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洋次：庶民精神的胜利 平凡人的不平凡(2)
6月8日，拍摄于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梁辰）
《寅次郎的故事》剧组合影
在电影史上，系列片的成功不乏案例，然而没有哪部系列片像《寅次郎的故事》一样，不仅没有随着放映时间和集数的增长而使观众流失，反而随之成正比增长。该片第1集的票房收人为1亿日元，第2集为1.2亿日元，第5集为1.8亿，第6集为2.3亿，第8集为4亿，第12集升至10亿，第38集达14亿，第44至第47集均在15亿以上。该片的总观众人数达8000万人次，票房总收人达468亿以上。
1996年8月4日，渥美清去世。在拍摄第47集时，他已到了癌症晚期，但仍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病情。当山田洋次正在家中创作第49集的剧本时，他接到了渥美清逝世的消息。悲痛之下，他特意重新制作了第25集《寅次郎木槿花之恋》(加新片段)作为纪念，这也是山田洋次“毕生最爱的作品”。
在《寅次郎的故事》刚刚出现的1969年，日本电影业正面临着巨大危机。观众从战后的最高点11亿多人次骤降到3亿多人次。各大公司的好莱坞化倾向严重，为追求高额利润而竞相拍摄淫亵怪诞和暴力的影片。有的公司甚至把拍摄色情片称为“异常性爱路线”。
《寅次郎的故事》的出现，无疑使很多观众如沐春风。正如山田洋次所说：“他(寅次郎)是一个反英雄，也是庶民剧的精髓，他是一个小人物，其貌不扬，经常失败，真正代表了人类悲哀、寂寞的一面，故容易引起共鸣。”
据说，每当寅次郎的主题歌一响起来，观众就开始和着节奏拍手。每年的贺岁档播放新一集时，很多家庭都愿意一道去电影院观看。看《寅次郎的故事》成为彼时很多日本人贺岁的传统项目。
《寅次郎的故事》长盛不衰还得益于许多久负盛名的演员的客串加入。如笠智众、田中绢代等人都在这部系列片中扮演了一些角色。而更令观众兴奋的是，寅次郎在剧中单相思的对象几乎都是当红的女星：栗原小卷、松坂庆子、田中裕子、京盯子、浅丘琉璃子、秋吉久美子、若尾文子、吉永小百合、岸惠子……
日本的“人民艺术家”
山田洋次镜头下的大部分主角都是寅次郎这样的小人物。山田洋次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日本有250年历史的‘落语’(单口相声)，这些故事的主人翁通常都是穷人。我自小就喜欢落语，对这种小人物感兴趣。”
1996年《寅次郎的故事》完结后，很多人怀疑山田洋次也将逐渐淡出影坛。但是从2002年开始，山田洋次连续拍摄了3部武士电影：《黄昏清兵卫》、《隐剑鬼爪》和《武士的一分》，重新为他赢得了荣誉。
日本的古装片历史悠久，山田洋次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在于他把自己一贯的庶民风格与武侠动作片完美地结合。他借《黄昏清兵卫》里真田广之的一句台词道出自己的心声：“虽然自己选择的生活并不富足，但内心感觉幸福就可以了。”山田洋次希望以此劝告当代社会为赚钱而辛苦奔波的民众，因为那样“永远充满了不会完结的斗争，不会拥有安稳的心态”。
在山田洋次从影的50年里，电影界发生着巨大变化。商业化的残酷考验，让很多影人为票房所累，放弃了曾经的追求和坚持。然而，山田洋次却能在这种大环境下，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他总是从一个永恒的平民视角观察生活。
“他的影片内容就是普通日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的影片形式就是普通日本老百姓的日常活动空间。”电影理论家俞虹说，“自1954年他跨入电影界那一天开始，他就是这样做的。”
对话山田洋次
人物周刊：你童年在中国东北长大，这对你日后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山田洋次：我也说不太好有什么影响，但是我想说，我觉得自己没有明确的归属。普通的日本人，在哪里出生长大就会和当地的人建立一种联系，但是在我身上没有这种纽带。另外我想说的是，与其说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不如说少年时代作为战争难民被遣返的经历给我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就像寅次郎一样，有故乡却经常远离故乡，在他乡徘徊，总是想着能回家就好了。我想有故乡的亲人，比如爷爷奶奶，在我回家的时候能来迎接我。但是我没有。
人物周刊：寅次郎这个人物是否体现了日本人的“幸福观”？
山田洋次：对。现在日本人的价值观在逐渐转变，特别是近50年来，日本逐渐成为了竞争社会，想着赚大钱，登高位，但是寅次郎却完全无此意识。他不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多了不起，也不认为有钱人多好。对寅次郎来说，住大房子什么的，他丝毫不羡慕，他所向往的是跟美丽贤惠的女人恋爱，把帮助别人之后得到的感谢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现在日本人的价值观就是，大家都向往住大房子，赚大钱，开好车。中国正在飞速成长，中国人或许对此也有同感，但是寅次郎却对这样的生活不以为然。从这一角度说，我羡慕寅次郎，觉得能像他那样就好了。但现实是，我们像他那样就没法生活下去，我们不甘于永远贫穷，我们被生活所迫，为了生存而拼命工作养活自己。看着寅次郎，看着电影，我虽然觉得很好笑，同时不禁觉得这样生存的我们很可悲。
人物周刊：1970年代，日本电影进入了一段萧条的时期。60年代活跃的导演们，如今村昌平、大岛渚、铃木清顺、敕使河原宏都沉默了，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寅次郎》出现了，帮助松竹挺过了最艰难的10年。为什么在很多导演都走向沉默的时候，你却大放异彩？
