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空斩（马最良）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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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马连良先生接任北京戏校校长，亲自挑选我跟他学戏，并先后传授给我《审头刺汤》、《白蟒台》等剧目。虽然他很喜欢我，但因我是在校学生，故此未能拜师，成为终身憾事。
“十年浩劫”之初，马连良先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做为学生的我，刚刚毕业，也历经坎坷。自1968年始，我被“下放”到河南整整18年。
70年代初，我听说马连良先生的堂弟马最良先生，由新疆乌鲁木齐建设兵团居家迁往河南开封。当时我在河南的省会郑州，得此消息，真如同盼来天大的一机会，赶快到开封去拜见他。
那时候，最良先生是落难到河南，所幸开封京剧团被收留，还就近在文庙街18号给先生安排了住处。我到了开封直接就奔了先生家，见了最良先生的面儿，我就自报家门：“马先生，您好！我是马连良先生的学生，特地来看您的！”最良先生知道我，因此对我很热情，让我见过了师娘，便开始跟我聊了起来。
那年月，传统戏早已被赶下舞台了，全国都在大演“样板戏”。我去开封那几天还看过最良先生的侄子马荣振主演的《平原作战》，最良先生在剧中扮演一个群众角色——老贫农。河南这地方相当乱，外边还在“斗”、“批”，用“天下大乱”来形容也不为过！我在先生家里，他关起门窗，低声细语，就仿佛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一样跟我谈戏。他虽然年岁不小了(比马连良先生整小十岁)，但只要一谈起戏，精神格外好，神采奕奕，滔滔不绝。他对京剧的前途还是充满希望，认为不会总是这样“样板戏”一统天下，传统戏早晚得开禁，“马派”戏还是会恢复上演的。我也谈了很多想法，先生和我一谈几个小时，竟毫无倦意。
就这样，我开始和最良先生接触。几年中，我多次去开封，将自己学习“马派”艺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逐一向他请教。
1975年，最良先生答应收我为徒，这令我兴奋不已！
“文革”中，“拜师”属于“四旧”，故只能是秘密的。我把先生接到我在郑州的家里，关好门、拉起窗帘，把准备好的酒和菜摆上了桌。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文革”期间，我的“拜师宴”上摆的是什么呢？酒，是8分钱一两的红薯干酒，度数高，酒精味儿冲极了；菜更寒酸，只有少量的花生米和一个没腌透的咸鸡蛋(我爱人凑合着给摊了个咸鸡蛋饼)。我给师傅叩了头，这样便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徒弟了。
拜师过后开始学戏，师傅住在我家，先给我说的是《四进士》。我住的房子有个小里屋，我们大白天就拉上窗帘，躲在里屋的床上，师傅小声地一字一句地教，我一字一句地学，并做了笔记。
《四进士》这个戏我比较熟悉，1962年我跟随马连良先生学戏以后曾看过多次，心里有一定的谱。师傅把马连良先生这个戏早期、晚期表演的异同说得非常明白，可以说是倾囊相授。
当初，我和马连良先生学戏的时候，由于年龄小，还谈不上有什么认识水平，因此体会不深，只学得了一个轮廓而已，皮毛都不及。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加之我从未放弃对“马派”艺术的追求，渐渐地知道了“马派”艺术源于什么，是如何继承与发展的，又达到了怎样的艺术境界！那时候，我正是在这样基础上，幸遇了恩师马最良先生。
在我追随师傅这十年中，除去他传授给我的《四进士》、《打渔杀家》、《法门寺》等等这戏以外，更重要的是，他教给我很多“马派”艺术的真谛。比如：“马派”的台步到底怎么走，如何使服装摆动起来，窍门何在？身段到底应该如何协调？那时候我已过而立之年，又经过了生活的坎坷，对艺术的认识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总结以往，自己虽然学习“马派”艺术始于马连良先生，但真正认知“马派”艺术却源于马最良先生。如果仅有我14岁开始跟随马连良先生的那两年时间，尽管那是流派创始人亲授——这样一个起点极高的启蒙，也还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没有马最良先生后来指导这些年的话，我可能会半途而废。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非常宝贵。在学习和认识“马派”上，继承“马派”上，以及指导我以后的舞台实践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坦白地说，我学习、继承“马派”艺术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却又是极幸运的。因为，有两位马先生分别在我少年、青年时期疼爱我、传授艺术给我，使我受用终生！
我师傅与马连良先生是亲叔伯兄弟，他一篇在纪念马连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中曾写道：
“我原名马叔良，后在北京和李万春同班时连良兄的上海友人、著名书法家步林屋赠他‘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横幅，因此连良兄给我改名最良。”
