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黄渤徐峥：三岔口讲不出的告别
《心花路放》中有场徐峥和黄渤争吵的戏，两个男人穿着浴袍，深夜在中国一座南方小镇的三岔口上，高唱“敢问路在何方”。宁浩、黄渤、徐峥，相识八年，合作四次。《心花》之后，宁浩要启动设想多年的科幻片；徐峥继续商业喜剧类型片尝试，《港囧》开拍在即；正在《鬼吹灯》剧组的黄渤则希望未来能停下来，做番人生总结，在其他方向寻找已逐渐失去的工作快感。三人似乎也站在一个三岔口上，面临各自的选择……
唐三彩一般的合作
不同颜色拼在一起才好玩
对于三人的关系，黄渤这样评价，“如果大家都是红色的，怎么做唐三彩？大家身上肯定都有不同的颜色，拼凑在一起才好玩。”
唐三彩中的三种颜色是在8年前开始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那时，黄渤第一眼中的宁浩像个学生，他是在被宁浩的一个朋友叫去《疯狂的石头》剧组报到时，看到宁浩的，“看一小孩子在桌子背后，别人说这是导演，再一看周围全都是小孩，感觉像是要拍学生作业。”
是剧组副导演给宁浩看了黄渤演过的电视剧《民工》，让他对这位校友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在那里面演了一个特别小的角色，我看了一场戏，觉得特别棒，然后就定他了。不过，实际上黄渤在《疯狂的石头》里饰演的黑皮角色，一开始是要被删掉的。只是宁浩后来考虑到，正反两方保安和小贼都是各两个，过于对称，才将黑皮保留下来。[详细]
互踩肩膀的友谊：傻逼就傻逼，不担心被笑话
《疯狂的石头》在当时获得的瞩目成绩毋庸赘言，从那时候算起， 三人结识至今已过八年。八年中，四次合作。分别是《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和《心花路放》。对于三人的这份难得的友谊，黄渤用“臭味相投”来形容，“没打开塑料袋之前还装一下，一打开都知道什么味了。”
“不装”也基于那时大家还都年轻，没被所谓的名气所累。“少了那些对师长的尊敬以及抹不开面儿、敢说不敢说，大家什么都可以聊，可以胡说八道”，黄渤说他在宁浩面前不怕变成一个孩子，“可以肆无顾忌，可以出洋相，我说的出洋相就是不怕丢丑，可能这个想法很low，low我也想试一下，傻逼就傻逼，就来了。不一定我这个点就是最终结果，可能给他另外的刺激。大家是互相踩肩膀的效果。跟别的导演，可能会觉得抹不开，担心会不会变笑话。”[详细]
相似的价值观：不做艺术家，为主流观众拍戏
虽然与第六代导演年龄相仿，但宁浩似乎从未被媒体归在那一拨人里。在刚刚成为导演时，他也拍过划分在艺术片范畴的《香火》和《绿草地》，但他的成名作《疯狂的石头》已被定义为“一部纯粹的娱乐商业电影”。此后2009年的电影《疯狂的赛车》让宁浩成为继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之后第四位迈入亿元俱乐部的内地导演。
相比宁浩，跨行做导演的徐峥在类型片上的诉求更加明确，他从不讳言自己想做商业喜剧的初衷，他所看重的两位美国好莱坞喜剧演员本-斯蒂勒和亚当-桑德勒，也都在商业喜剧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能收获名导邀约的黄渤，更不需要在是否迎合主流观众审美价值上多做纠结，他已被观众当成自己人，无论是接地气的长相还是经历，都已经赢得了主流观众的心。[详细]
八年后的三岔口：说不出的告别
有一个小细节能够展现三人的性格特点，黄渤常回忆拍《无人区》时，一个镜头拍完，宁浩永远是一副“一百个不满意”的脸。“宁浩对自己比较狠，他把处女座的极端表现的很充分，折磨自己，折磨别人，从中找到灵感与快感。”而黄渤跟徐峥合作《泰冏》时，却轮到他为徐峥纠结，“他永远是’过了过了、够了够了’。”
在性格之外，三人八年来对自己艺术之路的方向逐渐明晰，这种明晰也让他们相互区别。徐峥明确要做商业喜剧片，他想的足够明白，不会为此纠结。黄渤在演过众多商业片之后，希望在其他方向上获得创作快感。而宁浩会坚持他所定义的“作者型”创作，一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创作。就像他工作室logo那只“坏猴子”，它的“坏”，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坏”，是妈妈眼里的“淘气”，却不会超出主流价值的“叛逆”。[详细]
宁浩：《心花》是反类型片
在中国只有马云觉得自己不是撸瑟
徐菲：为什么一直强调《心花路放》是反类型片？
宁浩：我这个电影的颠覆程度远远大于《疯狂的石头》，这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电影，就是一个打着爱情结构反爱情的电影。虽然是两人上路的公路片模版，但我觉得公路片太傻了，所以我就给他改变了一下，并入一条线，成为双线公路片。很少公路片里有双线的，并入的还是爱情模版，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缘份的故事，会认为他俩最后肯定在一起。但最后发现，我原来逗你们玩的。他们俩在一起是三年前的事情，你之前认为那是药，实际上那是毒药，是害你生病的那个人。我其实是在过程中给观众建立希望，然后到最后告诉你，妈的，给你一个大嘴巴子，那不是希望。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告诉你说，你失恋了，那你就开启一段新的爱情吧。我告诉你开启新的也是扯淡，开启不了，开启的永远是痛苦。
