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包袱铺”在北京已小有名气。图为快板演员马星野在演出(蔡小川 摄)

　　“嘻哈包袱铺”去年5月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北京小有名气，演出一票难求。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传统艺术是有年轻观众的，关键看你如何让更年轻的观众接受这些传统艺术。“嘻哈包袱铺”做到了很多传统艺术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只是将这个受众群细分了一下，换句话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玩法。

　　主笔◎王小峰   摄影◎蔡小川

　　在北京鼓楼西大街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叫广茗阁的茶楼，这里每周都会有几场相声演出，并且场场爆满。类似这样的相声演出场所在北京有好几处，不同的是，这里说相声的人都是清一水的“80后”。台下的观众绝大多数也都是“80后”、“90后”，在演出前，场内播放的是比较时髦的嘻哈歌曲，如果不是演员穿着长袍出场，这场景更像是一些流行歌星的演唱会现场。观众们喝着带甜味儿的饮料，吃着零食，当那些类似暗号并且只有“80后”们才能明白的包袱从演员嘴里抖出来的时候，全场笑声一片。这是一个叫“嘻哈包袱铺”的相声团体的主场，这个团体强调的是：他们是“80后”的相声演员，并且以此为自豪。

　　“嘻哈包袱铺”去年5月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北京小有名气，演出一票难求，最多的时候，连舞台上坐的都是观众，演员甚至连做动作的空间都没有，最后消防部门要求必须按座售票，才遏制了这种火爆的场面。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传统艺术是有年轻观众的，关键看你如何让更年轻的观众接受这些传统艺术。“嘻哈包袱铺”做到了很多传统艺术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只是将这个受众群细分了一下，换句话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玩法。

　　高晓攀是“嘻哈包袱铺”的牵头人，他被称为相声界长得最帅的演员，当然，“80后”更喜欢用外在的特征定位一个人，称他为“偶像派相声演员”。作为“80后”的一员，高晓攀在“嘻哈包袱铺”这群人当中很快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其他人在谈到高晓攀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崇拜与敬畏的语气，说话的思路和观点都如出一辙，因为高晓攀让这群喜欢说相声的人有了一个固定的舞台。

　　高晓攀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很墨守成规的城市。这座城市的人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维持一种原状，子承父业在保定很流行，父亲原来做什么，孩子将来可能就会按照这个轨迹继续走下去。高晓攀的父母都是工人，但是他没有循规蹈矩，像父亲那样去做工人，而是选择了说相声。这在保定是不多见的。

　　“我8岁就开始学相声，我小时候对周星驰的电影特别感兴趣，但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表演，反而对相声是越学越喜欢，越学越深，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从小时候上的艺校，到后来上的中国戏曲学院大专班，直到今天。”高晓攀说。事实上，对一个双职工家庭来说，花钱供孩子念一个艺术院校是很有压力的，但是父母很支持高晓攀说相声。当时中国戏曲学院只招收两届学生，而且最后一届的时候高晓攀报名还报晚了。“我妈大闹天津市文化局，最后让我补考才考上的。”高晓攀说。

　　相声的舞台并不大，从地域上讲，就集中在京津地区。对一个相声科班毕业的人来说，想找个立足之地并不容易。首先是相声这个行业被体制化，同时又带着一些师徒口传心授的传统色彩，想第一步踩到点上很难。

　　毕业后，高晓攀才发现，一切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容易：“茫然。一下子就给闷了。真的不像想象中那样一毕业就能进专业文工团体，一毕业就能说相声，参加大赛然后再慢慢地混出来。谁都不认识，而且也根本没有办法融入那些大腕的圈子里面去，拎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高晓攀开始了一段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不想放弃，回到保定当工人他根本没想过。“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借住了很久，那时候没什么正式演出，后来有朋友介绍我到郭德纲的德云社说相声，那会儿郭德纲还没火，我一个月能挣60块钱。白天我在西单当导购，看到朋友、同学在这里买衣服，他们都有正式的单位，当时心里的感觉很复杂。后来又做过油漆工，在‘798’帮人家刷漆。但是好在我还是把相声坚持下来了。”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两年，后来高晓攀去了北京相声青年剧团，一个由60多岁的人组建的团体，但是没多久，他被挤走了，一个人跑到后海哭。那时候他19岁，他的同学刚刚上大学，而他却已经开始面对艰苦的生存。

　　2008年，高晓攀在海淀区的小剧场演出，由于要办奥运会，小剧场演出取消了，他又没有地方演出了，这时候，广茗阁的老板找到高晓攀，说周五有个空当敢不敢接下来。这对高晓攀来说是个好消息，只要有地方就行。但是周五是一个陷阱，人们不习惯在周末看相声演出，广茗阁平时主要是以旅游演出为主，类似老天桥的那些内容，魔术、杂技、吞宝剑，但是一到周五就没什么观众。

　　高晓攀找到了平时说相声时认识的一帮朋友，谋划着成立一个团体，傍在一起说。最初的几个人——尤宪超、连旭、赵臣，现在已经是“嘻哈包袱铺”的元老了。

　　“我们都是很小就跟着师父学相声了。”连旭原来在国家机关工作，朝九晚五，说相声只是一种爱好，没什么钱，有时候能挣一点车费，被高晓攀拉进来之后，他不得不辞职。他是“嘻哈包袱铺”里面唯一一个结婚的人，最初，他在家里常常被老婆数落，不敢还口，因为辞掉了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去说相声，一个月只能拿到几百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有压力。采访中，财务拿着一个信封过来，递给连旭一叠钱。“不怕你笑话，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一千来块钱。”不过这已经不错了，“头一个月，拿着钱后我们都乐了，这是我们自己的社团第一次开的工资，只有27块钱，但毕竟这是自己的27块钱”。连旭说。现在他们火了，连旭在老婆面前也挺直腰杆了，老婆也慢慢理解他了。

　　赵臣原来在一家国内“500强“的企业工作，已经做到部门经理的位置了，月薪1万多元，后来因为老说相声，耽误工作，就开始减薪，从1万多元减到8000元，然后再减到4000元。后来，他干脆也辞职过来专门说相声了，现在月薪是1060元。

　　第一场演出的上座率有80%，让他们比较满意，高晓攀是个有想法的人，他觉得，如果总说那些传统段子，不会吸引太多年轻观众，于是他想到做相声剧，这种方式在相声界很少有人做。去年，他们连续推出3部相声剧，“嘻哈包袱铺”也因此成名。连旭说：“应该说是目前中国相声界有所动作的、比较大的相声剧了，而且是以‘80后’为主导的、年轻人的相声剧。相声界做相声剧挺少的，很多的相声剧都是以京剧或者评剧形式来表演相声剧，但真正以话剧形式来表演的相声剧，以前姜昆弄过一个。我们的相声剧更关注新闻热点和年轻人更关注的东西。因为相声很传统，传统从业者们思维模式是固定的，他不愿意再去有过多的表现，包括那些名家，你让他们弄这个不可能了。”

　　除了相声剧，他们还搞专场。“‘六一’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六一’儿童节专场，每个人都穿着白衬衣、白球鞋、蓝裤子、红领巾，我给自己画了个三道杠，很多回忆的东西。那天也来了很多人，他们不单单是乐，更多是感动在里面。随着这些事情的积累，我会不断地去挖掘观众想看什么。”高晓攀说。事实上，高晓攀从一开始就把“嘻哈包袱铺”定位在年轻观众群上，他们都是在网上发帖子，通知演出时间，这样，来的人大都是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