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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旋风与海洋气候一起登陆中国，中国人没有吝啬他们的热情与金钱。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大卫·科波菲尔魔术的真相是什么样的？但我们不想在这里探讨他为什么可以穿越长城，可以让自由女神像、埃菲尔铁塔消失，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一个身价6000万美元的魔术师的成功法门。
毫无疑问大卫是一个老师，他神奇魔术的商业操作，教育了许多“中国学生”。
第一个学生:中国演出公司
大卫可能是中国演出公司最难对付的演出者。他代表的是美国文艺演出者中最专业、最商业、最一丝不苟的一个。
大卫1986年曾在中国做过电视魔术表演，那就是著名的“穿越长城”，此后，中国众多演出公司开始酝酿大卫的中国商业演出。十年间，大卫见证了中国演出公司的成长。2001年，大卫在广州举行过五场商业演出，今年，大卫在中国的广州、深圳、上海和北京四大城市安排了28场演出。北京保利文化艺术公司最后获得了大卫中国演出的举办权。
大卫宣称自己有“中国情结”，因为1986年的“穿越长城”表演曾令他的演艺事业再上台阶，但是中国演出公司付不起他要的高昂出场费：除了天文数字般的出场费，大卫还要求分得票房收入的50%，为此，大卫的中国演出搁浅了十年。十年前，大卫的魔术刚达到巅峰，其演出费用十年间基本没有大变化，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已令中国演出公司的实力和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于是大卫又来了。在去年广州演出中，大卫不再要求票房收入的50%分成。今年大卫演出的票房收益如何分配，保利公司没有透露，但事先表示：“不亏本已很满意。”演出公司称，一方面，大卫高昂的出场费以及繁琐的演出支持工作使演出成本惊人，另一方面，中国观众的消费能力令票价不可能过高：大卫的演出票价在海外可达三四百美元，在中国只在110元到690元人民币间。且中国观众对大卫魔术的接受程度尚有不可预见性。
虽然表演已结束，保利公司仍然对其收益紧守口风。但据市场观察来看，保利这次应该是不赔有赚了。
和大卫经纪公司的十年谈判使中方深感困难，而大卫背后一套庞大的商业体系尤令中方深感叹服。演出前，大卫的技术考察团要到中方考察四次，而其他的外方演出者一般是派一个人来看一次；中方每个演出地区都要提供一名专有的同声翻译去美国与之进行专门培训，大卫不仅要求沟通顺畅，而且翻译的语态和语调都要让他满意；他对挑选活动的赞助商也拥有否决权，他曾经因为不满意赞助商而取消了1997年的中国演出计划；大卫公司提供的技术附件有100页之多，而中方要提供完全的保密和护航……对大卫，中方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真少见”，还有一句就是，“学到了东西”。
对于保利公司们来说，辛苦和学费都是值得的，因为市场已经打开，束缚将越来越小，他们将迎来更多的大卫。
第二个学生：中国魔术师
据说大卫·科波菲尔引起了美国众多魔术师的嫉妒和憎恶，一个叫霍波·贝克的魔术师曾在报刊上对大卫进行造谣中伤，而在许多传统魔术拥趸者眼中，大卫过度依赖舞台道具和电视电影工具，背叛了魔术真谛，是对魔术的亵渎。的确，大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魔术师，换句话说，他是魔术师中的异数：他促成电视魔术的诞生和发展，搞出一套“多媒体魔术”，他频繁使用光电及其它高科技手段，还把摇滚乐和百老汇歌舞剧引进魔术，能把现场制造得高潮迭起，诡异魔幻。对于这个“魔术界”的“变态天才”，中国魔术师表现了他们应有的谦虚。
广州杂技团魔术师任维东向记者感喟：大卫的确值得中国魔术表演者研究和学习。他说，魔术作为古老的行当，在当今高科技的信息和媒体时代，一度走入低谷。无论在中国还是高度商业化的美国，都仅是艺术市场上的一种点缀，绝不如电影、电视剧那样市场庞大，但大卫通过艺术和商业上的创新，把魔术带入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时代，制造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魔术的“重生者”。
大卫节目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和源源不断的创新，他永远在超越自我，永远不重复自己。他要让观众永远在想：大卫这一次要变些什么？这是魔术师最应具有但又总是缺乏的素质。
大卫生存的环境，是科技水平和市场经济都非常发达的社会，大卫作为出色的资源整合者，把魔术艺术与多种艺术手段以及高科技和商业运作有机整合起来，在目前的中国，显然缺乏中国大卫生存的土壤。
