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阿斯姆斯将贝克特19部剧作中的17部搬上话题舞台，然而，这次他说：“不要看着我一部接着一部地‘ 创造’贝克特，实际上我觉得越来越困难……”
灰白头发，黑衣黑裤，外加一副架在鼻梁下端的小圆框眼镜——如果不是欧洲人特有的高鼻梁，他更像是30年代忠于职守的账房先生——眼神凝重、语气缓和、慢条斯理。沃尔特·阿斯姆斯，当代德国杰出的戏剧导演，继去年5月携贝克特名剧《等待戈多》光临京沪
两地，一扫中国观众对贝氏作品枯燥乏味的印象，还戈多以轻松诙谐的喜剧调子之后，再次将贝克特本人最钟爱的、被认为是戏剧史上最难解读的剧本之一的《终局》搬上上海舞台。
作为贝克特生前挚友，沃尔特·阿斯姆斯与贝克特共事长达15年之久，并将贝克特19部剧作中的17部搬上话题舞台，被业界誉为贝克特阐释权威。“就像音乐家的每一部作品不可能达到完美一样，对贝克特戏剧知道得越多，难度越大。不要看着我一部接着一部地‘创造’贝克特，实际上我觉得越来越困难……”沃尔特虔诚地感慨着。
“再来一遍”
“它是白色的，是，还是不是？”
“不是。”
5分钟，10分钟，20分钟……时间在溜走，却又像是停滞不前。
在沃尔特反复的叫停声中，演员们的对话始终停留在这两句对白上。
“节奏，节奏，‘是，还是不是’，要清晰有力！”“‘不是’，不要带着拖音，干脆一些。”“语气，你们要注意语气，话中应该带着沮丧、挑衅的情绪！”
继丹麦、波兰与德国之后，已是第四次执导《终局》的沃尔特，依然一丝不苟，德国人特有的严谨清晰地写在他的脸上。
“贝克特的戏剧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演员来说都很困难。戏越简单，也就是越复杂。没有道具、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有的只是挑战，很大的挑战。”沃尔特蹙着眉、用手比划了个大大的圈儿。
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抠，对中文一无所知的沃尔特，竟然能够天然地知道演员中文对白说到了哪一句。“贝克特的作品就像是巴赫的音乐，他的精神跨越语言界限，即便是从中文中，我依然能听出贝克特弹出的漂亮音符。”沃尔特在泛黄的英文剧本上写满了标注，一个个跃动的英文字符更像是沃尔特弹奏给贝克特的华彩乐章。
看过、听说过世界各地贝克特作品的改编版本，沃尔特初衷不改——坚持传达编剧本人最原初的思想，让观众真正进入贝克特所营造的精神世界。沃尔特坚信，他就像指挥家一样“按谱指挥”贝克特充满了节奏感、韵律感和黑色幽默感的作品。
先锋版、女性版、杂糅版，国内的导演们曾经对贝氏的《等待戈多》进行过各种大胆的尝试，沃尔特担心大部分中国观众在对《等待戈多》还没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以前就吞下那么多加工产品，难免会有些消化不良，造成对贝克特纯粹的误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观众在看了去年沃尔特执导爱尔兰门剧院演出的《等待戈多》后，惊呼原来贝克特的东西是喜剧，荒诞派戏剧也可以如此现实主义地表现！
殊不知对生活的精确表达来源于沃尔特近乎苛刻的台词要求。对于没有道具、没有戏剧冲突甚至没有肢体语言的荒诞派戏剧而言，戏剧全部的表现力差不多都凝结在诗化的语言上。
沃尔特喜欢使用二十几岁的年轻演员担纲主演，哪怕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在他看来，越是年轻的演员越容易表达出贝克特戏剧中完全不同于传统莎剧的东西。“贝克特既不是斯坦尼也不是布莱希特，贝克特就是贝克特，不需要对照任何体系，只需要观照生活。”老头子坚信贝克特是最值得推荐的。
只提前10分钟
《终局》诞生于1956年，那一年，50岁的贝克特用法语写出了他继《等待戈多》后的又一部力作《终局》，并成为了他自己最钟爱的一部作品。可是，法文版的《终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没有一家巴黎剧院愿意接受这部戏，也没有人愿意排它。
在贝克特的再三游说下，法国人罗杰·布林终于接受了出任该剧导演的邀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剧法文版的首演是在英国伦敦的皇家花园剧院而不是在它的诞生地法国。之后，贝克特亲自完成了该剧的英文版创作，比之其法文原版，荒诞灰暗的成分不是少了，而是更加浓郁了。 不过，《终局》并不是一部好啃的戏。正如贝克特自己说的那样，“这是我的所有作品中最不让我讨厌的一部戏…… 但它确实很难做好。”
这是一个挑战观众艺术鉴赏力的故事：在一个狭小封闭的地下室里，有这样四个奇怪的人：一个坐不下去，一个站不起来，还有两个住在垃圾筒里。他们是父子，是夫妻，是主仆，是朋友。他们相互依赖，又彼此厌烦；他们分不开，却又沟通不了；他们回忆、希望、梦想，在相互牵扯间走向了一个终局。
