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是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三十周年忌辰。三十年前，“切”这个名字前面曾被西方和拉美报刊冠以“浪漫冒险家”、“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柯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的”、“尘世的那稣”等等令人目眩的称号。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在“革命”这个词颇受冷落的后冷战时代，几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却使格瓦拉的名字再度回到了报端。其一是去年底秘鲁的自称信奉“格瓦拉主义”的阿马鲁游击队占领日本驻秘鲁大使馆并劫持大量人质；其二是曾经与格瓦拉共同战斗的扎伊尔游击队领袖卡比拉推翻了蒙博
托政权；其三是格瓦拉的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就在今年春天，纽约的Grove Press出版了最新的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格瓦拉传记：《切·格瓦拉：革命生涯》，在美、加同时发行，颇为畅销。
远隔重洋的中国也没有忘记格瓦拉。七月某日《新民晚报》以整版篇幅用“漫漫革命路，纵马走天涯”和“虽死犹生，精神永存”等标题对格瓦拉及其遗骨的寻找作了报导。令人略感困惑的是，格瓦拉其人固然大有新闻价值)然而较真起来，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这一原则的话，格瓦拉那种企图依靠由外国人组成的游击队去推翻别国政府的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饱尝外国干涉之苦的中国人去赞颂，似乎已经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
然而格瓦拉对于今日世界、今日中国确实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如果我们对他当年放弃古巴高级领导的职位而重返游击战的更深层的动机作一番思考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格瓦拉的出走，实在是本世纪革命史上极富象征性和耐人寻味的事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发生于大洋彼岸的传奇故事实际上离我们自己的生活远比我们所以为的要贴近得多。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当他秘密离开古巴前往刚果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古巴党和国家三个主要领导人(前两位是卡斯特罗、其弟劳尔·卡斯特罗)之一。在他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他说他已经“在古巴的领土上”完成了对古巴革命所负的责任，“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召唤着我去奋斗。我所能做的是你作为古巴的领导人所肩负的责任使你不能去做的”。他宣布放弃所有在古巴的职位，甚至古巴的公民身份(古巴革命后的新宪法有一特别条款，授予参加反对巴蒂斯塔政权斗争两年以上并担任高级军事领导职务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古巴公民权，这条规定被认为是特意为出生于阿根廷的格瓦拉合法地成为古巴领导人而设置的)，这样古巴不用为他在国外的所有行动负责。这封告别信无疑是格瓦拉自己和古巴官方对他为什么出走的正式解释，也确实可以视为格瓦拉出走的基本动机。但这种解释又未免过于笼统，过于原则，它除了对格瓦拉的突然消失向古巴人民作个交待，以及向世界表明格瓦拉此刻和 将来的行动虽然精神上仍是古巴革命的延续，但法律上已与古巴无关之外，没有再为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提供更多的线索。
格瓦拉出走的背景无疑要复杂得多，而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他认为他已“完成了对古巴革命所负的责任”。在字面意义上，这可以理解为他在古巴已无事可做，但实际上古巴当时国内经济状况十分严峻，仅此二条就使我们有理由对国家最高经济领导人的自己已完成了责任的说法感到困惑。实际上，格瓦拉告别信上的后一句话或许更有实际意义。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应该解读为格瓦拉所想做的在古巴已经无法去做(而并非无事可做)，他只有选择出走一途。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格瓦拉是被迫出走，只是说他必须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方式去追寻他的理想。那么，格瓦拉的理想是什么？这种理想又为什么在革命后的古巴难以实现？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我认为从“人”出发——即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塑造“新人”——是首先值得考虑的，也完全符合格瓦拉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活动及追求。格瓦拉提出“新人”这个概念是在一九六0年八月一次对古巴医务工作者的演说中，他以自己从一个医生转变为革命家为例说明革命的核心是消灭个人主义，号召用“彻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旧时代留给个人的一切，“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成为自己的设计师的话，创造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将是新古巴的象征——就将容易得多”。
格瓦拉的这一思想被他用最直观形象的语言表达在他一系列的演说和文章中，例如，他曾定义人为“一件半成品”，并把“新人”比作革命车轮上的一颗“幸福的齿轮”，一颗“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齿轮。
格瓦拉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呢？六十年代初古巴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从体制上为格瓦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国有化的经济目的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把古巴从农业出口国转变为工业国，这是由苏联经验所提供的道路。然而古巴从此便开始陷入长期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产量下降或长期徘徊(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国因其财产被古巴国有化和古巴向外输出革命而对古巴实行的经济封锁)。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古巴政界和理论界爆发了一场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发生过的理论论争，其焦点是两种经济体制的矛盾：非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deceniralized self-finance)和中央集权的预算制(ceniral budgeting finance)。前者在理论上享有财政的独立自主权，通过市场与其它企业交换产品，其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企业的成功视其效益而定，个人的收入直接与劳动量挂钩。这种体制最先由农业部门提出并试行，后来外贸部门也随之实行，后一种体制与它相反，每个企业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质，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量并没有直接联系，这种体制主要在工业部门实行。论战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利润、价值规律和个人 利益等的关系，而两种体制的并存则表现了当时古巴经济政策上的矛盾。
