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刻
现在中国急着要飞跃，盖大楼可以一下子盖很多，但文化这个东西不行。
国内的观众对导演非常苛刻，作为同行，我非常同情。
我觉得不能对他们要求太苛刻，整个中国电影过程都没有今天这样的，又要得奖，又要卖座，道德上又要树立典范，又要探索人性……什么东西都要，全世界100年来也没有这样的导演。
电影语言基本是西方建立的，中国的电影语言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电影是反映了社会，不光是反映了电影。一个导演需要很多的帮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为电影工作比较浩大，它受到社会的压力，需要一下子跳到西方电影的前面。
现在中国急着要飞跃，盖大楼可以一下子盖很多，但文化这个东西不行，就是要耐心。这不是数学的问题，是习惯的问题。现在我们电视剧渐渐有这种习惯，可是电影还是很空洞。
让中国大众愿意进影院看电影，这个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只有美国等电影大国才能做到，包括过去很兴盛的香港，现在也做不出来了。同时大家还有一种焦虑感，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为什么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拿不下来？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急功近利了。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件很明显的事情，中国的电影100年和美国的电影100年是差很多的，不可能一下跳过去。中国大陆的本地市场上，很久都没有商业电影发行，后来是在港台电影发行的冲击下，1990年代以后也慢慢兴起了商业片，与观众约定俗成的观影习惯还没有建立。这个市场没有，导演再有才华，也很无奈。我现在看到只有冯小刚抓到了市场，这点我对他非常地佩服。只有一个冯小刚，你今天要我来做大陆电影，我也不行。
我们过去的基础没办法和好莱坞比，现在工业已经全球化了，好莱坞这么强势，把它关在门外，也不是长久的办法。
片型是西方人定下来的，这个我们是落后的，东西一拿出手，讲深了，包括人情世故、天人合一的概念跟西方不合的时候，你就会出现水土不服。
不光西方观众不看，我最大的痛苦就是中国观众也不看，中国的观众基本上是不看中国片的，因为西方片他已经看习惯了，习惯了那种思维模式。
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不但要保留，而且要攻到西方的市场，我这代可能还做不到，要看你们的。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气象，就是华语的电影市场是英语市场的4倍，我们要抓住这个市场，走向全世界，必须认清电影是什么。这个游戏怎么玩，恋爱片怎么玩，侦探片怎么玩，战争片怎么玩，都有它的游戏规则。电影跟人生是不一样的，人生是没谱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电影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两个小时完成的，它是有限、人为的。怎么样去跟观众沟通——这点很对不起——是美国人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要突破，要有变化，必须先弄清楚游戏规则，因为它已经全球化了，是人类思维的共同表现了，不要使民族思维挡在前面，我们先要把它研究透彻，然后把我们民族的特色在这个基础上求变化，求超越。
功夫片?
很多人觉得动作片是“武术”的电影，我拍了一部以后才知道，其实这是“舞蹈”的电影，是从京剧来的。
肢体语言，中西方是共通的，动作片比较好卖，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差异。中国除了个别的艺术片，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的商业片，除了武打片，还没有什么比别人做得好的——这是我们要虚心检讨然后要继续改进的。
我们过去的片子基本上都是照着西洋的模式在学习，在模仿。台湾和香港基本上是一个“次好莱坞”的文化，包括现在韩国也还没有走出去。
在这个文化氛围里，我们做得最好的就是武术电影。这其实也是老祖宗给我们的。
很多人觉得动作片是“武术”的电影，我拍了一部以后才知道，其实这“舞蹈”的电影，是从京剧来的，从京剧的编排、套招里发展出来的一种艺术。香港好的武术指导都是学京剧的。他们的父亲从北京去香港，从戏班的武行里出来，成龙是这样的，给我编排的袁和平，他的父亲也是京剧的武行。
他们的美感是一种圆形的、快速的，像芭蕾一样的美感。他们都不蹲马步的，马步一蹲人动作就慢了，不灵活了。他们是在翻跟头的武行里面训练出来的美感。他们经过好几个阶段，从京剧到广东大戏，到香港的老式的武打片，到香港的邵氏公司从日本的武士照片学习制造出的武侠片的片型……渐渐发展出一种武术电影的电影美学，这是震惊世界的，独步全球。他们不只是编排方面有独到之处，在剪接方面也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感，这是在香港研发出来的国粹，拿到世界各地都是非常自豪的。现在我们还在卖这个东西，但我觉得慢慢不行了，我觉得要把其他的片型研发出来，尤其是戏剧性的东西，然后推荐到全世界，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左右逢源?
