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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一切已经了结,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穷人的月亮永远睁着眼睛,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用心来交谈并不轻松,我知道它的含义:
那是用爱的尖刀打开胸膛,剜出深藏的灵魂……
阿根廷女歌手梅塞德斯·索萨的诗歌,在这个新年里,回荡在北京郊区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中。由日本艺术家搭建的圆形帐篷剧场,构成了这个剧场的主干;在帐篷周围,是用郊区最常见的树皮搭成的一个长方形的房屋。
2009年元旦,我就是在这个新工人剧场,在打工青年艺术团创办的“打工文化艺术节”上,看到了打工者的戏剧表演,感受到最具有创造性的艺术能量。《生活在挣扎》是一个城市家政工在诉说无处不在的城乡差别;《女人·工人》里的大姐说:我们进城打工,总有人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我们排这个戏,就是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路》,是一条惨淡的打工路,是一条条血与汗、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打工路;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则更为集中、更为明确:它通过劳动者的目光打量着改革三十年,掂量着打工群体在这三十年中的付出,塑造着三十年后打工者的精神面貌。
叙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的主人公叫来子。他是一个和2亿打工者一样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的普通人。死去的姐姐,是早期打工者中最惨烈的形象——1993年在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被烧死的打工者,是这个时代最不愿意被人提起的沉重记忆;在来子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那些摆地摊的小贩、流浪的歌手,没有暂住证被追逐着四散逃窜的人群,还有那梦想着要写一首“奥运歌曲”而躲过被“清理”的工人……
而更让人惊诧的是,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中,劳动者的目光所及、风格所向,并不是“苦情”,不是诉苦,更不是悲凉。在这部作品中,他们以大胆的调笑、暗自的嘲讽,以明快的诉说、强硬的心情,表达的是建设劳动者文化的自信心态。他们知道,既然有人“怕我开口说话”,而“我就要开口说话”:——
“我们只是想拿到我们应得的,让家里的妻儿老小有饭吃、有学上,这难道有错吗?”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有了劳动者文化,他们才可以从内心深处打破城乡对立格局中潜藏着的对农民的剥夺、对打工者的不屑。
当技术、游戏、形体成为戏剧的主角,在这时,从这里洋溢出的声音,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有创造性的声音么?
这一种声音,可以刺破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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