身为工业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是中央集权的预算制派的主将，然而他的立场并非单纯地源于经济问题，而是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成份。从塑造“新人”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一点出发，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物质动力”(material incentive)和“道德动力”(moral incentive)之间的斗争。他的观点首先以古巴革命的历史经验为根据。针对论战对手，特别是当时担任古巴政府顾问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夏尔·贝特海的革命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道德不能单靠教育灌输的观点他反驳道：古巴的革命就是在完全不具备客观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由人的主动性和革命热情所促成的(这一点成为他后来“游击中心论”的基础，即革命条件可以由少数武装人员用暴力去创造)。另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雷纳·杜芒在考察了古巴的农业以后建议给在农场从事额外劳动的工人一定报酬，以利于他们培养起主人翁意识，但格瓦拉说古巴工人不需要这种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而是义务和责任感。总之，“物质动力”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标准。在一次采访中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消除个人利益，用精神因素推动社会发展。在工业部一次劳模表彰会上他宣布为劳模们准备了一点奖品，但却不打算在大会上拿出来，因为这种形式会给人以物质刺激的印象，“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实际上，他之所以成为最高经济领导人，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对经济事务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注意力毋宁说完全在经济工作的政治意义上。他的工业部长(最初应译为工业化部长)一职是卡斯特罗点的将，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似乎与他传奇般的游击战领导人的形象不甚和谐。然而，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样的安排正是革命向经济领域深入所需要的。他的银行行长的任命无疑让更多的人吃惊，尤其是他曾经说过要建立一个“不用钱的文明”。这里有一个后来格瓦拉在很多场合下开玩笑地说起的故事：
在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宣布要为新成立的国家银行找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闻言立刻举手自荐，卡斯特罗惊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答道：哦，我以为你说你要的是一个好的革命家！翻阅格瓦拉在这一时期的演说和文章，可以看到他对解决经济困难所提出的几乎是唯一的对策就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因为这是唯一与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相一致的解决办法，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次题为“对待工作的新态度”的演讲中他说劳动竞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任务”，“应该成为每个工人每天下班后的谈论话题”。但与此同时他又深深地为已经“摆脱了异化”、“不再是商品”了的工人的现实劳动态度所苦恼。他大声疾呼：工作应该是道德的必需！工厂应该是一个我们每天带着新的热情和乐趣前往的地方！劳动应该是美好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在另一次对共青团的讲话中他承认还没有在工人中培养起为劳动竞赛所必须的觉悟，他说他所领导的工业部老是在为劳动竞赛制定规章制度，但“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只想回家的工人”，这些纸上的规定又有什么用呢？
这场经济论战到一九六五年在没有一个明确结论的情况下突然中止了。一直没有表态的卡斯特罗这时说：“作为革命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哲学领域进行抽象的论争。”论战中止的原因既有维护党内团结的因素，又有古巴已放弃迅速工业化的打算，退回到以农业为主并以苏东集团取代欧美为出口对象的格局。此后报刊上再也见不到论战的文章，而在这种政策变化中位居要津的农业和外贸部门也没有改弦易辙，用格瓦拉的“道德动力”去增加生产。无疑，以维护革命纯洁性为己任的格瓦拉对这个结果不会不感到失望。然而使他更为失望的也许是他已感到在和平年代塑造“新人”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对人性中利己本能的克服乃至根除，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才能实现。他在代表作《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曾经说和平年间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为此整个社会必须变成一所巨大的军营和学校。他多次说“新人”就在游击队员之中，只有在战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很多和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切实际上一直期待着美国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这种入侵将会一举解决古巴和平年代 所产生的一切问题。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敢于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离开古巴，寻找新战场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促使格瓦拉出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大陆革命”的梦想。他一直认为古巴这个加勒比小岛的革命是拉美大陆革命的先锋和前奏，离开了拉美革命，古巴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事实上，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一刻起，他就竭力企图输出古巴革命的模式。一九五九年古巴尚未宣布转向社会主义时，卡斯特罗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邀请访美，留在国内的格瓦拉就派出受其训练的尼加拉瓜游击队重返尼加拉瓜。此后他不但是推动拉美革命的官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训练营地和派遣途径，直接把来自不同国家的武装人员派到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其它一些拉美国家。他设立了“革命奖学金“用于训练拉美各国的激进学生。美国对古巴的“猪湾入侵”失败后，他在公开讲话中警告拉美各国政府，说倘若他们不改善内政，等待他们的就是古巴模式的革命。然而，年复一年，他所希望的大陆革命遥遥无期，他所派出的游击队一再受挫，但这并没有使他对拉美革命的形势重新估量，反而使他感到拉美游击战需要一个更有能力和号召力的领导人。一九五九年，当他出访途经东京时，一个随行人员就记下了他的一段与那次出访毫无关联的谈话：在南美的玻利维亚或巴拉圭，找一块与巴西、乌拉圭、秘鲁和阿根廷接壤之处，在那里投进一股游击队，革命就会扩散到整个南美。他把这个最有想象力的方案最终留给了自己，要不是六十年代中期非洲独立运动的发展一度使他产生了非洲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幻觉并选定刚果为出走的地点的话，很可能他就会去了玻利维亚。