山田洋次：成功纯属偶然。我跟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偶然相遇产生灵感。我很幸运。我发现这个角色很有意思，正好也有制片人跟我商量拍电影的事，因此一拍即合。我认为拍电影是需要运气的，我跟渥美清相识于60年代末，对我们来说，这都是珍贵的缘分。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发现自己拍喜剧的天赋的？以前你曾说过，一直觉得自己只适合拍一些调子比较低沉的爱情片。
山田洋次：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并不是喜剧，但由于主角是个不靠谱的人，大家看过之后都觉得可笑。寅次郎一开始也并不是喜剧，自己看样片也没想到，不过一出来就有效果，大家都笑了。我很佩服渥美清，作为喜剧的主角，他一出现就能让人发笑。
人物周刊：寅次郎拍了近30年，这期间日本社会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你是如何做到让人物随着时代不断演进的？
山田洋次：寅次郎没变，一直都是那个寅次郎，无论世间怎么变，我都不让人物发生变化，让他活出本色。
人物周刊：《儿子》、《弟弟》、《母亲》这类影片，很多影迷愿意把它们和小津的电影相比。和寅次郎等喜剧片相比，这些影片是否有更多艺术上的追求？
山田洋次：没有，无论是哪部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寅次郎的形象是傻傻的，演员喜剧功底深，因此大家反响也好。现在渥美清去世了，如果还有这样的优秀喜剧演员我还是想拍喜剧。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电影的娱乐性和艺术性？
山田洋次：我认为两者完全一样。我更看重电影让人发笑的特性，比如从前的老牌喜剧演员卓别林等，我非常欣赏他们，觉得他们伟大，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恩人。这么多优秀的喜剧演员中间，我认为渥美清尤其伟大，他让饱受困苦的人们开怀大笑，让人们有努力生活的勇气，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是我心中真正的大明星。即便现在我的梦想还是能拍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人物周刊：你经常被拿来和小津安二郎比较，你和小津谁更能代表日本文化？
山田洋次：是小津老师。他是我的恩师，伟大的导演。他也写喜剧，如果他能与渥美清相遇，会写出同样精彩的故事。我们的风格不同，但是拍电影的出发点有相同之处。除去打戏、爱情戏，他笔下的人物与寅次郎有相似之处，都是描写身边平常人的生活。
人物周刊：你从2002年开始拍了武士三部曲，都改编自藤泽周平的小说。是什么打动了你？是否可以看作你风格的一次转型？
山田洋次：藤泽周平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从不写身份高贵的武士。他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底层的武士，描写这些贫穷困苦的武士如何奋斗生活。我很喜欢这样的风格，喜欢他的读者有很多。至于转型，我倒认为，我是从与寅次郎一样的出发点和风格来拍摄的，只不过讲述的是两百多年前的故事。
人物周刊：你的影片中有很深的日本文化痕迹，你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的渗透，对此是否担心？
山田洋次：特别是近150年来，日本文化一直大量吸收外国文化。对于文化渗透我并不担心，只是我们应该重视并认同自古以来特有的传统文化。可惜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遗失了我们的文化，我们丢掉了本国文化。日本人崇拜欧洲，轻视亚洲，一直试图脱亚入欧。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了我们文化上的迷失，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人物周刊：今年是你从影50周年。回顾这50年，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成就？
山田洋次：这半世纪以来，电影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当时拍电影还是黑白单色电影，现在技术很发达，出现了3D等新的电影形式，但是我却不认为电影本身真的有进步和提高。如果让电影人投票选出最好看的电影，我认为结果是黑白时代的电影，比如黑泽明的《罗生门》、《七武士》等，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电影。纵观世界电影历史也是如此。世界电影史有110多年，如果让电影人投票，恐怕大家认为的经典依然是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如今，高科技虽然发达，但电影的软件部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人物周刊：拍了50年电影，你是否感到过厌倦？是什么一直激发你创作的热情？
山田洋次：就像做豆腐的，一觉醒来就会依旧做豆腐一样，我认为自己也是个电影的工匠。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我喜欢电影。
(梁霄月小姐对本次采访进行了全程翻译，特此感谢)
(责编： 饺子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