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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独辟蹊径写“荆轲”细说与话剧的三次缘分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10月17日11:56 沈阳日报
莫言独辟蹊径写“荆轲”细说与话剧的三次缘分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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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独辟蹊径写“荆轲”细说与话剧的三次缘分
剧照

  作家莫言编剧的话剧《我们的荆轲》,为观众展示了一次绝妙的“刺杀秀”,使“荆轲刺秦”变得陌生起来。走出剧场的观众都怀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荆轲刺秦”这场“刺杀秀”是谁导演的?是燕国太子?还是宠妃燕姬?还是荆轲自己?那个被千古传颂的荆轲到底是盖世英雄,还是沽名钓誉?10月16日,当记者将这一连串的问号抛给莫言先生时,莫言的回答很智慧:“这些问题正是我想让观众思考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与话剧的三次缘分

  很多人走向文学道路都从写诗起,而莫言的处女作竟然是话剧。这也注定了莫言与话剧的缘分。莫言告诉记者:“我只写过三个话剧,也算是与话剧的三次缘。”

  莫言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叫《离婚》,莫言自己说:“那是个描红之作,基本上照着戏剧大师们的剧本结构创作的。”那还是在他当兵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言突然迷上戏剧创作,就托战友的朋友从县图书馆里借来了曹禺、郭沫若的剧本集,一通狂读,然后就生吞活剥地写出了《离婚》。这部作品写完后,并没有排演,而是一直存在自己手里。直到1982年,莫言再翻阅剧本时,突然觉得写的那么差,就付之一炬了。

  这之后的十几年,莫言一直专心于小说创作,也推出了许多震动文坛之作。直到1996年秋,莫言创作了第二部话剧《霸王别姬》。从未想能与话剧结缘并执笔创作的莫言称自己能写出这部话剧,很大程度上是赖于该剧导演王向明的鼓动,“是他强加于我,属于命题作文,难度确实很大。”

  第三部话剧《我们的荆轲》,合作者依然选择了王向明。莫言说:“王向明对话剧艺术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这样的创作我非常欣赏。”而这次莫言对话剧创作也有了更新的感悟:“话剧是迷人的艺术,它目前正由中心走向边缘,正是它的边缘化状态使其保持了先锋性、探索性,因而自己可以在边缘性上向喜爱话剧的人展示一种高雅艺术。”

  话剧《霸王别姬》曾给话剧界带来震动。有专家预测,莫言创作的话剧《我们的荆轲》会给戏剧界带来更大的冲击波,莫言的历史观、想象力和表现力都让人惊叹。“荆轲刺秦”中“断袖”的历史原点,被剧作家设计为戏剧的切入点。荆轲、燕姬、太子丹,各有各的“刺杀妙计”,关键时刻,燕姬指点迷津:“一次成功的刺杀与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平庸。”而最后荆轲假戏真做地杀死燕姬,让人觉得荆轲更像是“刺杀秀”的最后导演。莫言称自己笔下的“荆轲”具有后现代特点。这时的荆轲不再是简单的“侠士英雄”,作家恢复了他人性中的一面。有专家称《我们的荆轲》是先锋戏剧,莫言称,这部作品“介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荆轲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和现代人产生共鸣的,所以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角色。

  莫言的剧本创作完成后,曾经执导话剧《霸王别姬》的导演王向明促成了莫言与沈阳话剧团的合作。该剧被列为第六届沈阳艺术节重头大戏。10月15日,《我们的荆轲》正式演出,莫言特意赶到沈阳来看戏。说到“观后感”,莫言说:“应该说导演王向明呈现的非常出色。”

  好的小说家应该能写好的话剧

  没有人能说清楚,是张艺谋捧红了莫言,还是莫言捧红了张艺谋。因为张艺谋改编了莫言的小说,让作家莫言成为寻常人关注的作家;而当年张艺谋也正是拍摄了一部根据莫言的同名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一举奠定了其在国内外影坛的地位。

  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扬。而近两年热衷于拍大片的张艺谋却受到了众多的质疑甚至是骂声。当记者与莫言提起这个话题时,敏感的莫言脱口而出:“如果张艺谋这些年只拍《红高粱》骂声会更多,搞艺术的只有不断变化才能有新的追求和超越,张艺谋的大片也在尝试着自我超越。”

  张艺谋影片《幸福时光》也是根据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而成的。莫言说:“我认为一个电影导演与一个小说家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契合。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但说到“电影与小说”的关系时,莫言说:“很多导演对剧本的重新加工还是很有提升的,这一点不能抹杀。但小说家很难在电影里学到什么,电影应该向小说学习。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是有很多可挖掘利用的东西。”而说到话剧创作,莫言自言:“好的小说家应该能写好的话剧,话剧写好的时候,小说会写的更好。”

  只完成了两次超越

  从《红高粱》、《檀香刑》到《生死疲劳》,几乎每一个喜欢文学的人都能随口说出他的几部作品。但莫言成为大家需要三次超越,他说自己只完成了两次。莫言甚至谦虚地称:“我只是个二流作家。”

  说到“两次超越”,莫言说:“我的第一次超越是从80年代开始大概15年的时间里,把西方文学中影响我的东西和中国的传统文学相融合写出了一些作品;第二次超越则是从《檀香刑》开始,在中国民族文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小步,让人看到了这是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个性;而第三次超越也是我目前正在追求的,就是创作出属于全人类的创作,为整个人类而写作。”

  对时下流行的各种“恶搞”现象,莫言很宽容地表示:“恶搞也是一种小智慧”,但他也强调,“恶搞不是创作,它只是从另外的角度看大作品的肤浅和瑕疵,在娱乐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可以寻找任何一种不过火、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娱乐。”至于诗人的“恶搞”,莫言没有正面评论,只是说“优美的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即使是天才,也需要有灵感才能产生伟大的诗歌。”

  尽管莫言谦虚地称自己为二流作家,但还是有中外评论家称“莫言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当记者向莫言转述这个判断时,莫言显然有点不喜欢这个话题:“作家不应该关心这个。”莫言透露:今年并没有写出新的作品,有了一些题材,但都还不成熟到产生创作冲动的状态。本报记者蓝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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