，回头又找不着人，我就急了。那时候上班都背着六节电池的手电筒，很长。我摘下来，“咣”，就把一个“工人师傅”脑袋给开了！受了很严重的批评：你爸是走资派，你敢打工人阶级！还有一次，我去看我爸，他正在烧开水，开水半天烧不开。这时候旁边有个“造反派”就骂他。我急了，拿着通炉子的大铁条子就要去扎人家。我父亲就死死抱着我，说千万别再给你爸惹祸了！我问过他一次，“爸，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是不是走资派？”父亲不论话，眼泪流了下来，我从来没见过他流泪。后来他说，“你早晚知道你爸爸是一个好人！”这事又把我刺激一下，我就觉得这事我不该问。所以我老觉得自己很笨，经常犯错误。什么事情总干不到点子上，老惹祸。

　　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晚会，我演王洪文。“王张江姚”嘛，我应该第一个出来唱。结果我后面演张春桥的演员先上台了，感觉到过门儿不对，赶快又下来了。这下把我搅和乱了。该我唱了，我唱不出来了，忘词了。没办法，我鞠躬.让乐队重新再来……还有一次，演出完了有一个大型的宴会，一个一个介绍演员。那时候我已经演主角了。介绍到“张国立”的时候，我一起身，脚底下一滑，我一跤就摔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就一直钻在底下，不敢出来了。饭都没敢吃我就跑了，我真是觉得我好笨好笨。现在想起来我都害臊。

　　修了一年铁路，我被调到了文工团，那年我17岁。从工程局调出来，没那么累了，本来挺好的，可是在工程局我是工人，有48斤半的粮食定量。到了文工团转成干部职称了，定量才27斤。这一来我就吃不饱饭了。我跟单位领导提出来，要求回工地去当工人。领导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吃不饱。领导就跟团里的老同志讲，这孩子吃不饱，想回去，但是我们应该留着他。这一来所有的同志都给我送粮票，我的粮票一下又吃不完了。又觉得是受恩于人家，老觉得欠人家好多好多情。我想，可能就是我这种经历造成了我这种个性。我觉得一切都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子，我应该比现在还好。工作起来，我有条有理，再累，我能看书，我能安排其他事。我一闲下来什么都乱。我觉得工作可以让你排遣一切，可以让你不去思考别的内容，乱七八糟的事。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自从我干上这个工作以后，我对我的工作非常热爱。而且前边总有目标。

　　我对名利已经看透了，特别是从南极回来之后。1988年年底，我拍完了《顽主》，就跟中国考察队去了南极。那是中国首次派南极考察队去南极建中山站。因为太阳黑于引起的气候反常使南极的冰站发生爆炸，大块的冰山就顺着海的冰盖的斜坡往下溜，溜下来就拱起一座座的冰山，把破冰船也撞破了，船被卡在冰峰缝中间，怎么也动不了。前苏联站、澳大利亚站和日本站派收音机来巡视后说，你们这个船3年都动不了。你们只有弃船，然后上岸，分散到各国的考察队去，渡过这个冬天，以后再说。

　　当时要求科学家别撤离，新闻组只留下6个人。说你们的摄像机不能停，要把情况随时拍摄下来，好向祖国汇报。直升飞机就悬停在甲板上，你们随时把拍完的录像带放在直升飞上，要一直坚持到沉船。咱们的电影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面临危险某个人站出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留下。另一个人也站出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留下……当时组织上就这一句话：共产党员留下，船员留下，科学家全部登岸。要保庄科学家。我跟他们说，我不是党员，也不是船员，但是我要求留下。因为我是这个摄制组的负责人之一！我是惟一一个不是作为党员、船员留下来的人。

　　每一天都面临着死亡，你想像那种感觉，冰块一下子就把你给挤碎了。连那么大的破冰船都能挤碎了，就别说人了。旁边的大冰块挤得船“咔咔”作响，根本无法睡觉。我每天扛着一台摄像机，把变化随时拍下来。拍完一盘就把带子放到直升飞机上。所有上了岸的人，没有一个人去休息，都站在能够看到船的地方，我拿着照相机跑到船尾部，那儿飘着一面五星红旗。我就把后面的冰峰和红旗一块儿啪下来，心想，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张照片了。那时候，就叫置生死于度外了。