当初马连良先生把我师傅看成是自己的接班人，把艺术毫无保留的全教给了他。特别是马连良先生一些早期的剧目，比如：《安居平五路》、《要离刺庆忌》、《焚绵山》等，师傅不但都学会了，而且都演了。马连良先生很有意让他留在身边，尽量多学几年，同时来来二路。可是师傅也想自己出去发展，后来就自己离开北京，到河南、陕西、甘肃、安徽等地，挑班唱戏，当时在中原一代是非常红火的。直到现在，一些河南的老观众还能清楚的记得马最良先生和马鸿良先生(马连良先生的另一位堂弟)。一提起马派，不仅仅提到马连良先生，而且也十分推崇另外两位马先生。我曾经听一位开封的老观众说，他当初看马连良先生演《十道本》等戏，可能由于年岁的关系，一些念白被删除了；最良先生没有删，功力很强，把早期完整的台词念给观众，很卖力气，听着过瘾。当然，这里也存在观众的误解，马连良先生在中期、晚期，都和早期演出有变化，不少剧本都进行了升华和精炼。但从这些老观众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观众对马最良先生的推崇。当初，我师傅自己挑班，跑码头、闯市场，没有一定本事是不行的！这不像今天，政府拨款、企业筹款，看似繁荣红火，实则市场疲软。过去戏班过日子，全靠票款一张一张卖出来，是纯市场行为，包装靠蒙事是行不通的。我们不难看出，当初马连良先生创立“马派”的过程中是十分艰辛的，马最良先生在传播“马派”的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兄弟二人为了京剧“马派”艺术，一生呕心沥血、忍辱负重，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马最良先生1949年在兰州参军，随王震同志的部队开赴新疆，后来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京剧团，他是主演，其他主演还有蓝月春、于鸣奎等。我听新疆的老人说，马连良先生演的戏，最良先生没有不演的；马连良先生晚年少演的戏，最良先生还一直在演。这个团一直坚持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迫解散。师傅在新疆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为部队、为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很好的接班人。象黄世骧、王志廉等演员，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来的，也都跟他老人家学过戏。
我们师徒有个共同之处，说话都非常直率，不会藏着掖着。可是他比我不幸，他赶上了1957年，被扣了“右派”，我想这也是性格决定了命运。打成“右派”以后，别人认为他应该就完了，但他不但没趴下，而且继续演出。
“文革”结束以后，师傅恢复排演“马派”的热情高涨。虽然先后有河南、河北两省京剧团欲邀他加盟，但未能实现，又只得带着遗憾返回开封，赋闲在家。
由于师傅登台的机会很少，因此所留下的音像资料就很少。在纪念马连良先生八十诞辰的演出中，他扮演了《龙凤呈祥》的乔玄和《群英会·借东风》的鲁肃，这好像是他仅有的录象资料。那次演出，师傅虽然年事已高，又长年不上舞台，而观众还是很认可的。有些观众认为他的离马连良先生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哥俩扮相略有不同，马连良先生更加清秀一些，马最良先生显得粗犷了一些。师傅学的是“马派”的早期唱法，和马连良先生晚期在细微之处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因此，尽管大部分观众认为他很像马先生，但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一些观众还是不太理解。内行对师傅的评价是相当高的。“鼓王”白登云先生为这出戏司鼓，仅前半出乔玄的个一上场和一下场，之后白先生对荀先生的鼓师刘耀增先生夸赞说：“只有马最良先横能走好锣鼓点，他认锣经，这很难得啊！”因为，上场的锣经不能是“一二一”式的踩锣鼓，要踩在节奏之中，却不能踩在锣面之上。要在很飘逸的过程中，在锣鼓总体的节奏中，在情绪的上扬中亮相。这是用乐谱无法标清的，这是一种感觉，是演奏者和表演者互相配合中的一种艺术境界。
那次纪念演出结束后不久，中国戏曲学院的史若虚院长就盛情邀请师傅到学院任教。当时师傅非常激动，说自己一定要把“马派”早期的、濒临失传的剧目都传下来。但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没有实现。
1984年，师傅赴沪参加“麒派”艺术研讨会。阴历十月初五，师傅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73岁，葬于上海的回民公墓。
恩师最良先生的生命虽不是很崭短，但是“右派”帽子戴了那么多年，“文革”又剥夺了他那么多年，真正体现他生命价值的时间太少了。但是，他作为一个有建树的前辈艺术家，在重重逆境中，还是尽力为京剧事业做出了许多努力。我想，如果师傅今天还健在该有多好！“马派”艺术的早期剧目，师傅口似悬河一样可以背通本、说全堂。这些戏的剧本如果能很好地整理出来、传授下去，总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都失传吧。另外像我们这些学生们，如果今天还有师傅指导的话，我们学会更多，还能再传下去。不仅仅是传一些剧目，还能传授一些表演的经验。师傅故去二十年了，对于京剧事业的损失当时不为人觉，今天我们回忆起来，客观地、公正地想一想，特别是对于“马派”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应该说损失是巨大的。因此，我尽自己所知来回忆师傅，这也是尽一名弟子的本分。
恩师最良先生的弟子还有云南省京剧院的高一帆先生，他也是受过两位马先生的教导。他年龄大，艺术水平高，所知所会，肯定要比我多得多。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请他来谈一谈我师傅的往事，相信会对广大读者有更多的启迪。安云武 口述 孙觉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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