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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讲历史，不说党派，只说说一九二一年的南湖之畔，有一群中国人打算把一生奉献给一种理想和信仰。这种信仰在当时只是一片前途渺茫，他们也没有任何依托和凭仗，只有对一个健康世界的热情和希望。
革命先烈的故事从小就听了很多，多数已经忘记，因为当成了一种猎奇和故事。成人后带了世俗的眼睛去看，反而深为所动，因为相比之下觉得我们的今天太过世俗。印象很
深的是法国人布尔罗关于一九二七年上海屠杀的一些记述：杜月笙开来了一辆机车，将囚禁的共产党员一个个扔进燃烧的锅炉。锅炉声中传出的惨叫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此时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名字已经为历史遗忘)将珍藏的氰化物分给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年青党员。我不知道何等崇高的理想，何等坚定的信仰能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但这出戏竭力想要去写的也就是这些：年青而健康的红色世界，这个世界的理想和希望，以及许多人为之付出的难以想象的代价。
因此这出戏的叙事部分选择在一九二七年大屠杀之后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前，并直接引向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对此我同意一种非官方的说法：对中国现代史起着决定性的两件事情不是遵义会议也不是解放战争，一是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一是西安事变，十年来处境维艰的共产党终于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共产党对中国人的凝聚力来自它要改组一切不公平的事物，而当它终于能扎下根来的时候，国民党便败局已定，以后的战役和会议只不过是过程和对自身的改良。
而对党史略为有感性认识的人都明白，这十年对中国共产党是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只要与共产党人略沾瓜葛便成为被公开虐杀的理由，而我们通过这段艰难时势要写的是信仰-一个今天的人们仅仅视作名词的东西。
贞德在被绑上火刑架时才成为圣女，谭嗣同血溅七尺时完成了一生的追求，信仰要求人们随时准备付出代价，否则它就只能被称之为爱好。毫无疑问，这是一出建党八十周年的献礼剧目，而在剧场中若能让部分嘲笑昨天和怀疑牺牲意义的人们意识到，他们可能已经丧失了生命的原动力，那可能是更具实质性的献礼。
因此选择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主角，共产主义的信仰是这出戏的心灵，而斯诺是这出戏的眼睛，创作者和观众都通过他来看到英烈们的年代和血火纷飞后的共产党员，而他初来中国时那个声色犬马的投机者形象也与今天的很多人相近。整出戏的过程是一个现实的新闻记者为了能一鸣惊人，在漫长的十年中，对一种完全陌生的信仰苦苦追寻，最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风靡了欧美，但这些功利的东西对他不再重要，他完全被延安那些破衣烂衫的斗士们打动，从此以后一生为他们而活，为此被南京政府拒之门外，为此被迫离开美国，至死仍在瑞士背井离乡。
背景是观众们熟悉的历史，而这出戏放入前台的则是他们并不熟悉的斯诺。斯诺这个美国人终于因为中国人的信仰而改变，我们希望这个过程也能打动今天在场的中国人。
也因此这出戏选择了一种现在不太多见的结构，一九三六年前的戏全部是叙事部分(也即回忆部分)，一九三六年之后的戏则为辩论部分，直接讨论上场戏留下来的疑议并通向下一场的内容，实际是在延伸内容和强化深度。设想一个美国记者，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便是在红色中国，那么一生中会有很多人向他问起红色中国，而四十岁的斯诺和五十岁的斯诺谈起中国来时都会是不同的感情和不同的理解，那么同时放在舞台上时，一种新的理解就会因比较而产生。
再举一个例子：都说人一生中至少可以读十遍《三国演义》，因为每几年就会有一些新的理解。那么如果十年前看《三国》做了读书笔记，并能跟现在的笔记比较，那么不仅昨天能向今天学习，今天也能从昨天得到许多东西。
此外也希望在这些辩论部分里将今天的现实与昨天的内容挂靠起来，比如说从五十年代直至今天仍没有本质变化的中美外交，比如说理所当然被观众看成传奇而已的先烈，至少在引申到现实时让观众明白，我们讲了一个昨天的故事，而其实要说的是今天的问题。而舞台戏如果仅仅象电视剧一样靠情节取悦观众的话，那么就不如写一出关于斯诺的电视剧了。
戏中关于斯诺与他的朋友们，出自情节考虑和主题需要，不乏攥改历史的部分，但基本是遵循人物在书中呈现的那个样子，相信其本人看见也不会觉得生气，这方面，可以引某位剧作者概括历史剧写作的一点经验说明：打破文学规律，把握时代脉搏。历史题材比任何题材都更依赖今天的时代而不是沉溺故纸堆中，因为老外婆给孙子讲故事都肯定有她的现实意义与目的。
何况我们这些号称学此专业的人们。文/兰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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