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距离，距离
总有朋友问我，什么地方能够看到那些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或者剧情片，比如我在文章中曾经提到的那些。在这里我郑重推荐一个去处，那就是位于798之内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影像档案馆”。与其他类似展示平台不同的是，它志在成为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相平行的中国独立影像库，除了展映之外，还致力于相关影片的收藏和研究。2009年3月29日——4月19日，该档案馆举办了开馆展。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章明先生的两部作品——剧情片《新娘》、纪录片《60》(读作“六十”)，分别在开幕式上以及闭幕式的前一天展映，体现了这位导演近期不同寻常的创作活力。
对于独立电影的爱好者来说，章明是一个响亮的名字，1995年他的第一部影片《巫山云雨》(未公开发行)，为最早触及三峡工程淹没库区的影像。片中雾蒙蒙的水面和灰蒙蒙的天空背后，总是闪烁着一种奇怪的、不知从何而来的光亮。这部影片为章明带来了一大堆来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一般他被归入第六代导演之列。但是他与典型的第六代导演不一样在于，许多第六代导演影片中的主人公过于接近他们自己，作者的视角与人物的视角几乎是重合的，而章明在影片中却将自己深深藏了起来，观众不会轻易找出影片人物与章明本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否与他学油画的出身有关？拥有那样一种淡淡的古典主义加现代主义？对于这位很少在媒体露面、以偏锋见长的独行侠，人们有理由对他报以持续的期待。
果然，伊比利亚他的两次放映，前来观看来的人众多，借用目前网络上流行语来说，叫做“深度围观”。尤其是纪录片《60》，它长达三个小时、类似“口述史”只有被拍摄对象一个人在那里讲述，没有其他任何图片或影像资料的穿插，却能够吸引人们从头看到尾，场内时不时发出窃笑、大笑、间断的掌声乃至大声鼓掌(多次)，气氛热烈。与王兵那部《和凤鸣》略微不同的是，这回口述的主角主要是站着说，随着他脚步的移动、手势摆动以及身体的晃动，镜头也跟着移动，因而造成了镜头内与它的边框之间随之呼吸、随之起舞的奇妙效果。掌机者也是章明本人，他后来说端着机器一连六个小时拍摄，手腕有被折断的感觉。
许多独立纪录片的所拍摄的都是小人物、边缘人物，除了这些人被公开媒体遮蔽之外，还有一个实际操作上的原因——这些无权无势的人，是比较容易拍到的对象，而相反拍摄一个大人物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部《60》不然。它所拍摄的是一位大人物(起码从我的标准看)，因而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全名，而称他为“老康”。几年前我见过老康，这些年也经常从朋友处得知老康的各种消息，凤凰卫视上不断有他侃侃而谈的风采，口才极好，目光如炬，尤其善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此前我都是听他讲普通话，而片中他却说一口四川方言，听上去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却增添了他的魅力。此前我对留胡须的男子抱有一点点偏见，这回老康帮我消除。老康1949年生人，与共和国同龄，这是章明选择拍摄他的理由。
一切像在口述史那样进行：母亲怀着老康的时候，听别人说吃奎宁可以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并照办，结果老康还是呱呱坠地。一个月之后，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便被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牢里。文革武斗时，老康(应该是上高中一年级)班上的同学拥有长短十几、二十来支枪，老康因为家庭出身没有资格摸这些杀人武器，但是见到身边有人扑地而倒。78年恢复高考，老康的分数可以上北大，但是已经身为教师的他只能进当地西南师范学院，读中文系。进校一个星期之后，他便判定课堂上学不到任何东西，于是一头扎进图书馆，政治学习从来不参加，辅导员也不好喊他，路上偶遇时是老师绕道而行而不是他。这些奇奇怪怪、边缘不整的故事，在老康富有魅力的西部方言之下，统统被纳入了某个起伏有致的韵律之中。
他本来可以走一条纯正的学术道路，却被某一天的敲门声而彻底宣告终结。来人为校友黄老九，此人想参加校园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竞选(1980年有这个政策)，苦于不会舞文弄墨，找上了中文系才子老康。老康自己没有竞选欲望，却将这一活动推向全校，搞得如火如荼，吸引了美术系的“天才少年”章明(即现在的导演)，对于政治一无所知的章明将他们的头像画到了校园墙上，“搞得像美国选举似的”(观片之后讨论时章明补充道)。这之后老康写了一个8、9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普通人》，均没有下文。对于这段历史，老康信手拈来索尔仁尼琴的话作为总结——当你面对困难时，记住你是一个个人，与周围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大意如此)。听老康这么讲时，我感到自己就像被大河托起的一片轻微叶子，是历史的河流将我送到某个地方。
