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当然牵扯许多其它问题，而不仅仅是有关摄影机本体。比如，目前的这部片子，它所揭示的许多事实，的确是被长期遮蔽的，这从人们现场的热烈反映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是否在这种条件下，仅仅是说出某些真相就已经足够？就像若干年前西方文学家艳羡苏联作家，说你们国家一个人只要说一点真话就能够当作家了。更进一步，这些有勇气说真话的人们，一方面他们表达出了极大的勇气，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普通人，但另一方面是否因为他们说了某些真话，这些人就自动转正为“一贯正确”，从而获得道德上的豁免权，成为难以批评和不可批评的？老康喜欢提到的索尔仁尼琴，他的确是一个在谎言的制度中说真话的代表，但另一方面，索氏对于他本人在那个环境下养成的局限性和人性的黑暗并无反思，他最后走上民族沙文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参见拙作《为什么是索尔仁尼琴》，《经济观察报》2008年8月6日)

　　章明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讨论时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评判老康的那些比如新儒家说法，他只是照录如此。他说出了若干年来我觉得作为遗憾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小说家、电影导演等，他们对于正在讨论和形成的“社会思想”(徐友渔语)或者是无从了解，或者是无从评判，因而变得与自己没有关系。从他们的作品中，你看不出正在形成的社会思潮的任何脉动，而它们有许多正在构成我们社会的有力叙事。如何看待一个转型期社会当中正在形成的东西，包括如何与它们对话、造成距离和反思。章明的影片中难能可贵地涉及了正在同步进行的某些东西，但是没有去处理它们。

　　在这一点上你得真正佩服俄罗斯文学的一位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压制和争取自由的时代，当时也有许多自由的、被压制的社会思想，有许多仁人志士对于国家前途命运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了解它们全部，而且通过作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距离和对话，没有被这些当事人的激情及狂热被动地带着走。这样的作品才是具有超越性的，而不是止步于任何一种现实，包括人们头脑中的现实。

　　当章明说他无从评判老康的那些畅想时，我也在想，这位导演是否有过那样的自觉要求，即感到需要与被拍摄对象拉开距离，需要对人物本身进行反思，而不是被他们带着走。也许导演会觉得让人物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正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他最好不要打搅他们。尤其是人物的幻想，这正是一个人身上的迷人之处。任何人不仅过他们的现实生活，也过他们想象的生活，而后者往往被忽略掉了。探索人们的幻想，是否也是有意义的？这听上去十分诱人，提供了另外一些讨论空间。而在3月29日开馆当日下午放映的章明导演的剧情片《新娘》，或许更恰当地用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部影片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是在纪录片的框架当中，生长出一个虚构的故事。片中的四位中年男人，是与章明熟识已久的“哥儿们”，章明称他每次回家都要与他们在一起“斗地主”。在2003年章明的那部名叫《巫山之春》的纪录片中，他们也是主要的被拍摄对象。从影片里看，这些人的生活比较优裕从容，不愁吃不愁穿，打麻将、找小姐，看上去像是一些不愿离开青春期的中年男人。为这些人量身定做，四人在新片中一如既往地“扮演”他们自己，只是加上了一个虚构情节。

　　为了骗保，他们从乡下弄来一个女孩，与他们其中的一个结婚，然后想办法把她弄死。整个过程都是四个人在讨论协商，一个也不能少。这期间当事的那位男人不免动了感情，有些舍不得那个女孩，其他男人马上便会冷嘲热讽一通。章明介绍，拍摄这部片子，至少让他的这些朋友高兴了半年。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对于从事某种“害人”的想象，对于在影片中充当一回谋财害命的人，是认可并从中得到乐趣的，没有什么障碍。

　　有理由指出这种幻想是十分矫情的。就他们这几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永远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这不是他们关于自己生活的想象，没有他们自己生活的任何基础。在纪录片《巫山之春》里，这四个男人一起去监狱里看望了一名女子，这女子与剧情片中结婚的那个当事男人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就算此趟探监之行是“猫给老鼠拜年”假惺惺的，但也不至于到了下一部影片里，他们就非得要将一个女孩从地球上抹掉。他们是一些有贼心没有贼胆的人，也就意淫而已。这样的安排因而显得很不真实，与这部影片仍然拥有的纪实框架不相匹配。

　　这多少也有些离谱。当这些中年男人一旦运用他们的想象力、运用他们的幻想，一旦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愿景，他们便会觉得弄死一个比他们年龄小一倍的乡下女孩子，是一件最为好玩的事情？难道他们不会想到做一件其他也好玩的事情吗？这个想象产生于怎样的土壤，他们受着怎样的限制和束缚呢？它们的确是最能够体现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吗？

　　据导演介绍，影片的结尾在三个方案当中进行了选择。第一个方案是，乡下女孩身亡之后，他们当中有人讲了一个黄色笑话，到此为止；第二个方案是，女孩身亡之后，他们四人前往广西，寻找先前被他们淘汰掉的那个妓女，继续玩骗保的游戏。这两个最终都被导演否定掉了，而是采取这样的结尾：四个厚脸皮的中年男人，在女孩的葬礼上有所醒悟，有所遗憾，有所反悔。“鳄鱼眼泪”倒是没有，但是看上去有那么一点低头认错的意思。

　　这可以看做由导演本人出面，对他的这些“哥们”所做的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出现得有些晚，有些生硬，与前面那样多任性放纵的内容并不自然衔接。“害人”不是他们性格中必然具备，而“忏悔”也不是他们的所长，因而让人看得疑疑惑惑，像从外面加上去的。这同时也说明了即使对于章明来说，他也不能做到一种彻底的“客观化”，即对于眼前的人或事情，仅仅是任其所为，不做任何评价和反思。不排除有时候以“客观化”的名义所达到的，恰恰是完全的主观化。

　　电影这种东西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是一个影子的世界，是这个世界和人的倒影。人们希望从这种倒影中，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更多，对自己了解得更多，对他人也了解得更多，而不是停留在那些表面的、经过处理的东西上面。往往是，一个人愿意显示给别人的内容，不只是在误导别人，某种东西实际上已经误导了他自己。这个世界上人们的种种迷思，并不一定都是有趣的。老康在镜头面前反复提到“这是幻觉，这是幻觉”，而老康本人也恰恰拥有许多类似的幻觉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我本人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永远提醒“距离，距离”，即对自己与他人时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距离中做到冷眼旁观，而不是照单全收。比起人的肉眼来，镜头或许更加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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