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1989年的业余音乐考级，每年都与高考一样热在三伏。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大提琴、电子琴等种类的乐器及声乐都有业余音乐考级。据记者了解，每年全国各地参加业余音乐考级的人数超过10万人次；学生家长对考级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紧张的高考，客观上音乐考级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应试教育”。

　　考级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总政歌舞团钢琴演奏家钱致文一语道破：都是考学惹的祸。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有了音乐考级证才拥有了“艺术特长生”报名资格。

　　可中国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从另一个角度称钢琴考级证“如同废纸一张”，这与大多数参加考级的学生及其家长想法大相径庭。他认为，在国际上，音乐考级并不是一种公认的制度。虽然考级对普及音乐、检验学生水平有好处，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为直奔考级的“主题”，很多孩子只是苦练应考的几支曲子，偏废了基本功；功利目的的驱使，使一些违背“考级”初衷的假、劣现象随之产生。

　　专门教考级的老师“应运而生”。有的老师每到考级前几个月，就夹着包，从东家到西家，专门教要考级的学生。他们就教三个月，“保证”让您的孩子通过多少级别。这种不负责任、讨巧的教课，可以想象所教出学生的水平。目前，想学乐器的孩子非常多，教师供不应求，因此良莠不齐，专业、非专业的有，误人子弟的也有。这种情况在外地更为明显。

　　考级证书不能代表学生实际演奏水平。总政歌舞团演奏家钱致文是搞演奏的，她曾到湖南长沙做考级评委，孩子们演奏求快、求响，令她的“耳朵十分受罪”。有的孩子错音一大把，甚至听不出弹的是什么曲子，可这样的孩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级别。这种考级既倒了学生学习音乐的胃口，也让一件好事走到了偏路上。对此，她呼吁老师起码让孩子把琴弹得好听一些，不要光追求程度达到多高。钱致文老师讲了一个身边的例子：“我有两个学生手都软得一塌糊涂，但一个学生小学时就已经通过了钢琴八级(中央音乐学院最高为九级或中国音乐家协会最高为十级)，另一个学生四级、六级、八级也连跳了好几级，也不知道是怎么通过的。孩子们对音乐非常抵触，再也不想弹考级的曲子了。我专门找了一些考级曲目之外又适合他们的曲子让他们练习，学了一段时间，他们不仅技艺上有了进步，而且对音乐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跟我说，孩子回家愿意练琴了，电视上的音乐节目也愿意看了。”

　　考级单位冒出一大堆。北京现在有十余家考级单位，据说有的省份更多。主办者中有的以音乐院校为主，有的以音协为主，有的以地方教委为主，还有的以专业院团为主。承办单位就更复杂了，甚至某个和音乐艺术挂点边的公司都可以来承办。于是出现了有的考官又考钢琴又考电子琴；有的考官不看学生演奏，一看乐器就能评出级别——你这个乐器不行，给个六级证书吧；有的过不了四级就给三级，好像是一种降格安慰……因此有人形容音乐考级就像自由市场，谁想支摊做买卖都行。这样说也许有些夸张，但起码说明了现在的考级市场还需规范，还应加强管理。(本报记者 徐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