老康后来的经历越来越离谱，越来越难以衔接，东一块、西一块，就像他移居不定的住处，再难拼凑起一个完整的画面。突如其来前往敲他门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他在，有时候他不在。他不在是因为他必须在深更半夜的滂沱大雨之中，到朋友那里寻找一个住处；他在的时候也仅仅是在阅读一本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这书，而来人还以为这里是一个赌窝或者其他什么。有一天，医院里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还拍了拍他的肩膀。总之，这样的故事离奇古怪极了，但是件件逼真，不容置疑。当老康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以集中，观众的兴趣和注意力却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充分和越来越浓郁。十年之后老康被叫去开了一个小会，他指着一袋子档案说，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同名同姓的所长写的，众人惊呆了。
三个小时的影片，没有观众离席，事后更有年轻人说“怎么没有觉得时间一下过去了”。这不难理解。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康，他必须乘坐共和国的列车，与共和国一起经历颠簸。且不说在1978年之前经历了那么多运动，那么多弯路，即使在1978之后，在消灭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基础之上，重新确立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这几乎又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所有历史的尘埃最终必然要落在个人的肩上、头上，个人必须承受社会巨变带来的痛楚及荒谬。不要说老康这样积极“介入”生活的人，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与共和国一同经历的60年，也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可以讲述。
章明做这样的纪录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个人的角度，提供关于历史的另外一种叙述，尤其是保存和记录了许多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屏蔽、遮蔽的那些内容。尽管老康本人经常在媒体上出现，但是他的离奇事迹却鲜为人知，一位与他相处多年的“忘年交”朋友也表示此前不知道，现场的年轻人纷纷表示从中受益良多。前来观看的民间思想史、口述史学者丁冬、邢小群夫妇，对于导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也有观众提出疑问，这样仅仅由当事人本身的叙述，是否会令观众失去判断的“座标”，这个质疑非常有意义。社科院学者李一白女士也提醒在场的观众，这只是讲述者本人的一种说法，相关历史或许还有其他说法。这也正是我在现场考虑到并担心的。在观后的讨论中，我只是委婉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未及展开。
与一般口述史不同的是，老康的讲述中还有一些设计未来的畅想，而不仅仅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比如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前途命运，关于海峡两岸的和解，关于儒家文化在未来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表述，就有太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老康很可能仅仅将国民党视为台湾一方或台湾的代表，而忽视了台湾其他政治力量的存在。还有，他认为比“普世价值”更加重要的是，还有“更高价值”，而这个“更高价值”只能由中国的儒家文化来提供。当然，这是老康自己的看法，但是作为观众将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他们将如何辨别这些看法的真伪？因为他们刚刚听过老康讲述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他们倾向于相信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那么他们是不是接着需要听信老康的这些看法？
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提交给导演本人的，而不是针对老康。作为纪录片，是否需要与被拍摄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呢？是否需要造成对于被拍摄对象的一些反思和间离的效果？而不是仅仅以被拍摄对象作为中心，以人物的视角作为纪录片叙事的视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说，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那么经过摄影机的处理，是否所传达出来的东西应该比当事人知道得更多一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他的自身表述上面？？尤其是像老康这样的人，与一个底层人物不一样的是，在镜头面前他有着极强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掩饰的能力(我们这些人都如此)，如何来戳穿他给自己营造的神话(放在我也一样)，祛除他随身携带的魅人光环，将他从他自己营造的“神坛”上请下来，这是否是导演需要同时考虑的？总之，人们希望一部影片让自己知道得更多，而不是止于被拍摄对象想让他人所知道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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