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新画面实际上应该叫做一片公司,只做我一个人,确实像一个专卖店。我们这个组合是独特的友谊和情感的一个结果,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复制性,不能拿来做产业链上的参照。
张伟平:时代华纳董事说,你跟张导演这种模式我们听说了以后,真的太惊讶了,从来没有过。我说这就是我们两个一根筋凑到一块,这个事儿也是一根筋的事儿。
第一枪:一年两片双奖奇迹
成立新画面之后,张艺谋的创作激情空前高涨,1998年一口气开拍两部电影,且双双获国际大奖,成就令世界瞩目。张伟平则沉下心来研究中国电影市场,他拍电影只是为了张艺谋,所以新画面自始至终要打造的就是张艺谋这个品牌。张伟平认为“《有话好好说》把中国所有的明星都用了,但是对国外市场没有什么号召力,国外还是认导演品牌,我跟艺谋说,下部片子不用明星了,咱们应该打造导演品牌,以后只要是张艺谋的电影,我们用谁谁就是腕。”
壹,树立品牌
张伟平计划用最短时间树立张艺谋的品牌,张艺谋也是个急性子,“他嘴上不说,表现在里面,我表现在外面,所以我们哥俩又变成了一拍即合。这回我们一年拍两部片子,两拳出去以后,总有一拳能打中吧?”《一个都不能少》开机时,张伟平带着姜文、李雪健一起去拍摄地河北赤城捧场,到那儿一看,还真是穷乡僻壤,演出的一帮农村孩子连电视都没有看过,《我的父亲母亲》用的是当时的大二学生章子怡,这次真的没明星大腕了,彻底为打造张艺谋品牌了。
1998年是张艺谋创作的第二春,张伟平评价他是压力越大反弹越大,创作力就越旺盛。《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先后获威尼斯金狮奖、柏林银熊奖,成功奠定了张艺谋品牌,两部片子没有大明星,连腕都不是,这样一来,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在张艺谋身上。对此,张伟平认为:“如今的电影市场也证明了导演品牌的巨大价值,中国观众知道一部电影中最重要的灵魂是导演,也是从张艺谋开始,大家开始关注导演,我觉得最早是《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一个导演品牌的积累,一定是一组或者一系列的作品成功,一两部电影成功,是不可能形成品牌的。品牌一定是系列的,有铺垫的,在国内外市场上形成一个稳健的影响力。”
贰,选准发行
拍完《一个都不能少》,又面临发行的问题,有了前车之鉴,张伟平决定找个专业公司一块发。当时冲出来两家公司买发行,一家还是董平,一家是中影,最后张伟平选择了中影。这时张艺谋主动提出,如果谈片子发行需要他做什么,他可以配合,张伟平听了非常感动,“这么大艺术家,主动说电影商业谈判!当年中国有些电影导演,要说谈票房,简直对他是侮辱。我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很多所谓的大导演们,毫不掩饰的说电影票房好坏跟我没关系,电影拍了,自己觉得好就够了,观众怎么看跟我没关系,当时觉得好像是一种自我性格的释放,其实太自我了,或者说太自恋了。”
当时张伟平刚进电影圈,人生地不熟,但张艺谋很熟悉,毕竟拍了这么多年电影了,所以中影跟新画面联系的时候,张伟平说艺谋咱们哥俩一起去谈吧。谈判很艰苦,二张都是急性子,第一天谈了四五个小时没结果,第二天又是这样,“把艺谋给急的,说这也太痛苦了,谈判原来是这样,大家坐在一起,顾左右而言他,完全是一种心理承受力的考验。”
一星期以后,中影又通知要谈。张伟平跟张艺谋说,“今天一定要有结果,我跟他们也不熟,他们也觉得我是门外汉,完全是临时杀出个程咬金,但他们跟你熟,你又是艺术家,这次我们就打破常规,我跟中影老总谈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管成与不成,我一摘手表你就报价,成不成就是它,不成我认了,我不卖给你了,我自己发。”结果谈判一开始,张艺谋就盯着张伟平的手表。过了两个都小时,张艺谋忍耐不住了,他觉得坐在这儿纯属耽误功夫,这个工夫能干多少事啊?这时张伟平把表摘了,“我刚一摸手表,艺谋就开始报价。真的有效果。跟中影谈的还是我认为很满意的价钱,起码能够收回投资。”
叁,幸福时光
2000年,新画面摄制了《幸福时光》,按照二张的本意,是想拍一个文艺片的形式,但内容是好玩的,老百姓喜欢的,能够贴近生活。事实上,这种定位有些自相矛盾,现在回忆起这部影片,张艺谋觉得当时对它的定位偏保守,还是定位在一个文艺片的感觉,“其实有点浪费本山,如果放到现在,可能定位得高一点,更靠喜剧多一点,再夸张一点,也许发挥得更好。”
张伟平则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拍文艺片,就一定有一个框,因为文艺片一定要讲人性,讲深刻,讲艺术。拍商业片就可以完全按市场来,我们请赵本山演男一号,包括傅彪、雪健等等,他们是很好的组合团队,完全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特有意思,要是让赵本山撒开了的话,这个电影一定很好看。但当时拍的是一个文艺片,所以有局限性,这样就造成《幸福时光》既不文艺,也不商业,当时在电影市场上没有能够达到我们预期。我觉得也正常,导演不是神,也是常人,肯定有得有失,也算是艺谋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