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的家里，李安为家人烧好一顿饭菜，放进冰箱，然后拎上行李直奔机场，开始了回中国的旅程。
这是李安获得奥斯卡奖后第一次在内地公开露面。接下来他还会在内地呆上一年。《断背山》之后，一直呆在家里给家人做饭的李安“很空虚”，把手里的剧本挑了又挑，最后决定拍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红楼梦》肯定是一个好题材，但拍摄《红楼梦
》无异于飞蛾扑火，那是一部词好、人物好、各方面都好的作品，可是改编难度太大。”李安说，“我现在拍摄短篇《色，戒》，正是为拍摄《红楼梦》打伏笔，因为《色，戒》和《红楼梦》有相通的血脉，张爱玲正是曹雪芹的继承人。”为了这部新片，他已经和助手在半年内造访上海数次。曾有影迷在南京路上遇见过他——他准备在上海郊外按一比一的比例搭建当年南京路和陕西路的建筑群，以还原张爱玲小说里的上海风情。
虽然只是本次上海电影节邀请的嘉宾，李安吸引了大批记者围追堵截，令吕克·贝松、安东尼·明格拉等参与电影节活动的国外大牌黯然失色。为了清静避免外界打扰，李安住到了上海一位朋友家里，但从下飞机开始，他就一直被媒体开车跟踪。
6月18日一天，他连轴转，赶了4个活动——先在上海电影节电影论坛上与冯小刚一起探讨“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关系”，然后驱车赶往数十公里外的松江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跟学生回忆自己的6年“待业期”，晚上8点又准时赶回电影节会场与冯小刚、顾长卫等内地导演分析观众的欣赏习惯。这期间，他还挤压出一个小时，以一对众，满足了多家媒体强烈的采访要求。
“我太累了，精神快崩溃了。”李安对本报记者说。
但他毕竟没有崩溃，在每个场合都显得彬彬有礼，而且坦诚。“电影这个东西是没有底的，不像学工的出来就有职业”。在复旦，他回忆起自己学习电影的经历，“我后来发觉一直在做电影的都是没有选择的，有选择的都去做其他的东西了”。即将面临同样选择的学生们，报以会心的笑声和掌声。
父亲?
我也做了父亲，有两个儿子，我觉得男性与男性——父子之间的张力一定要用爆炸毁灭这种东西来表达。
如果把“父亲三部曲”比作三道菜……
第一道菜《推手》比较像广东菜，清蒸鲈鱼吧。自己的味道还不太摸得准，就原汁原味的，添了一点点酱油，清蒸一下，把菜的原味给它弄出来，最少的做工。
第二部《喜宴》好像是四川菜豆瓣鱼。味道比较重一点，很容易入口。
第三部《饮食男女》比较像江浙的菜，红烧鲫鱼，炖的时间有一点，回味的滋味和烹调的滋味比较讲究。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拍功夫也好，拍各种技能菜也好，都是在寻找一种跟自然和谐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养生之道培养出来的哲学观念。菜有菜理，功夫有功夫的道理。《推手》的对打叫作“对盖”，怎么样叫若即若离、不丢不顶去做功夫？这和中国人的哲学态度、养生态度，还有人际关系是非常近的。
你抓到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国粹，你就可以把中国的人生态度、戏剧感还有社会形态做一个很好的发挥。所以说我贩卖国粹也可以，通过这个管道吸引观众，然后表达我们中国的人生态度，这一点也不牵强。
我父亲一生做教育，如果他看到我做了荣誉教授，应该感到非常安慰。
我的父亲是我高中的校长，这高中在台南是最好的高中，升学的压力很大，我就是读书读不好。后来家门不幸，我走了艺术、电影这条路。家里老觉得很没有面子，父亲老希望我教书可是我就是不肯教书，就是要拍电影，两个人也耗了30年吧。
一直到我拍《断背山》，觉得有点心力交瘁，说不想做电影了想做点别的。父亲问我教不教书，我想想还是说不肯教书。他说你还不到50岁，这样会很沮丧的，你还是继续往前冲吧。
我这辈子做电影，父亲只鼓励过我这一次，于是我就拍出了《断背山》，继续往前冲。他讲完这个话不久，他就过世了。
我做到第三部快拍完时，才发觉父亲给我的压力通过拍片慢慢释放出来。第三部里面我也比较“皮”一点——让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让他找到了青春的活力。这等于说我把“父亲”这个形象送走了，“父亲”也代表着跟着国民党到台湾的这样一个中年文化，一个父亲权威的传统在台湾起了一个多元化的变化，他慢慢失去把握，变质。这是不由自主的，也没有预谋。到拍《绿巨人》的时候我发觉父亲这个东西又回来了，而且是一种非常暴力的形态，父子关系非常强烈，然后用一种很暴力的方式解决。做了这个片子之后，我才真正比较清楚父亲在我身上的，不管是文化教养上的影响，或者是基因上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对我的基因最深层男性的挣扎还有男性的张力，父子之间我必须用毁灭来看到本质上的东西。我也做了父亲，有两个儿子，我觉得男性与男性父子之间的张力一定要用爆炸毁灭这种东西来表达。
待业?
