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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所以很多朋友对这部电影还是充满了期待。很多人说了解蔡导也是通过和张杨导演合作，张杨导演去年有一部《向日葵》的作品，之前一些影片也有一些父子的情感交流、故事，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影响蔡导选择这样一部写父子之间情感的故事。
蔡尚君：《向日葵》我参与了，《洗澡》我也参与了，都在在讲父子。因为我们可能是同学，又是同代人，再加上30多岁，可能我们有共同成长的背景，一个电影作品可能更多跟导演有关系。这两部电影，他做导演，我做编剧，有时自己的想法就放在后边，可能尊重一个导演的想法。但是在过程中会炒作，这都可以理解，一个故事创作对人物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最终是要导演完成这样一个东西，作为编剧，我当时做到的只是说有这样不同的感受，对父子的情感，但基本上最终定调走向还是导演来定。
这两部片子也挺成功的，《洗澡》很成功，《向日葵》可能张杨有他个人的一些情感，我都看了，也都挺好，但是可能每个人的性格和对生活的认识、行为还是有差距、不一样、有区别。在各自探讨的时候，把自己的内心的冲动，他有他的看法，《红色康拜因》里我就表达了我自己对父子的一种认识。因为我觉得父子情感是很东方的，和母子情感还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在云南探讨《向日葵》的时候，我说中国人对父亲和爸爸的概念，这两个词的概念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更多有的是“爸爸”，而不是“父亲”。爸爸的责任是生育你，他在生活上照顾你，把你养大，他其实是一个物理上的东西，父亲更多是社会意义上的概念，更多应该是你生活的指导者、引领者，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人，可能有的时候有的人影响你，或者是老师，可能中国人老师也是师如父，有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不仅仅是从生活层面来照顾你、抚养你，更多是引导你生活之路。像我们这代人长大的，更多有的是爸爸，打你也好，疼你也好，到后面，生活上我们经常在这方面跟他很对立，我自己感觉最深的就是父母往往是爱你来伤害你的情感，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你是不舒服的，是在折磨中长大的。
在《红色康拜因》里，我们没有强调这种区别的概念，农民不可能有那么清醒的认识，他的认知程度肯定是有限的，对于世界的认识，但他是凭本能、凭直觉的。这样一对父子和西方人的观念不太一样，中国人又是重视生活在非常深的伦理家庭里，其实中国人一辈子生活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兜圈子。这样的故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就是每一个家庭的事，反正我是挺有感触的，表达这样一个意思。自己的切肤之痛也好，切肤之爱也好，有这样一个很切肤的情感。
主持人：我相信这部片子也能够引起一个时代的人很多的共鸣。小白你换一个身份，你现在不是《红色康拜因》的编剧了，你现在还是影评人，你从影评人的角度，你去看《红色康拜因》和我们之前刚才说的像张杨导演的一些作品或者是其他导演相关的父子之间的作品，你去比较一下，你的感触是什么？
顾小白：片子还没出来，可能只能从写的时候要对比。刚才导演也说，他之前也跟张杨一块儿做电影，也有性格的原因。可能我觉得这个片子体现他的东西更多一点，包括我们聊的时候，父子那种东西，我的经历可能事件上没有那么集中，但是后来我一直在琢磨，其实跟父亲得那种关系，在心里上可能都经历过那种阶段，电影只不过可能用更好的故事、更好的表现方法把这种情感表现出来。反正这里边这对父子关系跟以前我看到的国产片里讲父子的东西，可以说更狠一点，也可以说从故事上更吸引人一点。我们一开始就想把这个电影，不管是情感上还是故事上都能特别好看，因为好多一看，觉得这个题材可能就觉得它比较沉重、比较闷，因为它现实的东西挺多的。但是我们尤其是父子这个层面上做的故事特别好看。
主持人：有没有担心因为类似题材，去年我们才刚刚看过《向日葵》，在网上也有朋友担心，有的时候会觉得父子的故事虽然是很感动的，但是有时觉得有点矫情，有些刻意。会不会担心这个不是特别吸引观众去进影院看的一个原因？
蔡尚君：我觉得不会。父子关系绝对没有问题，你说的矫情或者是什么只是没有表现好，肯定是这个问题。这个题材本身，爱情千百年来天天都在说，但是有无数的好作品，只有你呈现不好这方面，不会说题材本身陈旧，没有，题材不会陈旧。
顾小白：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国产电影市场机制不健全有关系，这是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现在可能只有几种题材吸引观众，市场对观众的引导还有电影体制不健全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国外好多片子就是一对父子或者是一个公路片，但是照样有很多观众去看，它的受众比较多。
