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什么？就是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陆川不止一次这样去理解战争。可以说，他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意象。

　　影片从一个日本军人的视角开始，这个视角本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大都来源于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和拉贝日记，而本国的资料却所知甚少，陆川在搜集资料时惊讶地发现，连因守城牺牲的将士的姓名都不可考。他在南京的专家顾问最后只找到了三个真实的战士姓名。而日本军人视角的带入，却又巧妙成就了陆川的构思，它更像是一次心平气和的旅程，理性地看待这一战争中的屠城悲剧。为什么那么多日本老兵最后选择自杀，是因为充当了战争中的杀人机器，和平之后，灵魂却开始造反。

　　战争是什么，是人类身上的癌细胞，它疯狂吞噬正常细胞，然后自己也走向毁灭。

　　当这位日本军人经历了南京巷战、目睹了屠城的各项灾难，并与慰安妇发生了一场恋爱而对方最终死亡时，他发现“活着比死还艰难”，在对中国人执行枪决的过程中，他释放了他们，然后举枪自杀。这个多少有救赎意味的结尾正是本片的亮点，日本士兵的死亡既是对战争的谴责，也是人性的回归。

　　在黑与白的影像中，陆川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真实手法，他把每一张出现在银幕上的“中国脸”都按遗留下来的照片复原，这得益于建川博物馆的支持，“如果你能找到一张穿帮的面孔，我输你500块钱，找一张500块钱”。他们剧组在内部用50元做赌注已“排查”过。

　　他用真实的姓名、事件、日记来构筑细节，使我们又被带入到那段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的历史。人们从“南京大屠杀”中单向度的影像记忆中复苏，用另外的勇气来看待这段历史，而“大历史不会萎缩”，它的触角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情怀和勇气中去。

　　“虽万箭穿心，我已准备好了”

　　经历了一年拍摄的高圆圆至今仍沉浸在这部影片中不能自拔。这部影片让她得了忧郁症。在最近的一次短信中，她对陆川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我在进行自我修复。”

　　白天拍戏、晚上看剧本，这位在剧组过着清教徒一般生活的女星，平时滴酒不沾，但在见客户时却豪爽至极。电影圈里的人把这称为“附体”，即入戏太深，走不出角色的阴影。不仅是她，当时在片场扮演日军和中国人的群众演员，在私下里也横眉冷对、假戏成真。

　　有一种论调是说文化的极度繁荣必是亡国的先兆，所谓盛极而衰。也不知道对不对。但南宋是如此，清朝是如此。在南京难民营中仍教着孩子们唱昆曲的一场戏，也能触发这种联想。

　　不是政府置自己的人民于不顾，而是自顾不暇、顾此失彼。国难当头，匹夫难逃其难。在4月4日下午的发言中，一位专家说以前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停留在：30万人、杀害平民、日军残暴、拉贝作为难民守护神等事理上面，而《南京！南京！》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抵抗、其中的人性以及其中的挣扎。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陆川不仅用父亲的话来激励自己，也经常对剧组人员脱口而出：“做人要留下点东西”、“好的作品比人活得长”。在剧组中，这部戏的全称是“伟大的《南京！南京！》”。

　　陆川在上学时，有一次去天安门旁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看一个外国摄影师的图片展，长长的队伍，他排在最后一个，快关门了，他近乎绝望。这时，一个声音传来：“谁是最后一个？”陆川疑惑着举起了手。于是，他被三个穿风衣的年轻人裹挟着带到大门口，有4张票，全都进去了。进去后他还恍惚，以为有什么事，结果年轻人让他自己看，不要跟着。

　　“机遇就是这样降临的，这个故事像不像《读者》上的文章？”陆川说。那个图片展使他印象很深，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展览他甚至在电影中也有所借鉴，两个表现战争的镜头来源于此。

　　怎样看日本？在未来的一百年中，这仍然是亚洲乃至中日之间的主要话题。有人说，陆川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因为他的视角是放在日本军人那一方，日本军人才是影片的主角，还有那势将惹来争议与不同解读的“打鼓”那一幕，都令“汉奸”这个字眼在陆川身边游荡。

　　甚至于有人在采访时试图激怒他，称他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全面倒退”，这让他气血上涌，就差骂人了。但他仍然控制住了。“我已经刀枪不入了，准备接受飞过来的所有的箭，这个电影一拍完，我就做好了这种准备。”

　　也许，等待他的将会是收获和黄金，而不是非议与诘难呢？真实反馈和舆论将随着电影的公映而一一展开，那时，他是否还记得最难捱的时光呢——曾经在剧组因资金而解散的45天里，他没敢回到北京，而是偷偷躲在天津过春节，怕这个消息传开来不利于稳定。

　　每个导演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时，也一定伴随着不堪。一位观摩过电影的朋友发短信给他：“川，我担心你，是因为你看见过地狱……电影于你，曾经意义非凡，但今晚看完最后一秒，才觉得你刚刚放下，你开始和它平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