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戏剧节-话剧《八》背景补充材料

　　背景补充材料

　　路易斯·沃夫森的父亲是一位边缘人物，没有工作，大部分时间混迹在廉价的咖啡店里，抽雪茄。他形容自己的婚姻是“瞎了眼”，因为他娶过来路易斯的母亲之后才发现她有一只玻璃眼珠。路易斯·沃夫森四岁时，他的双亲宣告离婚。

　　后来路易斯的母亲好不容易再婚，但不久，次任丈夫卷走了她所有的金银细软，不知所踪。好在狡猾的狐狸也难逃猎人的眼力(尽管有一只玻璃眼珠)，就在他马上要登机飞到千里之外的一刻，被路易斯的母亲逮个正着，锒铛入狱。在签署了保证与妻子共同生活的法律文件之后，路易斯的继父被免于起诉。

　　精神病人路易斯·沃夫森出生于1931年，他和他的母亲及继父生活在纽约一间逼仄的公寓里。

　　路易斯患有一种罕见的精神分裂症，他苦于无法忍受英语，既不肯讲也不能听，母语让他在肉体和心理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煎熬。在十多年时间里他出入多家心理诊所，顽固地拒绝配合心理医生，因为事实上这种心理治疗丝毫无助于减轻他的痛苦。为了“求生”，路易斯把自己的时间都用来学外语，每天醒来，他就泡在书桌前，学习法语、德语、俄语和希伯莱语；一面用手捂住耳朵抵御英语随时可能的侵袭；或者两耳堵着短波收音机的耳塞，收听外语节目；也可能一只耳朵捂着，另一只插耳塞。当然他还是无法彻底逃脱，即使足不出户，他也不得不忍受他母亲时不时对他恶意的高声喧哗。

　　路易斯·沃夫森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写书，记录他的偷生之道(写书本身也是一种偷生之道)。书是用法语写成的，叫做“Le Schizo et les Langues”(精神分裂与语言)，大约是一种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自传。书的内容十分繁杂，变换于冗长的日常生活，起伏的精神状态和干涩的医疗诊断之间。尽管作者顶着精神病人的帽子，但在字里行间看不出有丝毫逻辑的错乱或恍惚的失态，行文清晰、细腻，生动甚至优美而不失

　　这本书最初的用意是让路易斯·沃夫森用亲生经历为类似的病人提供一种自救的手段。路易斯发现单纯地学习外语并不能完全摆脱母语，因为把每个母语词汇翻译成相应的外语只不过是一种被动地逃避，背后那个母语并没有被瓦解和粉碎，而是藏身暗处，伺机再度暴露其狰狞面目。于是路易斯发展了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作为抗争。这套系统非常复杂，涉及多种语言和许多细致而麻烦的规则，每说一句话都繁复得耗尽心力。正是这些费劲的障碍达到了路易斯的目的，因为越是费劲就越消解了语言原本的趣味。撇开那些复杂难懂的操作过程，这套系统的本质在于用一种完全不是英语(或者任何一种语言)的语言符号来说英语。过去我不知道如何向人解释这种效果，现在不妨用网上飞来飞去的“伪史记”和“伪毛文”作比。路易斯·沃夫森的系统和这些伪文的模样有些类似，只是更加本质和纯粹，它维持英文语法不变，而用外语中发音相近的字符替代英语原文，把一句英文变得口齿古怪、面目全非。比如他把“Don’t trip over the wire”(不许过线)变成“Tu’nicht trebucher uber eth he zwirn”，这些词分别来自德语、法语和希伯莱语，凑成一句四不象英语。这是他拼其一生的“成就”，难以承受母语的路易斯最终居然回归到一种小丑式的母语上，以嘲弄对嘲弄，以践踏反践踏。正如他自己所说，“就算患者在这一发明中不能体验到愉悦，也至少这些外文词汇消灭了母语原词，患者所承受的痛苦一定能得以大大减轻，至少在短时间里。”(这些当然也都译自他那种“小丑英语”。)

　　路易斯对母语的憎恶是和对母亲的憎恶分不开的，二者实际上相互隐喻，相互佐证，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普遍的成人世界里，二者通常都相当地隐退，其间的联系更是不易察觉。路易斯的母亲是个跋扈的人，性情乖戾、粗俗不堪。她嘲笑儿子的语言学习，坚持跟他讲英语；一有空就放流行歌曲，把音量调得很大，硬生生穿过路易斯手指和耳塞之间的缝隙；甚至自以为是地瞒着他为他联系心理治疗；事事反其道而行之。路易斯唯一能够针锋相对的，就是在他的书里花了半章的篇幅，把他母亲成天播放的“Good Night Ladies”的

　　关于路易斯·沃夫森的故事我是从奥斯特的著作“饥饿的艺术”(Art of Hunger by P. Auster)中读到的，奥斯特对路易斯的书推崇备至，以为在文本上独辟蹊径，尤其推崇他在解构语言时所产生的趣味。趣味原本不是路易斯所求，我们无法想象他在精神上曾经如何不堪重负，他殚精竭虑地模仿和戏谑，不过象个泅水的人，在挣扎着喘一口气，而这恰恰可能是他实际上最病态的举动。奥斯特眼光的犀利在于从一堆过期的精神病学专著里一把抓住了这个好故事。故事之所以好，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它总是改头换面地不断重复，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