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爱丁堡边缘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于每年的8月在爱丁堡举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艺术家齐聚爱丁堡，呈现各种形式，数量庞大的表演。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以它的多样性成为世界知 名的大型艺术节。新浪戏剧特约剧评人、爱丁堡前沿剧展策展人水晶女士撰写《水晶的爱丁堡笔记》专栏，水晶已经好几年在8月前往爱丁堡看戏挑戏，让我们跟随 她的笔感受爱丁堡狂欢一般的艺术节吧。

　　水晶/文(作者为中国“爱丁堡前沿剧展”策展人)

　　2014年8月22日 爱丁堡 天气：晴

　　经历了上周的时雨时晴之后，这周爱丁堡的天气终于稳定了下来，气温回升，大朵大朵的云彩浮在蓝天之下。连续走了几天的路之后，懒惰已久的身体也被打开，走起路来有点健步如飞的感觉，碰到要走40分钟的最远的剧场也感觉不在话下了。

　　其实，艺术节期间，基本上所有的表演场地，都可以在步行40分钟内抵达，一路穿街走巷，身边随处是5、600百年的古迹和石块铺成的街道，草坪、大树和家宅门前的花儿，串成一路的风景，让这40分钟走起来一点也不boring。

　　如果把这个步行区域对应到北京，基本就是东北二环和东北一环之间这么大的一个小四方块区域，其中有200多个venue，而每一个venue当中，又有多个表演空间，少则两三个，多则象Summer Hall这样有四、五十个表演空间。正是这种密度，为每年3000多个剧目的同时上演提供了硬件上的可能。

　　每次在爱丁堡看戏，都会特别注意他们是如何把一个普通的空间变成“剧场”的，教堂，教室，大楼的中空区域，酒吧，甚至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都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造，由Truss架或流动灯架提供灯、悬挂布景或是音响的需要，而且所有的演出场地都有专业的场务人员提供服务，很少出现因为隔音、场外杂音等因素影响演出的情况。可以说，在fringe期间，绝大部分演出，都是在非剧场形态的“专业剧场”里进行的。

　　象昨天在New Town剧场看的一个巴西的戏，The Day Sam Dead，讲述巴西医疗腐败的故事，医院里的医生因为工作压力大，会通过职务之便注射刺射性药物来缓解压力，病人家属为了让自己的家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会通过金钱贿赂甚至性贿赂来达成目的。整部戏风格极为飙悍，摇滚加酷帅的表演，再度让人惊叹巴西的戏剧水平之高。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是在一个旧教堂里演出的，坐在观众席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演员在布景背后行动时，几乎是贴着台上巨大的管风琴在移动。所有灯光、布景和音响，也完全依靠Truss架搭建，可演出效果依然是一流的，没有任何损耗。

　　此前在老城的另一个教堂Old St Paul当中，一家在爱丁堡颇为著名的国际演出公司Aurora Nova举办了他们的特别活动(著名的《反转地心引力》Leo一剧，就是由他们代理的)，邀请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女艺术家，在现场以油彩涂绘方式(和沙画有点像)，在教堂的主墙面上，投影出圣迹故事。配合巨大的多媒体投影和现场音乐，将古老宗教建筑与现代艺术极巧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美得令人叹息。整个表演并不长，只有半个小时，但那天晚上，几乎所有在爱丁堡参加艺术节的大咔们都去了，这种场合，同时也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交流的好机会，大家可以把最近的一些创意火花相互沟通，一些艺术创作组合很可能就此诞生。

　　回想国内，政府一直大把花钱建造各种规模巨大的剧场，却很少在如何将现有场地改造成为表演空间上而动脑筋。同时，由于戏剧微观生产的不足，又造成大量原有的、新建的剧场低效运营甚至空置浪费。

　　以一个从经济学和金融背景入行的“外行”角度观察，我一直觉得中国戏剧是一个由国家高度垄断的生产体制，建国之后，对国有戏剧院团的生产、创作垄断，对表演场地的经营和准入权垄断，对具体剧目演出许可的行政垄断，已经导致中国戏剧创作和观演的民间微观生态基本处于灭绝状态(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但即使以北京、上海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和世界上同等当量的城市相比，戏剧生态也堪称廖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有一条朴素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而来上层建筑又会影响经济基础。”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特别是针对戏剧类表演团体的管理体制，已经极度僵化、落后，这反过来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戏剧的整体水准，不夸张的说，我们的整体水准，基本已经滑落到世界末流的水准，连巴西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比不上。

　　从去年到现在，我在爱丁堡看过6个巴西的戏，从《喀布尔安魂曲》到《小丑叔叔的鞋》，再到前文提到的The Day Sam Dead，风格多元，而且无论剧本、表演和导演，都在水准之上。要知道，这些戏全部是来自巴西民间的自由剧团，没有任何国有剧团的背景和政府资助，但他们以自己高水准的作品，在爱丁堡这个世界戏剧的竞技场上，成功地赢得了文化与艺术上的自信。这些成功，与他们长期的自然生长、自由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要自然生长、自由创作，首先意味着艺术家需要成长和呼吸的空间，这不仅需要文化管制和演出审批尺度上的放宽与管理者的自我约束，更需要在表演场地管理政策上的巨大变革。

　　我非常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了解到目前这种表演场地管理政策的巨大抑制性作用，未来能够放宽对小型表演场地的管制，应该鼓励民间将各种可能的空间改造成可能的表演场地，而不是拚命花钱盖新剧场。放松乃致解除所谓“消防检查”和剧场资质审批，这类政策更多是出于“政策寻租”和文化管制的需求，而不是鼓励创作和演出的需求，当然，官方管理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也是主因之一。

　　表演场地的单一形态(目前国内只有镜框式和Black Box这两种形态)，使得创作者的创作观念长期被固化。他们几乎从接触戏剧开始，就以为只有这两种演出形态。而当他们有任何一点点突破性想法的时候，又不得不服从于政策对于演出管制的限制，慢慢的大家也就放弃了尝试的冲动。现有表演场所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也使得戏剧从业者们，不得不只能创作出那些能够通过商业方式达到平衡或获取利益的作品，而放弃任何暂时无法平衡或获利的创意。

　　所以当我们在国内屡屡见到“大师”们努力凑齐各种明星班底在大剧场巡演、小剧场新锐们则“坚持不懈”地呈现爆笑、白领、爱情等肥皂快餐剧，别忘了，他们也是这种管理体制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别的活法。

　　试想，如果，大家可以在更多元化的、成本更底的场地里进行创作和演出，不用那么着急地由于场租等各方面原因而急于寻求商业上的平衡和回报，中国戏剧的创作局面，应该会有更多新的可能吧？

　　爱丁堡的两周旅程很快就要结束，我们在结束了戏剧的饕餮盛宴和“暴饮暴食”之后，终究要告别苏格兰高地的蓝天白云，回到国内，在北京时不时的雾霾中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也与我们同一时代的戏剧人同呼吸、共命运。

　　好吧，那我们一起努力。

　　借用文艺连萌的一句话：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