徐菲：除了形式上，在艺术表达或者在价值观上跟以前的片子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宁浩：没有什么变化，我的价值观早就形成了，都是主流价值观，我这人这么主流，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都这价值观。只有方法论的微调，没有价值观的改变。
徐菲：如果按创作顺序来说，上一部电影是《黄金大劫案》，外界对这部电影争议较大，这些争议影响到你对新片的创作了吗？
宁浩：《黄金大劫案》是我职业化的选择。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是个职业导演。因为我是拍广告和MTV出身的，我不是艺术家，所以我有特别多的服务意识，就是我要服务于市场，而且每年要给市场出产品。但后来我发现观众对我的定位不是产品制造者，他们希望我是作者型导演，作品要有作者性。《黄金大劫案》作为一个产品来说，是合格的类型片，但观众觉得你不能仅仅拿出一个产品来。
徐菲：就是说观众感到了背叛？
宁浩：对观众来说，你是全聚德，你是做烤鸭的，你今儿怎么给我爆米花呢，我不需要在你这儿爆米花。市场跟你是有契约关系的，最早接受你不是因为你的爆米花，而是因为你是个作者，但是你突然不当作者，干爆米花了，那你这就不靠谱儿。这算是我作为导演的转折。那好吧，我明白了，你要的是作者型，那我就给你作者呗。但这个过程需要我去实验，我才知道你对我是什么态度。而且，其实作为职业导演来说过去你的选择权是很少的，你慢慢开始有选择的权利，这实际上跟电影环境发生变化有关系。
徐菲：所以你现在是认清观众对您的需求后，再为他们拍片？
宁浩：观众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有价值观探讨需求的观众，叫社会精英。一个是有主流价值观，而注重品质的观众，叫主流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观是主流的，他不探讨价值观存在，看中的是表达方式，你怎么表达。还有一类是最普遍的基本观众，他们最注重娱乐性。我一直都是拍第二层观众，我一直在主流价值观当中。像《黄金大劫案》就偏了第三层，第二层观众就会觉得，你怎么只拍这样的东西。当然第三层的观众就很开心，觉得很好。
徐菲：有考虑过为第一层观众拍电影吗？
宁浩：我就没想过。我觉得，中国还没到发展到价值观讨论的阶段。我们还在讨论老太太摔倒了要不要扶，所以，别讨论更复杂的价值观，宗教有没有用什么的，就别进行那么深刻的讨论，时机不对。
徐菲：在新片《心花路放》中，你觉得观众能够接受的表达是什么？
宁浩：我为什么拍这个电影，我觉得今天感情世界的不幸福，大多数也是因为我们的感情世界被“有用”这种价值观占据了。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一个价值观，都是需要成功的。你去看《非诚勿扰》就很清楚的表示了成功对于人的压迫。价值观太单一了，就只是成功。我们都在赛跑，马拉松只有一个冠军，剩下的都是loser，可能只有马云觉得自己不loser。我们在这种竞争和赛跑当中，觉得只有成功、有钱才是唯一价值。
徐菲：电影里对价值观的这种表达，也是你自身所焦虑的吗？
宁浩：我还好。我一直都还比较幸运，因为我一直都在挣钱。我既表达了我自己，还能卖一些钱回来。
徐菲：那当导演这么多年有过其他困惑吗？比如当年《无人区》被禁时。
宁浩：人生中就是不停有困惑，而且去解决困惑的过程，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没有人拿困惑出来撒娇，没有谁的人生是如意的。你要服从于整个种群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观。在任何社会种群其实都存在这种阶段性制约，所以你如何面对这个阶段性制约，并且在这个阶段性之内尽量地发挥你的积极作用，推动整体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
黄渤：三十亿票房没有装我口袋
“大家都是随风坠地的树叶”
徐菲：过去八年，从《疯狂的石头》开始，您拍了很多片子，非常辛苦，像打鸡血一样走过来了。你会每年给自己做总结吗？
黄渤：总结的时间可能不太有，这就是我的问题。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有危机感存在，不安全感造成的。
徐菲：不安全感指的是什么？
黄渤：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下一个片子要把它做得更好些，又来了一个这样的角色，我不想失去，我就想把它弄好等等。这个过程就是一直低着头走，走着走着到半山腰了。工作太忙了，它已经摧毁了你的生活，一直说我们更好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是好好地活着为了更好的工作。
徐菲：这是全中国人民的状态，不单是您一个人的状态。
黄渤：对，我想明白了，我就想转变一下。（追问：希望大家像你一样想吗？）别，那GDP就不往上走了。
徐菲：这个转折点是怎么发生的？
