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包袱铺”在北京已小有名气。图为快板演员马星野在演出(蔡小川 摄)

　　“我们在做一件把相声变成时尚的事情，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变成了时尚的从业者，而不是传统行业的从业者了。年轻人如果你没有听过‘嘻哈’的相声，那么你可能就不是时尚的年轻人。年轻人再抱着‘相声是一种传统艺术’的想法，那么相声终会走向没落的。必须把年轻的观众带到茶馆、剧场来听相声，感受时尚。”连旭说，“比如说德云社的相声，很多人去德云社是为了看郭德纲。去德云社的很多都是中年人，而在我们这儿绝大部分都是‘80后’，我们会把‘80后’所关注的东西放到相声当中。《重拾儿时梦》全是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东西，否则底下观众不会有这么多的共鸣，60、70年代人跟80年代人玩的东西绝对不同。比如把英语放进相声里，这就是社会流行的东西，而且现在很多‘80后’在各个公司已经成为中坚力量了，所以他们能和我们形成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就是我们和德云社最大的不同。”

　　甚至，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推出相声专场，开始他们担心人们去夜店、去酒吧，结果来的人太多了，加座都没有了。

　　赵臣认为：“‘80后’分两种，一种‘前80’，一种‘后80’。‘后80’整天无忧无虑，‘前80’都是很厌世的，但表达爱国的时候，还是很强烈。如果是一群‘90后’，4个孩子坐在一起，一定会吵吵闹闹，叽叽喳喳，而‘80后’会很安静地享受自己的空间，玩游戏，或者看书，但当我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起了一种很微妙的化学反应。在第一次上演相声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后台都很忐忑，不知道火不火，如临大敌似的，表情很僵，但必须要演。当我们演到第一个大包袱的时候，全场观众已经乐疯了，鼓掌尖叫，立马后台演员的表情就有变化了，从很愁到开心地乐，每个人之间会互相一看，前面掌声接二连三地响，整个后台就跟着疯了，这种感觉是我们‘80后’的特点。我们写过一个《我开始努力了》，跟‘80后’有关，为了祭奠我们的童年。我们是第一批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跟妈妈分不开，干点儿什么事会天马行空地去想，但到头来还是要征求家长的意见，因为我们离不开父母的庇护，前面说得很天花乱坠，最后还是落到‘我跟我妈商量一下吧’，这也是‘80后’很典型的特点。他们现在没有一些家庭观，或者说没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这种东西比较淡漠，但他们想做，但被一些无形的东西束缚了自己，两种劲儿，都是‘80后’很鲜明的特点。”

　　高晓攀说：“我们这代人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没有被太多地洗脑，那么我们就有很多的想法，太多的情怀，而且我们能很快地接触到网络，于是就接触到了很多全世界新鲜的东西，既然这样，就要学会审时度势。分析相声的市场，过去常宝堃最火，后来就是侯宝林，侯宝林后期就是马季先生最火了。进入市场化最火的是梁左和姜昆，那个时代说相声有很多弊端，老百姓是很难看到的，只有文人才看得到，所以梁左把姜昆推出来了。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冯巩，不管是拉洋车还是不拉洋车，观众乐了就对了。再往后说，人们都有钱了，追求一种快速消费，于是就有了个郭德纲，郭老师说得很明白，来这儿就是听乐的。而且现在年轻人喜欢吃快餐，都属于快速消费。再往后，我就觉得我们的时代来临了，为什么？相声要寓教于乐。一个包袱能让人笑，但是，一种情怀是能让人真正记在心里的。我很崇拜赖声川，他的东西可以很搞笑，但是看完之后一琢磨，会发现一种情怀被记在心里，例如我们的《山了寨了》这个相声剧，我最后用的反而是个很忧伤的结尾。”

　　谈到与郭德纲相声的不同，高晓攀认为郭德纲的相声里面表现的大多是小人物渴望大生活，比如《我要幸福》、《我要上春晚》、《我是黑社会》。“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明星，都觉得自己很牛，但是也有很多病态的东西，比如神经质。怎么神经质？想挣很多钱，然后去哪儿哪儿哪儿玩，又想追求一种宁静，很多时候又做不到。所以我们的创作很‘精神质’，反映的是一些人的精神状态。”高晓攀说，“我们这代人是第一批独生子女，生长在改革开放下，有了自己的情怀情操。都说我们这代人很自私，其实我们不是自私，我们需要的是与人分享，为什么‘嘻哈包袱铺’能火？其实很简单，来到这里大家能相互认识，通过我们的网上他们能成为朋友，我们都喜欢约局，因为我们太缺乏朋友了，太缺乏和别人分享了。”

