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守运动”，守得住吗？

　　“光头运动”触发了韩国影视业长达8年的黄金发展期，虽然“死守运动”的背景是美国与韩国在韩国电影配额战场上的厮杀，却可能带来美国片占据中国银幕、韩国剧占据中国屏幕的局面

　　“死守运动”，守得住吗？

　　韩国电影人再上街头的背后

　　死守40年的配额

　　跑第一棒的是被网络票选为最适合当国会议员的韩国“国民演员”安圣基，他刚在中国跟刘德华拍完《墨攻》回来。“示威是安圣基让我干的，安圣基是我的前辈。”跑第二棒的演员朴仲勋说。

　　这些接力选手同属一个组织———“死守电影配额电影人对策委员会”。这个名字拗口的组织原定2月8日发动示威，但“死守委员会”委员长安圣基认为那样会贻误战机，于是在2月4日走上街头，开始个人示威，把其他同伴逼上了街头。

　　张东健的出场把示威活动带向了高潮———粉丝和记者把示威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中有相当一批人根本不知道张东健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张东健会于2月6日下午出现在教育保险大楼前，张东健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

　　为张东健安全着想，“死守委员会”并没有让张东健死守，3分钟后就让他步行转战汝矣岛国会正门，黑压压的2000多人尾随其后。

　　崔岷植接过第四棒时，就没有这般风光了，现场只来了200多人，是张东健的十分之一，虽然作出的“牺牲”最大———他将因出演《老男孩》而获得的国家级勋章玉冠文化勋章退到了文化部前台问讯处。

　　2月8日，示威活动迎来了第二个高潮。金喜善、车太贤、元彬、李炳宪等在内的100多位明星，在首尔的光华门前召开了“阻止文化侵略及死守电影配额的电影人大会”。

　　很多人把这次大会与8年前的“光头运动”相提并论。1998年，同样是在光华门前，以韩国电影界泰斗林权泽打头，姜帝奎、金基德等7位韩国知名导演，抗议政府为了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降低韩国电影在本国电影院的保护配额(规定影院一年中必须上映韩国影片的天数)。他们统一剃了光头，怀抱着自己的遗像，这个场景被认为是韩国电影业崛起的标志，也成为世界各国“抵抗好莱坞，捍卫民族电影”的标志。那次示威的结果是，韩国政府决定暂时不将电影配额问题纳入贸易谈判范围内，暂时维持146天国产电影配额比例。

　　1998年的“光头运动”，反对的是政府将配额从146天降到92天。今年的“死守运动”反对的是将配额从146天降到73天。

　　从1966年开始，韩国影院就建立了每年必须上映满146天韩国电影的行规。这条规定当时并没有被写进《电影振兴法》，只是以“试行令”的方式操作，所以政府有更改的空间。“光头运动”之后，韩国民众被导演们的光头感动，试探着去影院看本国影片，而《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JSA》、《朋友》等电影的确也没有让他们失望，韩国电影的本土市场占有率从1990年代初的不到20％神奇地飙升到40％，韩国观众看国产电影的行为，也被媒体定性为“因爱国而看电影”。

　　为2亿损失330亿，值得吗？

　　接下来的4年里，韩国电影的崛起带动了电视业的崛起，并进而带动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韩流”。电影人和似乎总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政府，都享受着“光头运动”带来的成果。

　　美国人并不享受“韩流”，他们不断在电影配额问题上向韩国人施压。

　　韩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美国的压力显得拳拳到肉。2003年，韩国财经部国际业务政策官权泰信在“21世纪金融前景论坛”上大发牢骚，抱怨电影人“为2亿美元损失330亿美元”———当时，韩国对美出口额度为330亿美元，美国影片在韩国的总票房为2亿美元。

　　2002年、2003年和2004年，韩国政府连续3次打算降低电影配额，以促成韩国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韩国电影人的反应异常强硬，每次政府一提出削减建议，电影人就能发动起数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让政府的企图不得不暂时搁置。死守配额甚至成为一个电影人在业内立足的前提。2003年，导演过《绿洲》的李沧东出任韩国文化部部长，曾令韩国电影人寄予厚望。2004年，李沧东主动提出降低电影配额，马上遭到了业界的集体倒戈。同年，与总统卢武铉私交颇好的李沧东提出辞职，重操旧业当导演，只是到目前还没有新作面世。

　　与韩国进行了7年关于电影配额的拉锯战之后，美国失去了耐心，去年提出了两个关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前提：解除长达两年的因疯牛症而禁止进口美国牛肉的禁令；削减国产电影146天的配额。据韩国对外政策经济研究院公布的报告，美韩一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将增加135亿美元的产值和10.4万个就业机会。

　　韩国政府进行过挣扎。1998年10月，韩国财经部在韩美贸易谈判席上曾试探性地问美国：将配额降到92天，够不够？美方明确表示：“不够！”

　　“为了韩国经济的未来，我们必须推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韩国总统卢武铉在今年的新年致词中清晰地表明了立场。

　　2月2日，与以往的做法不同，政府没有放出一点风声，也没有给电影人任何商量的余地，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韩德洙突然宣布：“政府决定采取必要措施，自7月1日起，将规定至少上映本土电影的天数减至每年73天。”