我很多同学也是学这个的，后来发觉一直在做电影的都是当时没有选择的，有选择的都去做其他的东西了
我希望你们(指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学生)比我要幸运，不要经过6年的待业期，其实当时我也没辙，就是在那等待机会。
那段时间也不是白等待了。美国过去是学徒制的，从打杂的做到副导演，慢慢跟导演学习，有一天导演生病了，你就可以拍一场，大家觉得你还可以，再拍一场还可以，就押一部小片给你试试，就这样一部一部试起来。
电影这个东西是没有底的，不像学工的出来就有职业。我很多同学也是学这个的，后来发觉一直在做电影的都是当时没有选择的，有选择的都去做其他的东西了。
我读书时是这样的。当我在美国开始入行的时候，导演的工作和副导演、制片和场记都是很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创作和领导统筹，与观众沟通的人。所以他反而是比较从编剧这里面着手，因为他的工业已经非常成体系了，所以剧本也轮不到你来，除非你提一个非常新的东西，或许有一些机会。
我的个性比较内向，也比较不会讲话，所以在销售我自己这个方面是比较吃亏的，吃了很多年苦头。我也通过那6年一直写剧本，出售剧本。被打回、修改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在学校没有学到的。学校里都是鼓励你发挥自己的才情，怎么把自己的兴趣培养起来，赞美总是比批评多。到人家投钱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了。
我不是个性特别坚毅的，除了拍电影也没什么别的长处。我也试着找其他的事情做，也做得很不像样。在没有选择的情形下，也就这么过日子。
那6年过得好快。我最喜欢拍电影，因为拍一部电影好像过了一辈子，每天都要搞好久才过去，就觉得时间过了好久好久。我拍了9部电影，现在准备拍第10部，我觉得好像很丰富，那没有拍电影的6年，好像过了6个星期，不晓得日子是怎么过去的，现在回忆，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那6年对我惟一的影响是我对电影的观点比较成熟了，性格没有变，就是保住了孩子气，其实我拍电影到40多岁，还是有孩子气，还像个学生，我比较晚熟。
家庭?
太太喜欢我的某部电影的时候就对我会好一点，比较和颜悦色啊，就会撒撒娇啊，对我的管训就会少一些，纵容就会多一点
因为我个人生活经验不是很丰富，我是一个居家的男人，所以我都是从家庭里面去寻找这种灵感。
我有家庭，我也带小孩，我的家庭基础打得挺稳固的，如果我要来上海拍片一年，我就来了，我的家庭也不会反对。我现在像是从银行里拿利息，本钱就是那个时候投下去的。那6年我也做了一些垫底的工作。
我们拍电影是我们真正有兴趣，包括你创作，都是你有兴趣的东西，可是为了要做你有兴趣的东西，冰川下面承载人家看不到的苦功，包括你的社会资源、你的家庭资源、你的朋友、你的个性，你生活怎么过、你取材什么来源……这些属于生活上的东西也要注意，不能说一头投到艺术里面，到后来，打了前锋，后面空掉了。
那段时间很可怕，跟游魂野鬼一样。那也没辙——我又不能抢银行来拍一部片子。就那么耗着。太太头半年很苦，常常哭，觉得日子好像过不下去了，但她这样的情绪，半年后就好了。
岳父岳母应该有很多怨言，但都被太太挡住了。我自己父母也对我很不满意，后来他们对我已经放弃了——你怎么能对太太这样子——但他们又舍不得这个儿媳妇，所以只好接受现实。
我那时候也很难受，觉得自己很没有出息。我觉得自己很有抱负，但现实就好像是秦琼卖马，5分钱逼倒英雄汉，就是有那种感觉。
我真正在写剧本的时候还好，她还好，看我在那里忙，偶尔和小孩一起玩，她也很快乐。有时候我出去找找事，老不赚钱也没关系，总比老在家闷着好，看上去我还在忙事情嘛。
说实在的，电影剧本真不好上，因为电影需要那么大的投资，你要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还要有一个看头，这个卖点是很不好想的。一般好点子大家都想不到，如果你都想到了，肯定有好几个电影已经开拍了。所以我们只能想在别人前头，想得更清楚，我就是一个穷学生，到处找人想点子，搜故事找题材。
到后来没有办法，只能从自己家故事写起，从自己家庭、性情、苦水写起，很多年轻导演都是这样起来的。
有想过改行，但我做什么也不像，我到餐馆去端过盘子，结果表现不好；也到电影节打过工，去给人家做套片子的，也老出错。
我的生活是围绕太太的，从过去到现在家里一直是听太太的，她比较迁就我。太太喜欢我某部电影的时候就对我会好一点，比较和颜悦色啊，就会撒撒娇啊，对我的管训就会少一些，纵容就会多一点。我很多时候都在外面跑，她必须迁就我，奥斯卡还是要给面子去一下的，拿金球奖的时候她都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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