黄渤：也没有特别的事。就是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开心起来。比如以前别人一个表扬、一个动作、一个戏，想通了一个桥段都会无比的兴奋，现在比那时候的快感更难获得。我现在要想清楚要拍一个戏的目的是什么，是证明一下自己是个好演员，还是再多增加一点票房积累，还是真的就需要工作不能停下来，这些好像都不是，那你去拍一个电影的原因是什么。
徐菲：职业进入疲惫期了吗？
黄渤：以前觉得我不信这个我弄不了，我觉得肯定能行。慢慢再确定、再推翻、再怀疑、再琢磨那个过程中你会觉得无比快乐，慢慢到建立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满足感，但是慢慢的这些东西变得已经不是那么难的时候，慢慢你演得好是个自然现象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愉悦感了。
徐菲：都是三十亿票房的影帝了。
黄渤：三十亿也没装我口袋里，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比那时候更穷一些，一瓶不满半瓶晃荡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它会让你有不断的进取心、创造力跟探索的精神。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快学会的时候是最兴奋的，没事就愿意拿着自行车骑，特别好。你真的天天骑着去上班，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徐菲：岁数的增长会加重自己的危机感吗，要抓紧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黄渤：我反而觉得应该松下来了。你再做你一辈子能做多少事，一个人书写了中国电影史的三分之一？没可能。大家就是随风散落的一片小树叶，在坠落的过程中舞动的精彩一点或平稳一点各自选择，最终都是掉在地上。
徐菲：这一次推出的个人套票相当成功，对电影观众而言，至少你现在是购票保障。
黄渤：那是大家对我的抬爱。其实做这个套票初衷很纯粹，就是回馈片方回馈观众，而且也是怕一个档期看三次黄渤，大家不乐意。那我就自掏腰包，请大家去电影院看我演的电影。更多是希望三部电影都能有好的成绩，都是我的作品，我对三部电影都投入了很多。而且我觉得“黄渤套票”是一个尝试，证明演员除了演戏，还是可以为票房贡献更多的。希望有更多更好玩的点子冒出来，帮着中国电影的票房这个大蛋糕越做越大。
徐菲：假如，观众不太能接受您演悲剧角色的话您还会去尝试吗？
黄渤：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的认定，当然这个不能对观众不管不顾，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弄好其他的不管。毕竟电影本身还是有它的娱乐属性在的，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点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说抛弃不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有的是自己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得给自己一个答案，这些是自己觉得做得有意义的东西。
徐菲：是什么让你跟宁浩、徐峥在十年来一直是好朋友？
黄渤：大家审美比较接近，但是在一些观念上可能并不一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创作的契机，如果大家都是红色的，怎么做唐三彩？大家身上肯定都有不同的颜色，拼凑在一起才好玩。
徐菲：回顾这十年觉得两个小伙伴变化大吗？
黄渤：宁浩以前是一个比较容易愤怒的人，现在慢慢变得相对松驰了。我们都一样，以前比较喜欢亮锋刃、刀尖，但慢慢发现那些锋刃都是花活儿、小聪明在外面，大内里的东西想清楚了，那是整个刀的份量，那个可能更重要，现在反而会把刀刃反过来，用刀背，力量可能更大一些，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锋利。徐峥是从未成年到青年的一个转变，意气风发。
徐峥：演不到的电影自己导
“突然理解周星驰的焦虑”
王玉年：发布会上听你跟宁浩还聊，想让黄渤导个电影，你们俩来演。
徐峥：这事不看我们两个人啊，要看黄渤了。你要拍一个片子必须是有革新，有主导，这个主导就是导演说我要做这件事情。如果黄渤要拍一部电影必须由黄渤来主导。黄渤因为演戏演的太好了，使得他没有必要非得自己来做这个主导。这就是他的优势，他可以在同样单位时间内做更多事情。导演要做一个片子，像我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一整好几年时间进去了，断断续续的，我推掉多少事儿啊。
王玉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找黄渤呢？
徐峥：因为大家觉得黄渤演的好，大家认为他表演接地气，可塑性强。我的可塑性没有那么强。如果一开始就有很多导演找我，我肯定没机会去自己导。我就拍周星驰的戏去，多好啊，难道这不是我最希望的吗。我可以用三个月拍完一个戏，我何必用三年去自己导。你是更愿意跑一个马拉松还是跑一个短跑，演员都是冲刺型的，100米冲刺，最闪光，跑马拉松你很难记得住哪一个明星。
王玉年：可当导演还是能找到和当演员不一样的high点吧。