　　先灭韩国，再谈中国

　　“因爱国而看电影”的韩国民众虽然还是很爱看到张东健出现在大街上，但他们对电影人的支持没有几年前那么热情了。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最近公布的“2005年度电影观众喜好调查”显示，超过30％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缩减甚至废除银幕配额制，政府发布电影配额缩减政策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40％。“电影人抗议还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和“对韩国电影竞争力乐观”的观点，在支持削减配额的被访者中占了绝大多数。

　　电影人的确想拼命保住自己的饭碗，但他们对韩国电影的竞争力却一点也不乐观。

　　“好莱坞在韩国有权利自己分配电影，制作、上映，也可以自己开设影院，所有的都是自由的。如果没有电影配额的保护，韩国电影就会渐渐消失。”韩国电影振兴科科长金泰勋向本报记者阐述电影配额对韩国电影的重要意义——一年365天，除了146天政府保护的韩国电影上映日，还剩219天的“自由日”，这219天上映什么电影、上映哪国的电影，都是市场说了算。

　　“我的《空房间》只在韩国1家影院放了1天。”金基德对本报记者发牢骚。这位蜚声国外影展的韩国导演现在只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反正韩国人也不看我的电影。”在他看来，除非韩国民众真的“因为爱国”而不去看好莱坞电影，否则“自由”的天数越多，对韩国电影越是“毁灭性打击”。

　　“一旦韩国电影配额降低，3到5年内韩国电影将有萎缩的可能性。”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计划宣传部部长李相石说。

　　萎缩其实已经开始，电影振兴委员会发表的《2005年韩国电影工业分析》显示，2005年1－9月，上电影院的韩国人7年来首次下降，影院收入比2004年同期下降13.5％。

　　“韩国电影业只占GDP的1／100，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其中肯定藏着韩国政府还没有猜透的目的。”韩国律师李东直在韩国最大的电影杂志《CINE21》上分析说，“美国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文化市场占据优势地位。”他的理由是：中国现在受“韩流”影响很大，灭了韩国，中国电影市场也就是好莱坞的天下了——连喊着“誓死都不降低配额”的韩国都低头的话，美国跟中国谈判时会有很大优势。

　　来中国，有肉吃

　　“跟着你，有肉吃。”张东健在中国大片《无极》中趴在地上对日本演员真田广之说。随着近年来韩国本土影视市场发展接近饱和，越来越多的韩国明星开始在日本和中国的“吃肉之旅”。韩国削减电影配额，韩国影视人才外出揽活的情况将更加普遍。

　　出演过《人鱼小姐》的张瑞熙和出演过《大长今》的朴恩惠并不太关心电影配额的问题，她们只是按照韩国明星最新流行的演艺方向发展着：在韩国拍部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有相当高的可能性很快出现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然后趁热打铁，立刻转向中国接拍电视剧，即使不能刷新韩星在中国的身价记录，报酬也不会低于每集10万元人民币。像她们这样的韩国二线明星，拍一集电视剧收入约折合人民币3万元，即便是一线明星，每集片酬也不过五六万元人民币。

　　“中国也有自己的电影配额保护，美国其实想打开的是中国市场。”李相石说。

　　韩国人也想打开这个市场，但韩国电影还无法与好莱坞电影争夺中国每年“20部进口大片”的限额。“韩国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扩大出口，韩国电影在中国真正通过审查的只有4部。”李相石感到有些遗憾。

　　1月17日，韩国总理李海瓒主持召开国务会议，通过了“深化”、“扩散”、“潜在”三阶段来实现“韩流”全球化的目标。

　　韩国对中国的影视产品出口重心主要集中在限制并不严格的电视剧方面，形成好莱坞进攻中国电影、韩国人进军中国电视的局面。

　　2002年，韩国电视剧出口额为1639万美元，2003年为4200万美元，2004年为7140万美元，2005年的最新数据尚未统计出来，但超过1亿美元大关已是既成事实。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02年，中国引进韩剧67套，2004年上升到107套，2005年据估计超过150套。在去年6月举办的上海电视节上，涌入过百部韩剧参加交易，其中不少是针对中国制作，尚未在韩国播出，就拿到上海电视节贩卖。

　　也是在去年的上海电视节上，国内20名电视制片人联合提出：目前国内韩剧播出量过多，应做出相应限制。

　　“说钱会伤害到中国观众的感情，我们更希望能做中韩文化的交流。”张瑞熙和朴恩惠面对“片酬”话题，回答几乎一模一样，她们会很快把话题转移到“交流”上来。

　　亚洲文化产业交流财团理事长申铉泽比谁都担心张东健牌子上那句“让‘太极旗飘扬’在世界”。中国导演尤小刚等提出的“韩剧贸易保护论”和韩国KBS等三大电视台明确的“华剧禁播令”，使得韩国的“亚洲交流”计划受到了不小的阻碍。韩国电影的配额保护，也影响到了“韩流”在亚洲的扩张。

　　“希望中国影视圈不要对“韩流”有敏感的反应。”申铉泽对本报记者说。事实上，他远远比中国影视圈更敏感，每当说到“中国”的时候，他都很注意让自己的声音比说“韩国”时大：“虽然目前韩国进入中国的电影电视，远远比进入韩国的中国电影电视多，但请你们相信，我们将做的工作，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电影电视进入韩国市场，绝不是防范‘中流’、宣传‘韩流’。”

　　为了表明中韩是在“对流”，申铉泽让会中文的职员写出了2005年他们重点引进的三部中国电视剧：《白银谷》、《前门楼子九丈九》、《大清御史》。 记者 袁蕾 (张黎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和韩国亚洲文化产业交流财团为本文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