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近照

　　至于是怎么开始写剧本的，这个更奇怪。我跟杨德昌也是很好的朋友，每天大家都在一起吃吃喝喝瞎聊。那年他要拍《恐怖分子》，编剧是个小说家。演员的档期都定了，但等他看到剧本，却感觉不对劲，他不想开机。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状态，投资公司也给他很大压力。杨德昌就问我愿不愿意帮他改剧本，一边拍一边改。比如说在客厅拍，我就在卧室写。这是我第一次正经写剧本。

　　mangazine·名牌：作为一个并非科班出身的导演，你是怎样做到在缺乏一定系统训练的情况下，去完成你的片子的？

　　陈国富：我第一次当导演拍《国中女生》的时候相当崩溃。每天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工作人员都是投资人指定的。后来摄影师转述给我听，说那些工作人员一路想“叛变”，想不听导演的。那时投资老板对我也不够信任。我记得开机拍到第三天的时候，两个老板出现了。前三天都没有出现，我还挺乐。因为没人盯着我干嘛。老板来了后，悠悠跟我说：“陈国富，剧本我们已经改好了，就在我的包里”。我傻了一下，心想：啊，我都已经开机了，你说剧本改好了什么意思啊。我后来始终没看那个剧本，继续拍我的，但觉得压力非常大。看样片的时候，坐在一个很小的放映室里，老板就坐在我后面一排，会突然放冷箭般地冒出一句话：“国富你知道一尺胶片的冲洗费是多少钱吗？”

　　拍到一半的时候我跑去找侯孝贤喝茶。我说：“孝贤，这个工作我不能干了，我不知道当电影导演是这样。”他听完我所有的投诉、包括对自己的不自信后说：你还算比较好的。他说他认识的所有第一次当导演的，都比我还惨。他给我举了无数的例子。包括台湾的一个非常资深的老导演，侯孝贤给他干过场记，干过副导演。他说那个导演第一天拍戏的时候，喊了“ 开麦拉”之后，紧张得再也没法喊CUT。喊不出来了！很奇特，他举的这些例子对我有一定的安慰作用。

　　反正我后来硬着头皮回去将那部电影拍完了。拍完以后，评论很好，电影节也参加了，老板将投资收回了，还赚了一些钱。但当他要跟我签下一部戏约的时候，我是死活都不肯了。

　　mangazine·名牌：那你第一次拍片时的尴尬，紧张，后来有所改变吗？

　　陈国富：一直到《双瞳》，我拍戏都是非常紧张的。紧张是一种性格的特质。《双瞳》关机的那一天，在澳洲墨尔本，剧组坐着巴士回宾馆，我开始跟我的场记说话。我的场记非常意外，她说她跟我拍戏整整四五个月，我终于开始跟她聊天了。她讲完以后，我也很意外。我发现原来我之前是这么紧绷。我当时给她的解释是，因为为了要完成这个电影，我每天都要面对两三百个问题。这两三百个问题一起堆砌在我的脑海里，当然会对我造成一种很强大的压力。在这个压力的淫威之下，我自然无暇去过正常的生活。

　　在我当导演之前，我唯一去过的拍戏现场，就是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现场，我发现他们在现场也会变了一个人。杨德昌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你会发现他在现场比平常更像一座火山，表面平静，但心里一直酝酿愤怒的情绪。比如他会突然说“收工”，这个时候他才刚开始拍第一个镜头！只因他认为有人故意不配合，可能他需要这种情绪状态去把工作坚持到底。

　　侯孝贤早年故事就更多了。他在现场手捶桌子发脾气，结果弄成骨折第二天打着石膏来。这都是自我要求高所产生的情绪紧绷现象。到了拍戏现场，我会很沉默，即使休息时间也不跟人交谈，永远是第一个吃完便当，吃完后马上就去监视器旁边。这把工作人员弄得更紧张。这种态度其实不好，有时候甚至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说梁家辉(听歌)在演《双瞳》的时候，中间就崩溃了。他后来跟我讲，当时他还去看了心理医生。因为他觉得我好像很不喜欢他，令他在现场很痛苦。他为什么会觉得我很不喜欢他呢，因为我不做友善的交流，他在现场可能会说个笑话聊个新闻什么的，而我永远都反应冷淡。当他还嘻嘻笑笑的时候，我可能突然来一个“演员就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