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告诉我两件事情：一、我们是特殊的；二、你这样拍不对，我们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的
大家有时候把我归作中国片导演、台湾片导演。好莱坞我沾过，好莱坞的外围独立制片我也沾过，还拍过鬼片……我发觉有时候自己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好像各种能力、各种资源都能用上。有时我也会遇到左右踯躅的状况，我也搞不清为什么。
比如像我头三部影片，虽然没有在内地正式上映过，我知道口碑还都不错。那我就想：要拍了《卧虎藏龙》还得了，结果它的反应却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到现在我也研究不出来怎么回事。
我在很多地方拍过戏，处理过不同的文化。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告诉我两件事情：一、我们是特殊的；二、你这样拍不对，我们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地域性和共同性并不犯冲突，它是你的左右两只手。像我一个台湾出来的导演，拍美国西部的同性恋牛仔，在瑞士卖钱，一定是有共同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还要注意你的特色，不能把自己的本色去掉。你不可能比好莱坞拍得更像好莱坞，它就是要看你的特色，你本质上的东西一定要很自豪地拿出来。
对我来讲，好莱坞，中国片，欧洲片都不是很重要，我心里有故事要讲，希望能够找到我的观众，能够和他们沟通，这是我了解世界的方法，是我生活的方法。能够一部片接一部片地拍下去，是我最大的幸福。
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是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我想各位也有经验。几百年以前中国人被打败了，从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他们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中国由于帝王和锁国的关系反而倒退了，中间出了很大的落差，我们必须跟上去。不光是科技和工业要跟上去，整个思维形态和文化形态都要做调整。这几百年来，我们还在其中挣扎。这个文化冲突是很多中国人都有体会的，用不同的方式体会的，这是我在台湾省很深刻的经验，所以我把它表现出来是很自然的。当然片子一见到观众又是一层新的文化冲突。在工作过程中，我也碰到很多，讲得不好就是文化冲突，讲得好就是一种突破，一种特色。在这个冲突中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不管怎么冲突，我们存活下来了。你们这代是很幸运的，受到滋润，培养。你们的环境要比台湾的学生好，台湾正在折腾。
导演?
我们做导演的，跟导体一样。
我想自己天生是做导演的，我的思路不屈服命运的安排。我曾经帮台湾一家公司打工，他们在美国拍一部电视长片，我本来是给人家打灯的，结果打到下午，我就变成导演了，从那个老牌导演到香港明星，不晓得为什么就都听我的指挥了。
在学校也是一样，拍拍拍，本来是帮人家录音，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听我的了。那不做导演怎么办？我想我就是做导演的，只是机会没有来，就跟秦琼卖马一样。机会没有来也只能等待，只好相信有。
我想我的天份表达出来这么明显，一定是有天意吧。
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很特殊的族群，我们好像是贵族一样，我们可以非常地自豪；好像抽大烟一样，我们也会上瘾。每次做一部电影，都会挑战新的题材，有新的突破，我们一直在寻找突破，寻找新鲜感，寻找人生没有答案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做没有做过的事情来测试我们纯真的一面，有时甚至用恐惧的方式，让自己害怕、兴奋的方式，把我们最见不得人的东西表现出来，然后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评头论足，干净也好，不干净也好，这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做导演的，跟导体一样——感应一个东西，通过自己的身体，传播给大众，刺激他们的情感，刺激他们的想象力，刺激他们的思考——就有了拍电影这回事。所以，我们是很无辜的导体，不是去主导什么，而是因人设事地将感受到的东西反映出来。
剧本?
两个人谈恋爱，你爱死我，我爱死你，讲了两分钟就没东西讲了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国内最弱的一环就是编剧，很多演员就等着好角色，导演等着好剧本。我们还不晓得怎么经营，那个滋味怎么才能一番一番地出来，这是编剧要做的。
两个人谈恋爱，你爱死我，我爱死你，讲了两分钟就没东西讲了该怎么办呢？我要设置什么样的障碍呢，怎么彰显他们的感情，怎么纠缠，怎么起伏，怎么起承转合，西方怎么弄，我们东方怎么弄，我们留白怎么留，障碍怎么设……这都需要好好演练，道理大家一讲就懂，而且可能你还不屑于做那些很俗的东西，可是你要把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吸引人的东西演练出来，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的。
我们现在会讲的人很多，一部电影出来，骂的人很多，可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得有兴致，这个做的人很少。年轻的编剧刚刚冒出来，大家都哗地去砸钱，去抢他，就把他的习性做坏了，所以国内的编剧是非常缺乏的。
编剧是一部好电影的最基本的东西，导演是提供一个眼光一个方向的。这么多人放在电影里应该怎么放，这是导演应该做的，可是我觉得导演应该参与编剧的工作，把它的基石和蓝图打好，才能在上面加枝添叶。
我在台湾看很多学生的作品，非常夸张，用非常多方法来吸引注意力。可是一个题材交到他手里，在两个小时甚至是10分钟里，让人觉得有趣味，带着观众往前走，这一点很少人能够做到。张英 徐卓君 马宁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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