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都是朋友
天津著名京韵大鼓演员小綵舞(骆玉笙)，曾演唱过一个新曲目《击鼓骂曹》。她在这个段子里仿照京剧“骂曹”，也有“夜深沉”曲牌，也有双手击鼓，用的也是南堂鼓。那年
，她带这个曲目来北京演出，首演在广德楼剧场。演出前几天，广告登出：“特请杨宝忠胡琴伴奏”。这一条宣传，使得门票被争抢一空。
演出那天，人们苦苦等候杨宝忠的出场。等到了最后，也没见他的影子。观众大失所望，有的离席而去，有的嘟嘟囔囔，场内秩序一度混乱。其实，那晚的节目挺精彩，人称“金嗓歌王”的小綵舞自有号召力，仅由于宣传失真而影响不好。事后，有人问杨宝忠，他笑而不答，追问再三，也只说一句：“都是朋友。”
这话，当如何解释？谁也不明白。多少年以后，一位曲坛名票(李石如)对这四个字做了分析。他说：“小綵舞去北京演出请杨宝忠伴奏，是临时帮忙。帮了这个忙，皆大欢喜。可今后怎么办？回到天津再演，又该怎么办？没有杨宝忠伴奏，岂不是让小綵舞的这个段子减色吗？凡事上去容易，下来就难了。宝忠够意思。”
正因为是朋友，也正因为替朋友想，他才未去，任别人误解。
老胡琴
但凡好东西，大多来之不易。这里不单是个有无财力的问题。比如张伯驹、潘素夫妇为了那些国宝，除了典当黄金、首饰、房产以外，还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几乎把老命搭上。杨宝忠也有件宝，就是他手里那把用来伴奏的老胡琴。它也算得来之不易。而这个不易，则在于它的偶然性。
早年北京王府井的东安市场里，有两家“清音桌”(即京剧清唱茶楼)。一个叫舫兴茶楼，一个叫德昌茶楼，每日下午两点开锣，一直唱到日落时分。茶楼门前的海报用正楷写着“特请五城弟子随意消遣”。啥叫“五城”？那时的北京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故叫五城。所谓“弟子”，就是指票友。每逢周六、周日，这里就热闹非常，座无虚席。在这两座茶楼之外，还有一家清茶馆，它坐落在“润明楼饭庄”对面的一座小楼上。楼上，阳光充足，窗明几净，桌椅一律是竹藤编制，室内备有当日报纸杂志和各色棋类，壁上挂着几把胡琴和月琴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里时尚而温馨。京城的文人墨客，票界名宿和棋界高手，多来此一抒雅兴。虽非“群贤毕至”，也称得上“风流云集”。
一天，有两位先生(张振华、白宝华)发现这里的一把老胡琴的音色颇好，宽亮又圆润，遂决定请杨宝忠来看看。翌日下午，3人来到茶馆。杨宝忠未待泡茶，就走过去摘下那把老胡琴，仔细查看一番后，立即坐下来，拉了段“小开门”(京剧胡琴曲牌)。他喜形于色，悄悄对白先生说：“您问问老掌柜，能不能让给咱们？”
茶楼主人50来岁，精明干练。他一听，忙说：“这几把胡琴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挂在这里，专为诸位先生消遣，不能出手。”
白先生对他说：“我这位朋友(指杨宝忠)喜欢这把旧胡琴，您让给他再买把新的。”
见掌柜面露难色，白先生又道：“我这位朋友，您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他就是杨宝忠杨老板。”
掌柜听了，忙说自己实在“眼拙”。他三步两步走到杨宝忠跟前客气一番，双手拿着那把胡琴，说：“既是您喜爱这把胡琴，就送给您了。别提什么，您留着玩吧！”颇有古人“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的气概。
杨宝忠接过胡琴也客气几句，俩人都十分高兴。接着，杨宝忠拿出20元钱对掌柜说：“一点小意思，收下吧！”掌柜连连摆手，执意不肯。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的20元可不是个小数，30多元就够买一两金子了，何况那时的胡琴不贵。
白先生说：“这不是胡琴的钱，是杨老板的一点谢意，你就收下吧！”
掌柜略加沉思，抱拳道：“那我就谢谢杨老板了。”
老胡琴经过杨宝忠的一番加工，成为他日后得心应手的伴奏工具。没过多久，白先生得到一把杨宝忠请当时最高明的胡琴工匠制作的胡琴。工艺精致，担子上刻着“宝华先生雅玩 杨宝忠敬赠”的题款。还是他亲自登门送琴，说：“一是表达谢意，二是留个纪念。”