主持人：现在好像新锐导演拍片子，包括第六代导演拍片子，很多媒体就去关注，你拍这样的片子是不是拿奖？而不是关注国内票房成绩怎么样。我听说蔡导对这部片子在海外电影节上去获奖也是很有信心的？
蔡尚君：我现在不知道，不敢说（笑）。其实这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对我来说第一次做导演，当然之前也参与过很多电影制作，别的公司操作的电影。这是市场没有走向良性循环的机制，没有那样一个机制，把中国的年轻导演都逼成了，既得当导演，又得当推销员了，到国外电影节去推销自己的作品。当然有的导演可能是他外语能力也很好，他的社交能力也很好，他可能会好一点。有的人可能不善于表达，可能只能通过作品，他在人际方面真是不会说的，那这样的话他肯定完蛋。
参加电影节拿奖其实是无奈之举，对一个市场来说。其实国外的电影节都是有立场的，每个电影也是有立场的，有政治倾向，有话语权，有一个范围。它可能选择你，当然它也有公正的很多纯艺术的交流。它选择你得了奖，可能在你的发行上，对你在海外的市场有所帮助。但反过来你就为了这个去拍就没什么意思了。但如果有些电影，在国内必然就是小众，在国外市场也是很吸引观众的，有的电影可能就这么多票房。像去年的一位法国导演说他的电影可能就卖个70、80万，说为什么你每年拍的电影都不好看，但为什么每年都能拍呢？他我说的电影好像拍70、80万就够了，最后好像也就卖了这么多钱，最后我还是能拍摄。像法国原来当年我记得有一个调查，每年有200部电影或者是年轻人第一次当导演，等到第二年能够再拍电影就剩3、4个了，也是在被淘汰，也是在选择。市场选择你，你有没有好的东西，当然有没有票房是一方面，但是你的表达是不是很好，也在互相的选择。
其实每个导演拍电影都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作品，这是我觉得不能有导演个人的创作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多应该是把我们现在的电影市场更规范化最好。这个还有赖于提高，光给电影节确实是挺悲哀的，自己拍了很多东西，国内更多的人看不到，也是悲哀的一件事。
顾小白：拍电影就想让更多人看到。
主持人：像《孔雀》也没有在院线放。
蔡尚君：《孔雀》放过，很不错。
主持人：像《红色康拜因》会有商量在什么档期？
蔡尚君：我想在明年的5月份左右，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得跟院线去一块儿协调，是这样的一个档期。因为这个片子也很艰难，昨天几个朋友吃饭，我听了以后心情都挺沉重的，说《马背上的法庭》，说票房，还有一部贾樟柯的影片，可能要在香港上映，还有《交城假日》几万块钱，《马背上的法庭》是几万块钱，挺悲哀的。这样对投资人可能也是不良的一个回馈，他可能对下次投资是否还有信心，都有影响。可能发行和宣传上，院线可能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就不给你上，他放一些大片可能就挣钱。但是他也有一些指标，也得放一些影片，但是9：30谁去看电影呢？这样的艺术片其实选择策略上也应该就在小范围做，咱们也没有艺术院线。
主持人：上周王小帅导演来的时候就提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做艺术院线，有专门的艺术院线。
顾小白：其实像《马背上的法庭》，看过的朋友都说很好，但是没有那个渠道人更多的人知道，很多人其实也很遗憾。而且知道了，想去看，已经下片子了。
主持人：《马背上的法庭》路牌上的广告还是有一些的。
蔡尚君：其实这些片子不可能，从出生那天起这个孩子的命运已经定了，让它进贵族学校大庭广众这个策略是错的，这样的片子其实就应该坚持可能稍微长档期的上映，小范围在几家电影院去放，它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国外的艺术院线也是这样。
主持人：听说国外艺术院线一个片子放好长时间。
蔡尚君：真正去大的商业院线肯定是短命的，其实这个定位也很重要，无形中你把这个孩子给摧残了。他只能见这么大世面，只能找这样世面的人看。看这些电影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院线的地方，可能会定期去看，看商业电影的人不会去看艺术电影，偶尔可能会有。
主持人：这样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矛盾，在国外获奖的一些片子在国内市场不好，慢慢就变成了导演就为电影节在拍一样。
蔡尚君：其实不是一个好现象。
顾小白：很多导演也挺矛盾的，因为国内不好卖，只能从国外想想市场。
蔡尚君：逼着你去得奖。
顾小白：要不然投资人就更不愿意给他钱了。国内的电影市场现状，我自己也是老想，比如真的做一个艺术院线，之前也有人谈过，但是没有落实，可能他们自己心里也觉得不是那么一个值得去做的事，可能也会赔钱，也不能怪他们。老百姓不看这样的电影，也不能怪他，但是导演不拍这样的电影也不对。有的时候我都搞不清楚是谁对谁错。
主持人：一个特别大的课题。
顾小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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