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不敢说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应该做这个事情。对南京大屠杀，很多人只是知道数字，知道这个名词，但这场浩劫的本身是什么，有几个年轻人知道？

张黎：《四十九日祭》讲述的其实是几组在日常生活中、在和平环境下不可能产生的人物关系，说的文邹邹一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正常人的另类生存经历。在非战争期间，这些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永远不可能聚在一起，连擦身而过都不可能，但这场仗把人越打越近了。

张黎：我觉得她在小说里也是尽可能地想让自己成为亲历者，和张纯如的作品一样，书里面的感触都是撕心裂肺的，而且她们是不太同意这是一个中国题材。南京大屠杀就是个世界题材，就是从1937年12月13号开始，这42天里面发生的故事，那么多中国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宰割，不是被屠杀，而是被虐杀。

张黎：那个不是加的，是史料提供的，是1994年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发现的电文。日本一直纠缠于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他们偷换概念，老是说人数不对。本来我们不应该纠缠于这个，但既然你谈到这个问题，而且我们手里现在有这么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那我就要让大家看一看。

张黎：主题还是我们说那句话，70年来日本以国家的力量来把这事儿给洗白了，而且他们洗得差不多了，这是不应该的。

张黎：提醒这个词说得很尴尬，这样的浩劫，而且就发生在不远的以前，如果还需要提醒，我觉得挺悲哀的。

张黎：我们请了大概五个美国演员，所有重要的日本角色也都是由日籍演员来完成的，我一直想对他们表示感谢。我们私下和日籍演员谈过一些他们个人对战争的看法，他们给我说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在他们小时候，他们的父母是不让他们看这些事情的，而且禁止他们谈论这个问题。这件事有趣在哪呢？他的父母不是告诉他这个事儿没有，是谎言，而是根本不告诉他这个事情，这就说明他们心里是明白的。我们里边有一个16岁的日本演员，他瞒着他的父亲来到中国出演这个角色，结果他父亲后来知道后非常不高兴。

张黎：我认真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白俄罗斯拍的《去看看》，这是70年代拍的，还有一部电影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拍的，叫《利迪策大屠杀》，不是学它们的技法，而是学表现力。《利迪策大屠杀》发生在4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村庄，有400多人被屠杀，以至于现在地图上也没有这个村庄的名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正常的电影，让我感到震动的是，战后捷克有很多年轻夫妇生下女儿都被取名叫利迪策（因为利迪策是个阴性词），他们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来纪念这个大屠杀，人家的缅怀是这样的。

张黎：我也看了一些，他们都是从一个侧面的角度切入，包括陆川的《南京南京》，他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写这场浩劫。

张黎：我想严歌苓的小说正好提供了一个南京平民的视角，讲述他们在那时遭受了什么，南京的老师遭遇了什么，南京的孩子遭遇了什么，还有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做了什么，这些西方人除了帮助伤病者、难民以外，他们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第三者视角。我觉得你们可以查查魏特琳，她37年回到美国，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几年之后她就把自己家拿胶布封上，打开煤气自杀了，因为她接受不了人类居然可以做出这样一些罪行。包括我们片子里的威尔逊医生，他给伤员做手术，刚缝合完，转眼之间又被杀死，你他想作为一个外科大夫，刚把一条命从死亡边缘救回来，马上又成为死尸了，他心里的感受得是什么样。

张黎：我觉得英雄是挺崇高的一个词，这里应该没有一个算是，包括戴涛，他只是做了一个军人应该做的事。

张黎：不光是我，我们所有的创作人员、职业人员，在拍这部戏的时候，都莫名其妙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种精神，大家每天都特别地沉闷，几乎没有欢笑打闹。进入现场后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呆呆滞滞地盯着前边，这种氛围是会感染的。当然，我个人也是希望演员可以亲身体会寒冷、饥饿、沮丧的感觉，我觉得人在这个状态里离老天爷近，那种冰死的感觉对完成戏份有非常大的帮助。