这样的伶人旧事，怎不叫人感叹——京畿之地，帝辇之下，故都优雅如许。人气最厚，人情也浓，难怪它能如此长久地维系着中国古典艺术的脉缘。
“阿马蒂”
梅兰芳中年对西洋音乐也热衷过一个时期，为此还购置了钢琴、小提琴、西洋音乐书籍和乐谱。后来，几位朋友劝梅兰芳别在洋玩意儿上瞎费功夫，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京剧本行。于是，把钢琴送给了齐如山的小女儿，西洋乐谱及唱片给了儿子(梅)葆玖，自己只保留了那把意大利小提琴“阿马蒂”。这琴被经常上门做客的杨宝忠看上了，竟爱不释手。又因梅兰芳不再练小提琴，他便多次提出用自己那把德国仿制的“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交换，梅兰芳同意了。
杨宝忠跟一位意大利音乐教师学习提琴，练了许多乐曲，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把萨拉沙泰(Sarasate)那首弓法较难的《吉卜赛之歌》(Ziqeunerweisen)演奏得十分动听。抗战胜利后，他每次到上海必带“阿马蒂”，带上“阿马蒂”必去梅宅，演奏几段给梅兰芳夫妇和在座的其他朋友听。演奏前，他还拱拱手，谦虚地说：“这次再请诸位听听我有没有长进。”一个有月色的夏夜，杨宝忠在梅家阳台上奏起《吉卜赛之歌》，听得梅公子(绍武)入迷又动心，并表示自己也要跟学小提琴了。
1950年代末，杨宝忠还通过梅兰芳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借出一件藏品——梅雨田(梅兰芳伯父)的胡琴，到梅宅演奏。杨宝忠用它给梅葆珗(梅兰芳之女，老生演员)伴奏了一段《文昭关》。杨宝忠弓法娴熟，速度极快，琴音铿锵悦耳。好琴加好手，一曲下来，令人终生难忘。
梅绍武问他：“您的演奏为什么与众不同？”
杨宝忠答：“这是我平时常练小提琴的好处。你有没有听出我用上了‘斯泰加托’(Staccato，断奏)的弓法？”
没法子，这就是天分了——你没有，我没有，就他才有。
多姿多彩
多才多艺的杨宝忠，生活上也是多姿多彩。说学逗唱，哪一门也考不住他。来一段“岔曲”《风雨归舟》，活脱一个荣剑尘(单弦名家)；唱几句“鼓词”《大西厢》，直逼鼓王刘宝全。莲花落，十不闲，梅花调，他是件件拾得起。说段单口相声，荤素杂陈，令人捧腹。来个口技，还带表情，活灵活现。
那时环翠阁(北京的有名青楼)的陆素娟，风头最健。每至中山公园，绕场一周，尾随之众，如过江之鲫。陆小姐对不感兴趣的宾客，即使呼三喝四，能一概不理。陆素娟酷好京剧，唱得一口梅派青衣，杨宝忠自是最受欢迎的人了。若饭后到她家，必是进口香烟，四色干果的照例文章。杨宝忠不但能说腔，能托琴，陆素娟唱《凤还巢》，他还能唱两句小生与之搭配。而那时的陆素娟已有下海的念头，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她终于成了伶人。
转折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有位以“雍女士”名义登台唱京戏的德国女人。她天赋很好，又受过名家传授，与她合作的老生演员便是杨宝忠。二人合演的《四郎探母》等剧，都获得好评。一次，他们在北京吉祥戏院演《法门寺》，角色的阵容非常整齐。开演之前，下场门(旧式剧场为四根圆柱支撑的方形舞台，在后面板壁的左右两边，各设一门，系演员上下场所用。右端之门称为上场门，左端之门称为下场门)台口忽然竖起一个启事牌，上面写着“杨宝忠艺员嗓音失润请君原谅”几个大字。观众一时议论纷纷。
该他上场了。虽然第一句要了个碰头好，到了后面，即使已把调门放低，但他唱起来仍显吃力。全剧演得平淡，无精彩可言，而观众很谅解，没一个人喝倒彩。足见，杨宝忠是有人缘的。这出《法门寺》对他来说，震动很大。也引起朋友的关注，一位老票友看罢，即说：“信忱(杨宝忠字)的前景不妙了。”
