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旬开始，上海话剧中心将带着《正红旗下》、《长恨歌》、《艺术》、《蝴蝶是自由的》四部大戏进京。这次《正红旗下》和《长恨歌》的编剧李龙云和赵耀民都是我国著名作家陈白尘的弟子。他们也是这次上海话剧中心进军北京的“杀手锏”。
李龙云和《正红旗下》
上个世纪之初，一部大气磅礴的话剧作品在上海正式公演，这就是由北京人艺的国家一级编剧李龙云根据老舍先生未完成的自传体史诗小说《正红旗下》改编的同名话剧。李龙云追忆这段历经十五个春秋的创作过程时说：“1985年，于是之老师找到我，希望我能够把残缺的《正红旗下》改编成一部剧作。嗣后近十五年的时间里，在于是之老师的帮助下改编经历几上几下，但最终却因为功力不济和想像力贫乏而宣告失败。1999年，在老舍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改编终于大功告成，故事从戊戌写到辛丑。遗憾的是，此时的于是之已经不能再说话，当我把手稿交到他手里的时候，心中涌起一种无边的惆怅……”
这样一部具有浓郁北京特色和历史厚重感的大戏，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接排，表现了他们的胆识和魄力。北戏南演，对所有参加该剧演出的演员来说都是个挑战；但每个人都演得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十分出色。2000年以来，《正红旗下》在上海已演出六轮，覆盖面也达到了邻近城市，江浙一带的话剧爱好者纷纷赶来上海看戏，充分说明热心观众对全体演员的支持和肯定。
李龙云说：“《正红旗下》的改编，可以算是我对老舍等前辈作家的回报，同时也是我对于是之等戏剧家前辈的一个交代。改编既是为了纪念老舍，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从戊戎到辛丑那一系列值得纪念的日子。”
“当我们决定首演《正红旗下》时，许多人提出质疑，因为北京的地域文化与上海的地域文化客观上是存在差异的。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作为一名经营者我深知其中风险，但是剧中深刻表现的那段中华民族不能忘记的历史、那群鲜活的人物形象、那震撼人心的剧情，又迫使我们不得不走近《正红旗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先生如是说。
赵耀民和《长恨歌》
作为上海话剧界年轻的编剧，赵耀民在三十岁上下就获得了国家一级编剧的职称，并连续两年分别以《午夜心情》和《歌星与猩猩》而荣膺“曹禺戏剧文学奖”。在创作风格上，赵耀民与他的师兄不尽相同，多了一点黑色幽默。
《长恨歌》的诞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打造。自从王安忆的《长恨歌》获得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赵耀民就主动请缨，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舞台，这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的想法一拍即合。中心当即和王安忆联系设法取得话剧的改编权，王安忆欣然答应，同时提出了两个干预性的条件：一、赵耀民是最合适的编剧。二、苏乐慈是最合适的导演。
赵耀民在创作伊始也试图保存王安忆优美的文本语言，然而马上就感觉到了一种束缚。赵耀民这样总结说：“王安忆是用浪漫的心和笔写了一个‘世俗’的故事，而我是用‘世俗’的心和嘴讲一个‘世俗’的故事。”听上去像是在说绕口令，其实赵耀民谦虚地说出了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戏剧的语言表述和小说的语言表述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好在王安忆并不苛求戏剧和小说之间的传承关系，她多次表态，要赵耀民不必太拘泥原著。
《长恨歌》的三轮演出共三十场戏场场爆满，巨大的成本投资已基本回收，这使制作人李胜英充满了市场赢利的必胜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演出市场看好喜剧，而赵耀民正是通过男性剧作家的解读发现了王琦瑶悲剧命运背后隐藏着的喜剧因素。他曾在改编附记中这样写道：“我是把《长恨歌》当喜剧来写的，因为我可能只会写某种类型的喜剧；另外，更要命的是，我确实认为这个故事、这个女人、这段历史，以及故事中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等，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表现形态，都是一部既荒谬又可笑的喜剧。”赵耀民的黑色幽默在这里又原形毕露了。当然《长恨歌》的戏剧样式不可能是搞笑喜剧，但演出时观众席里传出的阵阵笑声仍然证明其在内容精神上确有喜剧性。问题是黑色幽默其实比悲剧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悲哀，所谓“哀莫大于心死”，笑过之后，我们会痛得很久、很久──《正红旗下》有这种元素，《长恨歌》更有这种元素，这就是陈门弟子从陈白尘的《升官图》、《岁寒图》和《结婚进行曲》中汲取的养分。信报记者王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