　　20多天以后，由于风向的转动，冰峰的涌动，奇迹出现了。正好在我们船前头出现了一条十几米的大缝，我们的船马上开足马力，用了七八个小时，才开到了安全区！一个没有死，全活下来了，所有人都在流泪。我没有流泪，而是特别理智地拍摄他们这些激动的场面。建站以后，白天要干活，晚上要拍摄。因为南极没有黑夜。按照时间来讲，我们白天在干活，晚上在拍摄。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挺下来了。那时候，什么活都干。从建筑，到钣金工，到电焊，到混凝土浇注，到开雪地车，都干过了。春节期间与国内通话，大家都在流泪，我还是没有流泪。那天宣布建站成功，第二天就要辙退。如果不辙退，南极的冬天一到、我们就出不去了。升国旗的时候，我流泪了。这个站是我们中国人亲手建军起来的，我觉得，能到这里的中国人并不多。我们一直在讲一种精神。我在想，什么叫精神，就是你心里有祖国，那时候国旗和国家的概念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回来以后，我是10个新闻组中惟一立二等功的。

　　经过这一次风风雨雨之后，我感到人生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时候不能用语言来描述。在南极，那么苦那么累，中间只有二三个小时休息的时间，我会经常坐在冰山上，拍摄那些企鹅，安静得能够听到自己血压的声音，心脏跳动的声音，那种感觉、是我一生的财富。

　　从南极回来以后，我不像以前那样在乎名利，不在乎你我之间谁吃点亏，好像有点儿顿悟的感觉，但是如果现在人家问我，演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还敢说，它是一个争名逐利的职业。因为你做这个行当，如果不争名，不逐利，你就没有动力。这个行业里，没有“老黄牛”，只要在演艺界，你就应该闪光，很多人都说我是“工作狂”，可能是指我工作起来不顾一切。但是我身上又缺乏那种“霸气”。

　　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又演又导。原来我不愿意这样干。但后来又觉得自己身上有这个量，还是释放出来为好。当然非常累，如果不是因为有兴趣根本撑不下来，拍康熙第二部的时候，我自己又导戏又演戏，还穿着那么厚的戏装。过去不拍我戏的时候，我可以把服装脱了歇会儿。后来我连脱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一天到晚就后着这身“皇袍”。然后去看分镜头，跟人家说怎么拍，别人给我站个位置，我再去演，演完了以后再看回放。在现场，我上厕所，组里就得停下来。所以我上厕所全都跑着去。导演、主演都不在，人家怎么拍戏呀？一天一天地工作，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

　　回到家里有一个半小时做第二天的准备工作，这是雷打不动的。你必须准备第二天的工作，因为一个摄制组准都可以乱，只有导演不能乱。准备完了以后立刻吃两片安眠药，赶紧在15分钟之内人睡。睡5个小时第二天起来又是一天。我就这样撑了半年的时间，我觉得也挺好。整个半年我头疼病就犯了两次，可一没事我头疼病准犯，我就这命！还特别怪，说明天他们去转场，导演在家准备，说多睡一会儿吧，躺一天，准头疼。邓婕说，有些人就是为电影而生的，比如张艺谋。你是为什么而生的？我说，我就是为电视而生的吧。一天没做事，就觉得一天浪费了。而且特幼稚，今天睡觉睡得少，觉得生命比别人延长了。别人睡觉了，睡觉跟死了一样。我没睡觉，我活着呢，我还做事呢。

　　我希望死的时候特别痛快，“当”的一下就过去。我特别害怕让我躺在床上，如果我脑子还不死的时候，我就太痛苦了。我的脑子闲不下来，那段时间那么累，我晚上睡觉还做梦。我22岁的时候就犯过一次病，一夜之间头发就掉了——鬼剃头。打针吃药两个月后开始长白毛。人家说二十几岁的孩子不应该，你是神经极度衰弱。晚上经常眼前会出现许多怪异的画面，老是觉得眼前突然有个人走过去了，你说怪不怪？那时候没害怕，头发悼了有点害怕，因为还没有女朋友呢。

　　我现在不愿说我爱读书啊，爱看报啊，为什么？因为我做过了。我觉得是必须的。那时候我可以端一杯水，拿一个馒头，在资料室里一坐就是一天。有一个老师给我列了一个书单子，我看了很多很多书。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动人的道理。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个展示全人格的职业，你这个人什么样，都会在你所有扮演的角色中体现出来。所以我老想把我心里阴暗的东西排遣掉，因为很可能会带到你的角色中去。

　　我还特怕人家说我和邓婕是“影坛伉俪”，就觉得特别不自然。弄得你要做给别人看了，这东西就太刻意了。这个东西何必再炒，没有意义呀，点不对。我不太爱跟记者谈这个，你在外面就是顶了天了，回家还不是过日子？两口子的事就这么简单。谁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要到了那步，写写，成。

　　注：《中国明星足球队内部档案》一书由“刘肃儿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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