六十年代国际共运的分化也是促使格瓦拉出走的重要因素。他常常对苏联持不加掩饰的批判态度，其原因之一是从“新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苏联对价值规律、利润和个人利益等的承认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他说苏联工人的劳动目的与美国工人已没有区别，都是为了钱。在他的刚果使命失败后秘密返回古巴并等待去玻利维亚的几个月中，他写了一些类似理论总结的东西，帮助他整理的人震惊地发现他竟然说自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苏联就有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先例。原因之二是他的拉美乃至世界革命的计划与苏联的世界战略尤其是“和平共处”方针相冲突。他说“和平共处”就是绥靖政策，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在私下说这是背叛，而且在一次对英国记者的采访中直言不讳他说当时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射出去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和对苏联恰成对照。他公开说中国的公社模式和对精神因素的强调为亚非拉革命提供了榜样。在他的工业部里的中国专家不从古巴政府那里领取报酬，格瓦拉说这体现了“新人”的道德标准。相反，苏联专家的工资是从苏联给古巴的贷款中扣除的。此外，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他眼里也符合全世界革命”的要求，尤其是林彪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引起了他的重视。他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古巴当时在中苏论战中迟迟未公开表态的原因之一。
但随着与苏东集团的经济联系日益成为古巴经济的基础，苏联对格瓦拉的反苏亲华立场有了强有力的压制手段。格瓦拉最终的出走，正是在他一九六五年二月在阿尔及尔出席亚非团结组织的经济会议上几乎是公开地谴责苏联之后(他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把他们与正在从事解放斗争的国家的经济联系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这和殖民主义一样)。而也正是在他出走之后，古巴政府于次年以中国削减对古巴的大米出口为由说中国加入了美帝对古巴的封锁，挑起了中古论战。
格瓦拉在当时，无论在第三世界还是在西方国家都有着大量的崇拜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人格力量有关。他是一个真正忘我的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他放弃高位重返战场并不惜牺牲自己的事迹广为人知，但他还有更多说明其个人品格的故事。例如，他身兼工业部长和银行行长，但始终只拿一份工资，将国家发给的另一份交回；他公私分明，连年幼的子女生急病都不准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有次搬家时，妻子将原来公家住房里的吊灯一起搬走，他见到后令妻子马上送回；在经济困难时古巴政府给高级领导人的家庭发了特殊配给证，他得知后也立即退回。这类事例的确不胜枚举。他以身作则，工余时间特别是周六都主要放在参加义务劳动上。更使人敬佩的是他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这也是他后来学医的原因)，但这从未动摇他走进丛林和战场的决心。总之，他决不是那种只会号召别人奉献的“革命家”。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尊敬。当时应玻利维亚军政府的要求帮助追剿格瓦拉的美国 中央情报局特工罗得里格斯在回忆录中回顾了在格瓦拉被处决前他与格瓦拉的谈话(中情局当时想把格瓦拉送到关塔那摩基地加以利用，但玻军政府执意将他处死，为避免处决俘虏的指责对外宣布格瓦拉死于战斗)，他说他当时心中不但已没有对政治死敌格瓦拉的仇恨，反而感到了对这个人的一种敬佩。
然而，人格的高尚与否在我们评价一个有无资格和能力主宰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时究竟有多大分量呢？说到底，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自己(只要不影响别人)纯粹是他个人的事。如果事关他人，那么对这种牺牲的评价就复杂得多。一个最基本然而却常常被人们遗忘的伦理学常识是：牺牲仍然只是一个事实，它本身并不因其壮烈而自动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格瓦拉固然毫无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自私自利之心，他不但以解放拉美乃至世界人民为己任而且曾经说过对人民的爱是革命家最起码的品质，然而他却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他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终革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又是什么“解放”？更进一步说，是什么使得他自认为有权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会，而且再造个人呢？当他把人比作“半成品”和“幸福的齿轮”时，他意识到这种用词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贬抑，已经远超出他所痛斥的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异化了吗？
如果这么说仍然显得抽象的话，那么最后也许有必要就格瓦拉是如何看待古巴人民的再说几句。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他说：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锋，是先锋就意味着牺牲，以牺牲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古巴人民不但是义务而且是需要。他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他的文章：“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一九六一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一届拉美青年大会上格瓦拉这样告诉从各国来的代表：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让你们知道，即使他们在一场为彻底解放而引发的热核战争中被全部消灭，只要你们接过革命的火种，“他们也会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
不知道是不是仍然有人认为这些话充满了“气魄”和“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