张黎：我觉得这个片子播出以后，改后的名字仍然会有很大的辨识度。它和电影不构成可比性，电影我看过几遍，它非常好，但是毕竟篇幅有限，人物关系不够，电视剧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展现。

张黎：嘉译可能你们看他的戏比较多，但是对他这个人不太了解，其实他身上带有强烈的诙谐感。现在看来，如果不是他演，我还真想不出别人会呈现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这个角色就该是他的。
嘉译的腰不太好，但他有不少奔跑劳作的戏，吃了很多苦。有时候头天拍累了，第二天早上他都起不来床，必须得在浴缸里泡半个小时，他的腰才能直起来，真是苦不堪言。虽然如此，但在拍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情况。后来我们拍挖地道的戏，那个地道的高度就一米四，宽不过80，进去以后很深，也没有别的出口，他就得那么待着，而且我们是在冬天拍的，里面潮湿阴冷的。

张黎：她我比较了解，她基本上属于那种认准的事情就会全心投入，完成度也会比很多人高。

张黎：我觉得演员嘛，首先完成的是角色，不应该有那么多杂念。《四十九日祭》跟原来电影版的主题不太一样，整个故事结构也不一样，包括人物的话题也不太一样，所以很难跟其他的人物去比较。她可能就是她吧，就是《四十九日祭》的玉墨而已。

张黎：我觉得首先她让我心里有数，她是个不但能够完成，也能够时不时给你惊喜的演员，这点很重要，你知道如果一个演员被认为能给导演或者给其他的演员带来惊喜，这会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张黎：胡歌也是你们对他不了解。我觉得他前面的路走错了，其实他是应该演这种戏的，他是个非常有表现力的演员，对角色的完成度很高。

张黎：当时学生的候选人也有几百个，最后选出的这几个都演得很好，比如说扮演苏菲的苏晓彤。歆怡我比较了解，可能沟通也比较多，电影版的书娟就是她演的，这次她的完成度也是非常高。我觉得这帮孩子有个优势在哪呢，她们没有那么多杂念，真的是去演，用直觉去演恐惧、寒冷、饥饿、愤怒、沮丧，比较直接。

张黎：我们当时不是没考虑到别的演员，也选了很多，但都是她的备份，最后发现还是她最合适，这个孩子张艺谋选得太准了。

张黎：景有一部分是，我记得教堂里的板凳是电影版留给我们的。

张黎：就是要往自己的心里去，拍戏嘛，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要做想做的事，愿意做的事，这样的题材其实不太多。我们就是想拍的不一定拍得成，但是尽量不去拍不想拍的东西。

张黎：一年拍不了一部，两年拍一部。

张黎：剧本是找不到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有好剧本吗给我一个”时，就特别像是在说“你有好儿子吗给我一个”一样。剧本是要一点点地做出来的，像养孩子一样养出来。

张黎：我着急啊，但着急没有用，好作品是需要时间打磨的。

张黎：用心做呗，以心换心。这也是一个专业能力的问题，同样一个故事，有人讲的流畅，有人讲的比较磕吧，我们尽可能讲得流畅一点，讲得深入一点，这需要时间，不能着急。

张黎：现在也在做一些关于电影题材的故事，剧本也在准备。

张黎：我不太清楚电视剧导演转成电影导演或者电影导演转成电视剧导演有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我觉得其实从专业角度来讲差不多。只是电影的票房特别具体，压力大。而电视剧只是收视率，不管怎么说，只要有电视台肯买，就没有那么大的具体的数字压力。

张黎：其实创作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都有一个评价，都有强烈的自审意识。我也知道中国的电视剧因为没有制度，没有电影电视法，所以所有电视台都是一个公共平台，但我不觉得因此就要对影视剧做过多限制，我希望如果有限制，也应该是大的限制，而不是个人的限制。

张黎：立法，分级立法，然后付费播出。

张黎：网络传播我觉得它今后肯定会替代传统媒体传播，三两年的事儿。

张黎：其实还是一样的，只是这盘菜是端在哪个桌上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