正是由于嗓音的变化，这位余(叔岩)派正宗老生放弃了演员的行当，走上了琴师道路。有人说：原本他该大红大紫，是烈性白酒的嗜好，终止了他的演艺生涯。杨宝忠自幼就喜音乐，家学渊源，其腕力指音都有过人之处。有了改行的打算，曾与姑丈王瑶卿商量，谁知姑丈一桶冷水浇下来，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当了文场(即京剧伴奏)，就永无回头之日。纵便能再回头，恐怕连今天的地位声誉都没有了。”
杨宝忠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气之下拿起一只心爱的鼻烟壶，就地摔了粉碎。这一摔，倒摔出了他改行的决心来。
“扶风”行
照行内的规矩：在未拜师以前是不能吃戏饭的。也就是说，你杨宝忠的胡琴再拉得好，没有师傅也不能算文场。在民国二十三(1934)年12月20日，他在北平“同兴堂饭庄”拜弦子圣手锡子刚为师，杨宝忠从此正式改为琴师。
他第一次正式登场操琴是拜师后的第四天(12月24日)，为马连良伴奏《借东风》。马连良多有眼力呀！待杨宝忠刚拜了师，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戏班“扶风社”。马连良处处以礼相待，酬劳极高，不但在广告、报纸和戏单上，加上“特请杨宝忠操琴”的旁注，而且在舞台上设立琴师专座，真是尊宠备至。每次杨宝忠举琴出场，台下必是一片掌声。为表谢意，他总要向前走几步，或点头或鞠躬，然后再退回到琴师的座位。杨宝忠从不反复调弦，定音向来是一手准。应该说，马连良的演唱和杨宝忠的伴奏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彼此配合默契。那时他俩合作灌制的《借东风》、《甘露寺》、《苏武牧羊》等老唱片，现在都是极具欣赏价值和珍藏价值的声腔艺术资料了。
翡翠玉石无其光润，丝绸素绢无其细致。杨宝忠的胡琴实在太好了，常常是胡琴花腔迭出，掌声热烈而长久，以致造成喧宾夺主之势。加上他率性而行，不管谁唱，胡琴从不收敛，像只万花筒似的，令人目眩神迷。有一次，马连良的情绪低落，演唱效果欠佳。一路演来，心中暗自不悦，觉得是杨宝忠的胡琴刮了自己的胡子。也就从那晚起，马老板疏远了颇具威胁力的杨宝忠。杨宝忠也是个心细之人。他不久即发现：马连良演出时，用的是自己；可在吊嗓子的时候，就换了人。杨宝忠私下里对朋友悄声道：“我快要离开马家了！”
俩人终于分手，马连良改用了李慕良。
一诺千金
杨宝忠与马连良分手之后，有段时间很不得意。也是，以他的声望和很高的酬金，当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班社。这时他已从百顺胡同搬到和平门外西河沿西口的一所四合院居住。房子条件很好，原是京剧名票、文物收藏家夏山楼主(韩慎先)的房产。外院是杨宝忠聘请的纪师傅制作胡琴的工作室，里院为自己的住宅。
闲来无事的日子，在客观上给他一个反思的机会。他反复地想：难道自己的人生真的应验了通天教主那句话：“胡琴再好，也是傍角儿(指戏班次要演员、乐师、后台服务人员对主要演员的依存关系，依傍名角而生活)，俯仰由人，自己不能做主。”经过这番打击，他决心帮助弟弟——“要让我们老三(即杨宝森)成名！”一定把他雕琢成器，务使其身价地位并驾于马连良。
苍天不负有心人，杨宝森终于有一天，组班挑大梁唱头牌了！凡杨宝森演出，海报上必写“杨宝忠操琴”5个大字，以加大影响力。杨氏昆仲的合作，对杨宝森的表演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其嗓音也越发地好起来，每场演出也都十分卖力，常常贴演“双出”。他真的成了继余叔岩之后、成家立派的老生。杨宝忠用胡琴把弟弟包个风雨不透，杨宝森所有的行腔、吐字、用嗓、气口，都在这位伟大琴师的掌控范围之内。从杨宝森的身上，也找回并再现了杨宝忠自己的舞台青春。难怪有人认为：杨宝森创立的杨派之能够流传，哥哥的胡琴要占一半的功劳。甚至有这样的看法——与其说宝森会唱，毋宁说是宝忠会拉。若无杨宝忠指导唱法并作唱腔设计，《文昭关》、《碰碑》、《击鼓骂曹》等杨派名剧的舒展平和、古朴苍凉的表演风格，也不会如此盛行。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但对杨氏兄弟而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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