剧中的主人公哈姆将他所处的地方看成是世界的中心，于是舞台变成了世界的中心。这个中心封闭而压抑。在这个空间里只有两扇窗，两个垃圾筒和一把轮椅——四壁空空，没有多余的装饰，一切都呈现出一种抽丝剥茧后的单纯。
出于贝克特特殊的人物安排，观看《终局》的观众只能在演出前10分钟才开始入场，而且，为了完整地传达出贝克特的思想，迟到的观众将被禁止中途进场。从演员到观众，从创作到观赏，《终局》要给与所有参与其间的人一次纯粹的戏剧体验。
35年前的柏林，当导演沃尔特还是贝克特的助手时，他曾经阻止了当时一名年轻导演中途入场。当时，迟到了3分钟的年轻导演和一帮朋友叫嚷着要进去看《终局》，忠于职守的沃尔特说什么也不肯。“开演12分钟之后才能进去，你们必须在外面再等9分钟！”如今，这名导演已成为德国著名的戏剧导演。每当两人碰面，依然会饶有兴味地讲起当年这件往事。
“他告诉我生命的一切”
让沃尔特记忆深刻的还有他和贝克特相识的那个下午。
1974年，32岁的沃尔特在柏林著名的席勒剧院四楼办公室看到了一个孤单的身影缓步向剧院走来。门房友善地向这位年近七十、拎着黑色公文包的古稀老人打招呼，他并不知道这个踽踽独行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萨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
沃尔特飞一般地冲下楼梯——他要在庭院中央拦住这位他心目中的偶像。就在那一天，在一番自我介绍之后，他被任命为贝克特的助手，并开始了两人长达15年的合作，直至贝克特走向生命的尽头。
31年后的今天，沃尔特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每一个细节，他甚至在采访过程中出其不意地“表演”了一遍两人相见的场景。在一次次回忆中，沃尔特强化着这种珍贵的记忆——这将是他的自传的开头，如果有一天他打算写的话。
更让沃尔特觉得有意思的是，当年协助贝克特导戏的助手无一走上戏剧道路，只有沃尔特一人坚守话剧舞台三十春秋。“只要你把他伺候好了，就不那么痛苦了。”沃尔特玩笑背后的意思是在做贝克特助手的漫长岁月中，他从未感到过痛苦。 沃尔特反复重复着这样一句话：“He tells me everything about life.”(他告诉我生命中的一切。)贝克特好似他生命中的一口清泉，不断滋养着他向前，向前，再向前。
沃尔特习惯称贝克特为天才。“作为一个艺术家，贝克特是那种能够把人看穿的人。”曾经有一位小报的记者想给贝克特拍照，贝克特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后来这位小报记者将自己曾经拍摄过的数位爱尔兰人(贝克特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市郊 )的照片递给贝克特，贝克特毫不犹豫地邀请他到家中给自己拍照。
“看照片，我就知道这是个诚实的人。”贝克特事后这样对沃尔特说。面对着同样要求给沃尔特拍摄照片的中国记者，沃尔特狡黠地表示：“我不是贝克特，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当然，在说这话时，他正在按照摄影记者的要求摆出各种有型的姿势。 “当贝克特还只有25岁的时候，他就知道30岁、60岁、90岁的人的生活。而我们还只是懵懵懂懂地生活其间。他把生活中的碎片通过戏剧作品释放出来，他的戏从来不是讲故事，他会用玩游戏的方式表达他对上帝、自然、人类、爱恨的看法。”
贝克特内心敏感，外表柔弱，常常让女性有种保护他的冲动。“他很想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做纯粹的戏。但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他自己就像《终局》中的哈姆和克劳夫。他无法摆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1989年，贝克特孤独地在一家简陋的养老院中去世。他的出版商简直不敢相信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居然会居住在如此粗鄙的地方。可是对一个无欲无求的高龄老人来说，这一切已经足够。
但是对贝克特的挚友沃尔特来说，一切还远远不够。他在不断地尝试、尝试，再尝试。在失败中一次次接近他的良师益友贝克特。“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在生命终结时意识到，只有面临失败，人生没有完美。知道贝克特越多，就越难以复原他的思想……”陈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