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羊城上演 王安忆：许鞍华让我意外
新快报记者 陈煜堃
张爱玲的原著、王安忆的编剧、许鞍华的导演、焦媛的演绎……四个女人一台戏，曾在2009年轰动一时的粤语版话剧《金锁记》，将于3月25日、26日再度登陆广州黄花岗剧院。
昨日，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在电话采访中，向新快报记者畅谈自己往戏剧路上走的“一次隔空对话张爱玲”：“包括2004年黄蜀芹导演的版本在内，自己到剧场里看这台戏就有4回，但每次看都会有不一样的激动。”王安忆坦言两个版本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尽管粤语版只看了在香港首演的一场，但许鞍华导演的风格和焦媛近乎无可挑剔的演绎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期，很是意外！
“许鞍华的导演让我感到很意外”
新快报：据了解，黄蜀芹和许鞍华两位导演所用的剧本并没有区别，究竟哪个版本更接近您心目中的完美呈现？
王安忆：从小说到剧本，我在写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在舞台上实现的预期，而黄蜀芹导演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本，所表现出来的是我所熟悉的一个戏剧方式，比较合乎我的想象。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同样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所以对某些事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是许鞍华导演的视角和处理手法，却让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是蛮震撼的。
新快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外？
王安忆：首先，从外部上看，前者完全就是一个大戏的排场，而许鞍华那一版相比之下要小得多，但其简约的、穿越的空间处理也更能突显出这个戏内部的紧张度很高。
另外，香港的演出运作模式和内地的就是不一样，这也让我意外和感动。我们的一个戏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却演完就算了。这可不像书，哪怕是置之高阁它也是始终存在的，但戏就得演，不演则是要消失的。再看人家演了这么久了都还在继续，这是值得内地戏剧学习和反思的，如何让一部作品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这个戏本身就强调女性主义”
新快报：在《金锁记》之后，有计划尝试创作其他剧作吗？
王安忆：剧作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它对于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自己至今还是没有信心来原创一出戏，我的东西都不属于有剧烈冲突的范畴，所以要等到有一个适合改编的故事，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新快报：这次解“锁”，觉得自己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张爱玲，还是舞台呢？
王安忆：舞台。张爱玲的这部小说本身就像一个戏剧，在戏剧性方面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包括戏剧化的环境和人物不幸的身世、饱满的情欲、强烈的性格等等。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舞台，除了要把整个故事都以对话的方式来叙述出来，还有空间要处理，而当时自己还从未写过剧本。
新快报：关于张爱玲，人们总是喜欢将你们放在一起做比较，对此您会有抵触吗？
王安忆：我是稍微有点抵触的。尽管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夸奖和评价，但是事实上我和她确实很不一样。她是我的前辈，不仅仅是时代背景和环境上的差异，我们从本质上就不同，如果要用张爱玲来解释我的话，是不可能解释得通的。
新快报：张爱玲的原作、您的改编、许鞍华的导演、焦媛的演绎，在人们眼中，这“四个女人一台戏”有着很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对于男性观众而言，您觉得他们应该从怎样的角度切入去欣赏这部作品？
王安忆：男性应该了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女人的世界是那么的小，但是女人的欲望和要求却非常高涨的。这正是曹七巧这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在女性身上的一种原始性，也是能够让男性为之折服的。
曹七巧没有文化的教养，没有所谓淑女的概念，甚至没有被社会化，对于一个社会人应该要考虑的问题，她全然不顾，就连伦理也可以抛弃。可以说这个戏本身就是强调女性主义的，但我们不能狭隘地去理解曹七巧的遭遇，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里面，她能多大程度担负自己的命运呢？事实上，这是放大到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
“为生在这个时代感到特别幸运”
新快报：对于您的新作《天香》，一些读者觉得缺乏曲折吸引人的故事性，读起来有点闷。从《长恨歌》到今天，您觉得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王安忆：我的东西都不是有剧烈冲突的那种，写小说吸引我的是写人物性格，这是一种渐变的、细腻的情感线索，这和我的性格有着很大关系。不变的还有我一直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这部小说里每个女性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写作时有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推动我写下去。
如果要说变化，那就是写了一个我最没有经验的故事，以前我的写作都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但是这个跨度百年的历史故事却是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花的时间很长，将近两年。
新快报：刚才说到冲突性不强烈是您写作的一个特点，这恰恰与畅销小说很不一样，今天浅阅读年代的到来，让人担忧“小说已经沦陷了”！您认为呢？
王安忆：我们现在看小说都太着急了，包括我自己，总想马上知道下面是什么。但我还是为生在这个时代里感到特别幸运，市场化总比以前的意识形态化要好不知多少倍，对此我个人是保持乐观的，阅读就应该多元化，各取所需。那些功利主义什么的，不少都是媒体一手制造，并不代表是大众所关注的，我怀疑大众是否能这么通透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还是到头来成了“被关注”。
新快报：选择在校任教的你，就是想借学院的高墙筑起一个隔绝喧嚣的“成桃花源”吗？
王安忆：留在学院有个人的原因，我觉得仅仅呆在作家协会很空洞，所以想到一个实在一点的单位去。事实上，我对教学感到很大的兴趣，如果我们今天对文学还有一点责任感的话，我觉得文学教育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至于市场有它的规律，一本卖不出去的书也说明它的品质的问题，而创作的自由是作者才能的问题，不要用自由与否来为自己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