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道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包括长春园和绮春园)，占地5200亩(约350公顷)。其中，西洋楼约120亩(约7公顷)，占全园总面积的4%，其余96%，都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古典园林。从圆明园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现存遗址，可以看出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100多个景区，没有一个不是建筑与山水、花木的有机结合，没有一个不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圆
明园的风貌，正是由这些富有诗情画意的景区构成的。今天整修圆明园，如果只恢复山形水系、植物配置，而不恢复相应的建筑，就必然丧失这些景区原有的文化内涵，恢复圆明园原有的风貌也就成为一句空话。1980年，侯仁之先生提出了整顿圆明园遗址的八字方针:以水为纲，以木为本。现在，有必要在这两条之后再加一条，以建筑为魂。
2000年8月1日，北京市市长办公会原则通过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同年9月29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原则同意。一场持续了近20年的论争终于画上了句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不再是圆明园要不要整修而是如何整修了。
整修圆明园，主要包括恢复山形水系，恢复园林植被景观，恢复部分建筑。其目的则是恢复圆明园的风貌。对于恢复山形水系，恢复园林植被景观，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对于恢复部分建筑，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人认为，一切建筑都不应该恢复;有人认为，至少应该恢复80%。《规划》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恢复建筑面积控制在古建遗址面积的10%之内”。因此，恢复建筑与恢复圆明园原有风貌的关系，就成为整修圆明园遗址工作中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包括长春园和绮春园)占地5200亩(约350公顷(hm2))。其中，西洋楼约200亩(约13公顷(hm2))，占全园总面积的4%，其余96%，都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古典园林。从表面看，圆明园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但是，圆明园的艺术特色，不是她的中西合璧，也不是她的欧式建筑，而是她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在那封著名的《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把中国的圆明园和雅典的巴黛农神庙分别作为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代表，称前者为梦幻艺术，称后者为理念艺术。他盛赞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
圆明园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历时15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圆明园的规模和景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圆明园的黄金时代是在乾隆一朝，圆明园的风貌，就是在这时形成的。
乾隆在位的60年，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时，封建的中央集权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乾隆曾经说过:“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又说:“朕亲阅本章，折中酌定，皆非大臣所能参与。”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圆明园的上谕、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有关圆明园的资料以及乾隆本人有关圆明园的诗文，可以看出圆明园的总设计师就是乾隆。不论是设计中国园林的样式雷，还是设计西洋楼的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都不过是乾隆旨意的执行者而已。
乾隆是满族人，但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他能写诗、填词、作文、绘画，书法也有一定的水平。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对于造园，他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在《清漪园记》中说:“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临湖。既具湖山之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事有相因，文缘质起。”他认为，有了昆明湖、万寿山这样优美的自然景观，还必须有亭台楼阁等人文景观来加以点缀。建筑之于湖山，是文和质的关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是，这种点缀，并不是草率从事，而是刻意经营。圆明园的100多个景区，都是建筑和山水、花木有机地结合，构成一种诗情画意的境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从圆明园的造景，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圆明园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建筑在形成圆明园风貌中的重要作用。