　　民间团体一直无法摆脱的管理模式就是家族式管理，不管是本山传媒还是德云社，总要有一面旗子戳住才行。当高晓攀把这面旗子树起来的时候，聚集了30多个人，对于如何管理，尤其是随着“嘻哈包袱铺”越来越受关注，他们如何将合作进一步拓展？

　　赵臣说：“这就像一个企业，所有的老板都会给员工画一个饼图，我的企业将来会上市，你们将会得到什么东西，我这个企业将会有什么发展，企业有什么企业文化，你们每个人实际上是抱着一个什么态度来的，无论是为了挣钱还是为了升职，老板首先都会画饼图。我们这群演员里对商业最了解的应该就是我了，我在很多大公司待过，作为公司的中层，我比较了解这些企业家的想法。晓攀实际上就是运用这种企业的手法，我先给你画个饼——‘你想说相声吗？’”

　　连旭说：“说难听点，他是用我们心中的理想去控制我们的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是说他的魅力有多大，而是相声的魅力太大了。我们学相声这么多年，想说相声可是没地儿说怎么办，晓攀说我有一些资源，来一起说相声。说大一点，我们不是为了高晓攀而聚在一块儿，是为了说相声聚在一块儿。说小点儿，我们是为了一份感情。实际上晓攀是建立这个圈子的人，是买煤气罐、买灶台的这么一个人。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这些人太馋了，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饭，每个人都想吃好东西还想展示自己的手艺，得感谢晓攀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己掌勺，互相交流，提高手艺，甚至能够款待所有的来宾。”

　　在高晓攀看来，他不想像过去那样用家族式管理来经营“嘻哈包袱铺”：“很多相声团体都是家族式的师父带徒弟，但是‘嘻哈包袱铺’不会做成那样，我们要跳出艺术圈看商界，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亲情管理，到后来的时候会成为企业管理。是我们这里的演员就会签合同，我们也会给他们上‘三险’，表演也会给钱，如果拍电视剧会优先考虑。还有一个是成立创作团队，相声界有很多好作品，演员拿着作品到处挣钱，作者却只有微薄的收入，但是我们的团队就不这样，写一个作品就给多少钱，就算一个作品我们的演员不适合演，我也会拿出去推荐给别人演，这样一个作品就不至于浪费。我们一定要跳出民间团体的那种运营模式，这是所有的剧院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们会收80块钱的会费，反过来我们也会回馈会员，我们对会员都是免票的，但是他们的80块钱能让我们做很多事情，利滚利。赵本山有他的方式，我们会有我们的方式。”

　　但这一切对高晓攀来说还有一段距离，眼前最让他烦恼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睡觉。他很清楚，“嘻哈包袱铺”的未来跟他本人能火到什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只有这个阶段过去，才能真正进入企业化经营。“很多时候我是很忧伤的，”高晓攀说，“因为如果我高晓攀不火，‘嘻哈包袱铺’还能再火吗？这几乎是画上等号的，所以在我签下电视剧合同的时候，我很痛苦地问合作伙伴，我说如果你说这个合同能不签，我肯定不签。他说，‘晓攀，你理智地想一想，如果你不火的话，“嘻哈包袱铺”还能火三四年？但是如果你高晓攀火了的话，它就还能火上10年’。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个商品。”

　　很显然，这个“80后”的领头人对于快速成名后如何调整心态还没有做好准备，不管他把他们的未来描述得多么具体和诱人，但路还要一步步走。“我现在白天去排戏，这是我们‘嘻哈包袱铺’第一个电视剧，不能砸到自己手里，然后还要去做节目直播，晚上去广茗阁说相声，每天我只睡两三个小时，我真的很累，但是我不能跟任何人说，因为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有资格去埋怨任何人，但是我很痛苦，我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我太希望‘嘻哈包袱铺’能走得再好一点。我第一次拍电视剧，第一次当男一号，而且他们都是专业演员，只有我一个是说相声的，我不断地跟自己说‘这是你第二个要跨越的坎儿，一定冷静平静’，如果我不让‘嘻哈包袱铺’出名，这些人还能跟着你踏踏实实地干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无奈、选择、判断、环境，其中委屈，只能自己默认。”

　　当时高晓攀组建这个团体的时候就是希望它能火，越火越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很冷静。有一次，他跟几个成员上“鲁豫有约”节目，出来后就跟这哥儿几个急了：“记住了，我们4个人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谈艺术人生的，我们刚多大，不够这个格。”他说：“从最实际的角度想，我们要的是‘嘻哈包袱铺’票房高收入，一个鲁豫能让我们火到什么程度？不能，关键还得看我们的节目，这才是根本。我们要火得从容，要让能耐压着名声走，不能让名声压着能耐走，所以我会更加珍惜‘嘻哈包袱铺’，我就要比任何人做更多思考做更多判断，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