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长袍马褂、摇着漂亮折扇、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地斗嘴皮子仿佛已经成为老年间的事。能让我们记住的形象是热气腾腾的戏园子里侯宝林、郭启儒这样的一代名师活灵活现的表演。后来相声改良了，成为与人民生活更为紧密相关的现代相声，马季、姜昆、牛群、冯巩等人成为新相声的代表。再后来，相声演员纷纷改了行，要么混迹在电视台晚会小品队伍里说着群口；要么演电影的演电影，当县长的当县长。相声艺术的悄然流逝如同车轮碾过的尘土，任你飞舞沉浮，没人为之哀叹，就那么安静地差不多要消失了。惟有电台偶尔播出几段相声经典填补着快要亏空的记忆，让人想着相声还有曾经辉煌的昨天。

　　昨晚，在长安大戏院，来自台湾的表演工作坊为我们重新搭建了老式戏台，暗示着过去热气腾腾的相声园子，金士杰、赵自强、倪敏然、李建长只四个人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或风雨飘摇、或迷幻搞笑的生动场面。借助的手段主要靠语言和表演，再就是观众无比丰富的联想。当逗哏、捧哏的一胖一瘦穿着长袍、摇着扇子，一开口就闲言碎语地有来道去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你首先就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品尝着一件宝物失而复得的快意。《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以1900年和2000年这两个特殊年份为切入点，一个通过贝勒爷上台打断说相声人与他们共同说学逗唱为形式，讽刺了满清政府的一些丑行，也诉说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另一个则有点像台湾政坛的现代搞笑版，荒诞不经，却别有深意。无论在哪个时代中，人民都会清楚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并在岁月中寻找快乐。这种“乐感文化”支撑着普通人的生活，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看过《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之后，你也许会相信：穿长袍、拿扇子、斗嘴皮子可能又将成为一种流行的事。

　　作为说唱艺术范围中的一种表演艺术类型，相声似乎“不该”被纳入戏剧的范畴里讨论。在现代人的心目中，相声似乎也“理应”冻结在说唱艺术的框架里，当作过去式，供人尊奉。而在赖声川带领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中，相声成为一个合法评论时下社会议题的工具，在传统的基础上，彻底摆脱了相声在格局上的局限。让相声语言的魅力、演员的表演和通过现代手段制造出的舞台意境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喜剧境界。你很难说它是纯粹的相声，但它却实与传统相声一脉相承。

　　赖声川说，从《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我们就开始试图找回一些东西。那是一次蛮特殊的创作，以相声为工具以及主要表达形式。它试图传递一些讯息，关于这个混乱时代中，传承可不可能建立的问题。在台湾相声死了，而且死得之安静，让一整个社会都没有发现它悄悄地走了。当然不只是相声，许许多多传统艺术，不论是台湾本土或内地传过来的，都一样在日渐消失中。创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以及后来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目的，不是要挽回相声的性命，而是要借相声为例，说明更大的一种流逝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在快速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同时，生命中多少东西默默地在被淘汰和遗忘。我的注意力到了“相声”身上。也许是我学生时代爱听魏龙豪先生、吴兆南先生的相声唱片，出国留学时还特地把我喜欢的段子录成录音带随身携带。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听传统的北京相声，有一种绝对特殊，甚至荒谬的感觉：它极不搭调；它是压抑艺术表现及所有个人思想表现的时代中奇异的幸存者，既不完全属于这块土地，又不完全属于这个时代。但是在它的表演中，有着一种惊人而感人的精致度，在演出中，它仿佛创造出一个通往民族深沉组织的隧道，让我们看到那个深渊隧道中一个庞大的智慧和文化。

　　相声，不该被忘记。(本报记者满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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