平湖秋月，在福海西北隅，正宇三楹。西为流水音。东北出山口临河为花屿兰皋。折而东南，度桥为两峰插云，又东南为山水乐，其北为君子轩，为藏密楼。乾隆在《平湖秋月词序》中说:“倚山面湖，竹树蒙密，左右支板桥以通步屐。湖可数十顷，当秋深月皎，潋滟波光，接天无际。苏公堤畔，差足方兹胜概。”苏公，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苏公堤，就是他任杭州太守时为治水而修筑的西湖中的长堤。“苏公堤畔”四字告诉我们，这一景区是模拟西湖十景中同名的一景。
蓬岛瑶台，在福海中央。门三楹，南向。正殿七楹。殿前东为畅襟楼，西为神州三岛。东偏为随安室，西偏为日月平安报好音。由蓬岛瑶台东南度桥为东岛，有亭为瀛海仙山。西北度桥为北岛，正宇三楹。乾隆在《蓬岛瑶台诗序》中说:“福海中作大小三岛，仿李思训画意为仙山楼阁之状。苕苕亭亭，望之若金堂五所，玉楼十二也。”李思训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画家。这一景区，就是他的代表作《仙山楼阁图》的再现。
上下天光之西，折而南，度桥为杏花春馆。西北为春雨轩。轩西为杏花村。村南为石间壑余清。春雨轩后，东为镜水斋，西北室为抑斋，又西为翠微堂。乾隆在《杏花春馆诗序》中说:“由山亭逦迤而入，矮屋疏篱，东西参错。环植文杏，春深花发，灿然如霞。前辟小圃，杂莳蔬瓜。识野田村落景象。”这里的景色，和唐代诗人杜牧《清明诗》的意境是何等相似啊。
海宁陈氏的隅园，是江南名园之一。1762年乾隆南巡，驻跸于此，赐名安澜园。因“喜其结构致佳，图以归”。就修葺四宜书屋之便，“左右前后，略经位置，即与陈园曲折如一无二”。因为该园的蓝本是海宁的陈园，于是，这座园中之园也被命名为安澜园了。安澜园之正宇五楹为四宜书屋，东南为?经馆，又南为采芳洲，其后为飞睇亭，东北为绿帷舫。四宜书屋西南为无边风月之阁，又西南为涵秋堂，北为烟月清真楼，楼西稍南为远秀山房，楼北度曲桥为染霞楼。对于这些建筑，乾隆一一题咏，称《安澜园十咏》。
以上四个景区，有的模拟自然风光，有的再现前人诗画意境，有的移植江南名园，代表了圆明园造景取材的几个主要来源。从有关圆明园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现存遗址，可以看出圆明园的景区没有一个不是建筑与山水花木的有机结合，交相辉映;没有一个不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圆明园的风貌，正是这些具有诗情画意的景区构成的。1860年，一位曾经看到圆明园景色的英国随军牧师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鉴定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才能图写园景，形容尽致。”圆明园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这位牧师的话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我们整修圆明园，如果只是恢复山形水系、花草树木，而不恢复一些景区的建筑，这些景区就失去了灵魂。蓬岛瑶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的福海，已经恢复了碧波荡漾的景观，但是，福海大小三岛上仿唐代画家李思训画意为仙山楼阁之状的建筑没有恢复，人们就很难想像乾隆在《蓬岛瑶台诗序》中所描绘的人间仙境。平湖秋月、杏花春馆、安澜园等景区，如果只是恢复山形水系、花草树木，而不恢复相应的建筑，亦必然丧失这些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如果一个个的景区都没有了建筑，丧失了历史文化内涵，恢复圆明园原有的风貌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
中国的古典园林和外国的古典园林有很大的不同，譬如，西方的建筑主要是砖石结构，中国的建筑则主要是土木结构。砖石结构，寿命较长，即使遭到破坏，它的废墟还可以长期保存，有的还能给人以美感。土木结构，寿命较短。乾隆在《安澜园记》中说:“土木之工，二十年斯敝。”这就是说，土木结构的建筑，其寿命只有20年。如果遇到战乱，这些建筑更是难逃厄运。北宋李格非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一文中说:“唐贞观(627～649年)、开元(714～741年)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躏，化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无余处矣。”我国现存的许多名胜古迹，都是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屡坏屡修，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好圆明园的整修工作。对于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决不能照搬。
1980年10月，侯仁之先生在《圆明园》一文中提出了整顿圆明园遗址的八字方针:“以水为纲，以木为本。”这一方针，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天，对圆明园遗址的整修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侯仁之先生并不反对恢复建筑，只是把“重点恢复一些景区”作为正式开放以后“再逐步考虑”的问题。而恢复景区是必然包括建筑的。20年过去了，重点恢复一些景区的条件已经成熟。我认为，在侯仁之先生提出的“以水为纲，以木为本”两条之后，有必要再加一条“以建筑为魂”。至于恢复多少建筑，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恢复建筑，要有精品意识。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力争达到最高水平。只有这样，这座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的世界名园才能重放异彩。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420页。
［2］《圆明园》，第1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