任维东是国内优秀的年轻魔术师之一，他是广州杂技团目前唯一还在登台表演的魔术师。他来自一个魔术世家，14岁开始学习魔术，他的父亲目前就是他的私人创作班子和道具制造公司。而他目前每月工资加补助只有人民币1600元，他补充说，在广州表演，每场100元，外地表演，每场150元。而他每年能够从团里领到的创作经费是5万块钱，这与大卫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道具相比，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目。他说，这样的财力和人力，要在魔术表演上有大的突破，要将魔术表演进行商业包装和运作，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个学生：中国演艺团体
对比广州市杂技团30年间在国际上取得的60多枚奖牌，杂技团办公场所的狭小、逼仄和陈旧令人不敢置信。对团长曹建平而言，办公环境不大体面还不那么令她头疼，她说，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团里的很多硬件设施都跟不上。马上要参加全国青少年杂技比赛，而他们只能到广州外语学院去租场地来排练，因为杂技团几十年没有一个正规演出场地。和她谈起大卫·科波菲尔，她说，不要说现在江河日下的魔术，即使看起来被荣誉光环包围的杂技，要实现大卫魔术的商业化运作水平也是非常困难的。
老团长李生生说起过广州杂技团的一次魔术商业化实验。那是在80年代早期，有位出色的魔术师梁毅申请承包了团里的魔术项目，他带领一批魔术师出去进行商业演出，收益与团里按比例分成。全国巡演的结果非常轰动。但在市场意识非常淡薄的时代，一些演员包括上级领导，反而对此看不顺眼，讥之为“江湖作风”。在北京演出时，由于节目设置了一个魔术抽奖环节，竟受到公安局的干涉，演员服装的“前卫”也受到上级批评。梁毅和他的同仁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自感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商业前途，便纷纷脱离了魔术圈。在中国，魔术近年已是江河日下，逐渐变成杂技的附庸，失去了商业演出上独当一面的能力。
与魔术相比，杂技长年在正统轨道中发展着。这些年，广州杂技团的杂技艺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准，但它的商业运作仍然缓慢而局促。团长曹建平意识到商业运作的意义，组了一套搞市场运作的班子，其中包括熟知演出市场的老行家、一批学广告、营销、语言的高学历毕业生。他们搞市场调查，开发“旅游杂技剧场”、“杂技村”等杂技商业项目，还广泛与国内外演出商和领事馆接触，争取更多的商演机会。但令曹建平尴尬的是，当一家公司向她的助手开出6000元月薪时，这已是杂技团付不出的高价，曹建平只能眼睁睁看他被别的公司撬走。曹建平意识到，制度瓶颈、作坊规模正限制着杂技团的发展。
一个怪现象是，杂技团的“市场运作”并不纯粹，争取政策倾斜和有关领导的支持，长年是杂技团的“运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近来，广州杂技团似乎有望摆脱困境：团址改造工程开始动工，经费已有着落，一个造价1.8亿的杂技魔术表演大厦已列入规划，只是大厦的筹资模式、产权分配、盈利途径都还处在讨论中。中国杂技魔术演艺事业发展的春天是否快来了呢？曹建平说：不是的。
“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再一个就是市场的问题，演艺市场没有被培育起来，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曹建平说。“中国人对文化的投入比例占总支出比例非常小，我们要在这个份额里分一杯羹是很困难的。”据悉，目前，到国外参加比赛和演出已经占据了广州杂技团大部分的精力。
当记者询问海外演出赢利状况的时候，曹建平说赢利并不十分理想，出场费没那么高，但肯定不亏本。大卫可以要求对演出票房收入五五分成，而曹建平连在什么地方演出，门票价格多少都记得不那么清楚。她有些歉然地说：“国际演出风险很大……我们很理解国外演出商。”
但显然大卫的成功给国内的魔术团体们不小触动：“大卫的成功令我们有了很多思考，我们也许应该包装自己的杂技、魔术明星。我们还应该运用更多的现代化手段，更多与传媒接触。大卫的公司同时推出多方面的魔术产品，比如书籍、声像制品、大卫纪念品以及魔术玩具，全部通过电子商务形式进行全球销售，这令我们发现了艺术的另一个空间。”
在外语学院租来的剧场里，记者观看了广州杂技团小演员排练的《柔术》，身着银白服装的演员像精灵一样，把身体的柔韧发挥到极致，美得令人流泪。
这样好的节目为什么只能停留在艺术欣赏角度被人仰望？为什么它没有很好的盈利能力？为什么我们的优秀艺术家不能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我们那么好的艺术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产业？是什么在令我们隐隐不安？这些问题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是大卫·科波菲尔老师给我们留下的课堂作业。(记者黄娜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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