徐峥：当然是不一样的high点了，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出发点，当别人问我是谁时，我一定说我是演员，我导戏也是为了让自己演戏，我是演不到自己想演的那类电影才自己导的。我如果身在好莱坞，有那么多编剧，我何乐不做个本-斯蒂勒、亚当-桑德勒。但最后你看，本-斯蒂勒也自己导，亚当-桑德勒也自己做制片人，都得是个起头的人！可现在当我编好、把所有剧组全安排好以后，没那么想演了。我突然很理解周星驰，因为如果你光导，你只要承担这方面压力就可以。你再去演，还有一部分特别生理的压力，会让你很焦虑。因为你要用自己的形象去演出，也是一部分负担。
王玉年：所以说当导演是迫不得已。
徐峥：也不能说只是迫不得已，每个人有自己的命数，你的轨迹就是变成这样，我得尊重这个命数。当然在这个命数里你可以有一些选择、改变。比如我想好了，哪一部电影拍完以后可能就不拍了，回去当演员。
王玉年：《心花路放》是类型片吗？
徐峥：它本质上有点类似于《杯酒人生》这样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以后的方向，因为国外做纯粹类型片很多很多年，反复摸索，在一种不纠结的情况下反复去做，等这个市场观众全部成熟了以后再说我怎么样提炼一个更高的主题。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醉乡民谣》这样的戏算什么类型，其实都是传记类型。人物传记可以很丰富，跟着一个人物走，看他在一个阶段一段历史，维度是很大。在商业模式可操作的情况下，有很深挖的主题和历史。我们在人文这方面的电影太少了，一旦有机会，就很容易做成艺术片，实验性会很强。而不是在类型和观众熟悉的故事模式之内去做的这种片子。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宁浩对类型片的研究比较熟了，我其实还是在做比较标准的类型片，但宁浩不会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类型的，他肯定要加上别的东西。《心花路放》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也想做成很现实主义的感觉，这种方式不是以往一个正常喜剧的类型，但其实这种类型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形态。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我们好像一表现爱情就变成是那种小妞儿电影。
王玉年：宁浩的电影是拍给知识分子看的吗？
徐峥：知识分子看得懂，不是知识分子的看了也能乐。我觉得可能老宁还是蛮想企及这种方向。他在寻找城乡、城市农村之间的讽刺感和荒谬感。
王玉年：《心花路放》里的双线结构，被宁浩认为是最大的颠覆。
徐峥：他这个结构设计的很好，很巧妙，我刚开始听到这个结构的时候觉得太绝望了。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现实吗，不一定要成功才是一种现实，失败也可以成为一种现实。两点相交那一刻，以一种完全不相信爱情的方式来表达，实际上这是我们所谓的艺术片的架构。
王玉年：你觉得电影该在哪儿结束？
徐峥：我觉得他想到这个结构的那一刻他其实是为了表达那个绝望的。我说这个结构很好，但好像不行，没有意义，你的传递可能性都会变得很小。如果黄渤没有碰到焦俊艳，没有后面给予希望的结尾，它会是一部艺术气息很重的电影，会有很深的荒诞感。但是加上那个结尾以后，观众更喜闻乐见一些，但是我觉得看得明白的人应该能感觉到宁浩的初衷吧。
王玉年：他在结尾做这样的处理，是因为当年《无人区》的被禁经历吗？那件事对他是个打击吧。
徐峥：我觉得并不是打击吧，而是说本身设定的心路轨迹被打乱了。本来我拍了完这部拍那部，这是想好的，突然不行，那我拍什么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章法上会有一些乱。很多人都不喜欢《黄金大劫案》，但我其实并不这么看，这部电影在工业的层面上，就是说我设一个题目，然后我要去做，直到把它一步步操作出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需要这样的电影。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差到那种程度。我反而看到他的好处，节奏的紧凑、镜头的运用，包括所有的制作工艺，是OK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骂这部电影。
王玉年：可能还是《无人区》被吊了太长时间的胃口，然后出来的是《黄金大劫案》，《无人区》如果在09年放的话，完全会是另外一个状况。
徐峥：都会不一样，我也不见得会导戏。（追问：感觉《心花路放》跟宁浩以前的喜剧片不一样。）宁浩不是刚刚开始出来拍电影的宁浩，环境不断发生改变。他需要有一个自我协调的过程，我觉得真正要能够做成一个事或者能够有成熟的表达，是在接受现实语境的基础之上，你非要逆水行舟，是自己没有梳理通。我在看《心花路放》时，觉得通了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宁浩再拍，他会更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