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情节剧(melodrama)在严苛的评论家眼里本是充斥着巧合与偶然事件的滥俗哭片，登不得大雅之堂，但也有导演能利用情节剧反映严肃的种族、社会问题，从而使其影片跻身影史一流作品之列。约翰·斯塔尔(John M. Stahl)和道格拉斯·塞克(Douglas Sirk)便是这般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导演。两人前后相隔近三十年，改编同一部小说，均成为杰作，这在好莱坞历史上也不算多见。
女作家范妮·赫斯特(Fannie Hurst)作为20世纪前期美国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原名《糖厂》(Sugar House)的小说《春风秋雨》(Imitation of Life)是她前往加拿大旅行的途中突然迸发灵感一挥而就写成的，1933年出版后很快受到好莱坞瞩目，环球公司和导演约翰·斯塔尔当年便把它改编成电影，与原著一样引起热烈反响。影片讲述的是两个孀居且分属主仆的母亲一起创业，在她们的生意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与各自的女儿却产生矛盾，一个感到母亲对自己疏于关心而日益反叛，一个不愿接受自己混血的种族身份，令作为黑人的母亲深感为难。
有别于当时其它的情节剧电影，斯塔尔执导的这部《春风秋雨》体现出超越时代的远见。单亲母亲经过个人奋斗在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别说在当时，即使今天也不多见。尤为重要的是影片对敏感的种族问题的处理，关于有色人种的身份认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可是题材雷区，好莱坞电影轻易不会涉足。电影所体现的开明倾向不仅受到保守的右翼人士攻击，便是自由派也颇有微词。
扮演混血女儿的演员弗雷蒂·华盛顿(Fredi Washington)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热心地参与民权运动，却因为在片中对黑人的态度受到有色人种的批评，她非黑非白的肤色在好莱坞本来就不讨好，这下令她的处境愈加尴尬。这件事也令好莱坞制片厂后来选择演员饰演混血角色时格外慎重，渐渐地都倾向于白人了，艾娃·嘉德纳(Ava Gardner)和第二个版本《春风秋雨》中的苏珊·科纳(Susan Kohner)就是如此。
1959年，时移势易，美国民权运动如怒涛翻涌，环球公司再次将《春风秋雨》搬上银幕，这是旗下导演道格拉斯·塞克在1954年的《地老天荒不了情》(Magnificent Obsession)后第二次翻拍约翰·斯塔尔的旧作，也是塞克在美国的最后一部电影，随着此片拍竣他告别好莱坞回到欧洲，此后四处游历讲学，并与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结为忘年之交，那是后话。
塞克的改编并不及前一版忠实原著，作为争议性社会话题的力量也有所削弱，但电影本身的艺术技巧却胜过老版。就表演方面而言，斯塔尔版本中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时年31岁，演绎人生经历复杂的女主角尚欠说服力，风头也被黑人演员露易丝·比沃斯(Louise Beavers)抢过。而新版女主角拉娜·特纳(Lana Turner)，这位结婚次数堪比伊丽莎白·泰勒的问题女星，一直试图摆脱米高梅强加于她的大胸女郎形象，彼时年近四旬，星途已近尾声，谁也没料到她继《冷暖人间》(Peyton Place)中饰演母亲首获奥斯卡提名后，再次出演一位母亲仍然大获成功，成为她好莱坞生涯中的“回光返照”。特纳接拍新版《春风秋雨》事先不取分文片酬，但言明事后收取影片50%的净利润，因票房出奇地好，这个数额达200万美元之巨，创下当时女演员凭一部电影收入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