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冬升

　　我觉得审查方面反而不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应内地观众的审美需要。

　　撰稿·乌力斯(特约记者)

　　《新宿事件》是尔冬升筹备10年的电影，这部费尽心思的作品，找来成龙、吴彦祖、徐静蕾、范冰冰，符合港产合拍片“内地主角要占到三分之一”的相关规定，但最终因为片中的诸多暴力元素，未能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不能在内地上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不愿“北上”而固守本地的香港导演，尔冬升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电影，而是整个香港电影。2009年，香港没有一部真正香港投资的电影，各家公司放了一年的长假。这样的现实让尔冬升很沮丧： “香港电影，从创意到投资，导演到演员，制作到发行，每个环节都有病。类似血压高、糖尿病，不治不会马上死，但反正你早晚会死。”

　　香港的弱势文化心理

　　记者：你为什么不愿意妥协进内地？

　　尔冬升：《新宿事件》能不能在内地上映，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们都不需要去送审，自己就知道有问题……再加上剪完那个版，支离破碎了，我觉得不行，那就算了，直接就放弃内地，很简单的处理方式。

　　这个电影的投资方包括中影，我当然想进内地，但我不可能为适应审查制度牺牲作品的完整。像刘德华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剪的内地版，观众完全看不懂。报纸上直接有人写文章骂：“什么烂东西都可以拿金像奖。”

　　当我决定放弃内地市场，成龙也跟我急，我就跟他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卖票，乱剪一个版本骗观众进去，那名声坏掉了，以后拍什么都难了。

　　记者：怎么看待香港电影进内地的得与失？

　　尔冬升：其实吴思远的功劳最大，他一直跟中联办、新华社很多部门在谈。反过来讲，合拍片不光对香港电影有好处，内地电影业也得到了好处。我们以前刚和内地接触的时候，一起开会，那些内地导演觉得：香港导演怎么对市场这么熟悉。那时候，很多导演还是厂里人，根本不考虑商业回收，拷贝卖多少个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内地完全和香港一样了，还出现了民营和个体户，变化很大。

　　记者：你说“香港人现在的文化心理是一个弱势的心理”，为什么？

　　尔冬升：只是一个感觉。从前，香港人是比较骄傲的心态，现在，大家都觉得香港人比较憨厚了(笑)。你在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合拍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以前香港人拍内地，《深港旗兵》啊，然后就是《过埠新娘》啊，《表姐》啊，把内地人拍成土包子一样。现在影片中有钱的是谁啊？没有香港人，都是内地的。你不觉得从电影里看，这个角色已经开始改变了吗？电影跟着整个社会改变了。

　　记者：以前的香港导演土生土长，非常熟悉这种市民的心理，所以能够拍出所谓“香港味道”的电影。现在，这种环境改变、人的心态也改变的情况下，就你观察，香港导演对于和内地合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尔冬升：肯定是在摸索之中。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在发展中，内地现在还是在发展的，它每天改变得太多了。比方说，剧本审查到戏的审查，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审查方面反而不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应内地观众的审美需要。我叫一个内地导演带了一套他小学跟中学的教科书给我，我要看一看，研究一下内地的审美需要。

　　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你学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追回来的。比如，冯小刚的喜剧，你把剧本给我我都不会拍，因为我不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像《忘不了》、《新不了情》这种爱情戏，没问题，因为全世界一样的。如果是生活上的东西，我就碰都没法碰，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太大。

　　内地不要重复香港误区

　　记者：这次两岸三地导演开会，侯孝贤带领十位年轻导演来香港，你怎么看待台湾电影的崛起？

　　尔冬升：我觉得他们复出也是因为有一个内地市场在。很现实的，现在内地正式开放跟台湾可以合拍片了，对台湾电影来说就多了一个市场。

　　台湾的新电影，我看了若干部。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监制制度，所以它在美术、创意上是很有活力的，但是电影的故事完整性还是有问题，有时前面拍得很好，但是到后面结尾，好像怎么都延续不下去。

　　台湾电影低潮那么久，我告诉你，要等另外一批年轻人长大才行。因为之前放弃你的那帮观众是不会再看的了。你要五六年时间，才会有另一批新的观众出来。

　　记者：不用考虑扶植新导演吗？

　　尔冬升：因为老的那一批早晚会淘汰。你看韩国，垮了那么久，它多快就到了一个高峰！现在垮得又多快！它跟现在的台湾，跟内地，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台湾电影现在累积到某个程度了，这么多年轻人一起进来，很扎眼。

　　记者：我看这次长虹和学者两家公司投的两部电影，一个是朱延平在做，另外一个是王晶在做，都是当年的那种传统运作制度。

　　尔冬升：这些片商，把香港电影搞垮，他们是出了很大的力的。所以我跟内地很多朋友讲，你们做电影，有那么好的市场，你们就别那么急功近利，走香港走过的道路。

　　我的剧本一样遇到这个问题了：哇，这个明星好，或者还要用谁谁谁。已经在点菜了。我试过拍桌子，我想说算了，你们不投没关系，我把这个拿到日本，我找角川，我找韩国，把它拍成日本片、韩国片，我不拍华语片了。

　　即使政府支持贴租金，但还要有发行商支持你，那个电影给你上才行。对发行商来讲，你贴我租金我还不愿意呢，我上王晶的戏，卖钱啊，这个是现实。你别跟我讲什么品质，什么是艺术，不要跟我讲。

　　但是如果所有都是艺术片、都不卖钱的话，那些投资人也会很快就退走的，也会有问题的。

　　记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很蓬勃的香港电影死掉的？

　　尔冬升：我觉得有很多原因。香港最蓬勃的时候，台湾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一部戏可以两千万港币买走的嘛。所以后期片商就开始点菜，这部电影：刘德华加谁我就给多少钱，有点像点菜。现在其实内地也在做这个事情。

　　我就说学得快嘛。现在内地，上片的时候：什么演员，牵涉到那些影院有没有信心给你好的档期，他们不看剧本的。就好像重新走一次香港电影的历程，历史重演啊。其实历史永远重复的。我常劝他们说，你一定要理解整个行业，稍微看宽一点历史，不要太焦虑。这个行业里面，因为它有金钱、权力，利益那么多，其实跟政治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一样的。美国人就说，政界是长得难看一点的娱乐界嘛。

　　我不“北上”

　　记者：你怎么看陈可辛拍《投名状》，陈嘉上拍《画皮》，徐克拍《女人不坏》？

　　尔冬升：都是为市场嘛。徐克反而会尝试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因为他很喜欢北京。他受不了香港了，他比我怒火还多。他找不到人跟他认真地去谈电影，他喜欢的文艺上的东西，都没有人跟他谈。所有的人都跟他谈市场。起码现在在北京，他的朋友会很多。

　　记者：《女人不坏》中，他拍了北京的地下摇滚圈，那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基础。

　　尔冬升：徐克这个人我很佩服他。包括陈可辛等其他人，我们想很多，是市场上的，取悦观众，取悦老板。我们是铜臭的——我不能代表陈可辛啊(笑)，虽然他也跟我差不多。我们老在谈钱。徐克没有那么在意这一点。你跟徐克谈，他不会跟你讲钱的。我到他家，我跟他喝酒，他从来不会讲这个戏要卖多少钱。徐克除了在讲这个电影之外，他在科技上有特别的追求，有时候就好像——科学家、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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