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洋次：庶民精神的胜利 平凡人的不平凡(图)
6月8日，拍摄于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梁辰）
《寅次郎的故事》剧组合影
“他的影片内容就是普通日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他的影片形式就是普通日本老百姓的日常活动空间”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实习记者 孙佳宁
6月7日，山田洋次来到北京，出席中日联合举办的导演50周年纪念展映。他穿着黑色长衫，戴着黑边眼镜，一头灰白的长发。平易近人的姿态如同他的作品本身。
两个多月前，日本遭遇9级强震。已过耄耋之年的山田洋次曾第一时间在《朝日新闻》上撰文《用想象联接》：“我在想，如果寅次郎经历了这次地震，他会说些什么，又会做些什么呢？”
他回忆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他在神户市长田地区拍摄的情景。因房屋被毁而无家可归的受灾者对他说：“希望寅次郎能来这里看看。”
开始，山田洋次感到为难，他觉得像寅次郎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不可能将他放在受灾地区。但是，后来陆续赶来见他的长田人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下面这番话：“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加油’的口号，也不是‘挺住’这一类的激励，而是能在我们身边陪我们一起哭，时不时说些有意思的话，逗我们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寅次郎。”
听了这些，山田洋次最终决定在灾区拍摄。正如同面对这次大地震，山田洋次承诺：“我要努力发挥自己贫乏的想象力，继续想象灾区的难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彼此连接起来。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这些。”
法律系学生当了导演
山田洋次对难民的生活记忆犹新。二战时，山田洋次的父亲是“满铁”的工作人员。日本战败后，一家人从中国大连被遣返回日本。此后，父亲一直失业在家，山田洋次不得不一边赚钱一边上学。
1950年，山田洋次考入东京大学法律系。在校4年间，日本政府从战后民主主义倒退，警察进驻东大以及日共分裂造成的学生自治会纷争，都使他倍感苦恼。童年远离故土的经历，使他对日本既有一种疏离感，却又极欲与之亲近。对日本的现实和传统，山田洋次始终抱着较为冷静的态度。他没有参加任何学生运动，只加入了电影研究社。尽管他后来承认，参加电影研究社，并非出于对电影的抱负，只是排遣苦闷而已。
1954年，山田洋次考入松竹电影公司。那时，由于就业困难，很多人被电影业的繁荣所吸引，报考松竹副导演的竟有2000人之多。山田洋次是其中之一。
“我的成绩并不理想，”山田洋次说，“凑巧日活公司恢复拍片，把松竹公司的副导演今村昌平等许多人拉走，我才得以补充进来。”
山田洋次还记得第一次领到饭票，看到食堂盛得满满的大碗米饭，顿时感到一种由衷的幸福：这下总算可以不愁吃了！
在当时的日本电影界，“日活”擅长爱情片，“东宝”擅长怪兽片，“东映”擅长武侠片，而山田洋次所在的“松竹”则尤其偏爱小市民情节剧。当时日本电影的巨匠小津安二郎和木下惠介都是松竹公司的导演。他们因《东京物语》、《卡门回乡》等一批生活气息浓厚的影片被誉为昭和时代的“抒情派”导演。
但是，山田洋次最初的“师父”却是野村芳太郎，他以拍摄松本清张小说改编的推理片闻名。山田洋次虽为野村的名作《砂器》担任编剧，但他最倾慕的还是小津的家庭剧。
“我年轻时也不喜欢小津，嫌闷，觉得应该拍像黑泽明那样的电影。”山田洋次回忆说，“但进了松竹，不知不觉就受影响。日本人的性格在小津的电影中表达得很清楚，而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和山田洋次一起进入松竹的，还有大岛渚。大岛渚才华横溢，从一开始就确信自己将来会成为大导演，而山田洋次却并没有当导演的抱负。大岛渚写剧本时往往先定主题，再树立人物和场景，显得很有气魄，而山田洋次只能写一些随处可见的，例如面条铺的姑娘和菜店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的剧本，总让大家瞧不起。
他一度陷入苦恼，直到结识作家早已女胜元。他安慰年轻的山田洋次说：“我也和你一样，只会写些平凡的故事。可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平凡人的不平凡
在山田洋次看来，创作上最重要的是强烈的创作愿望。“所谓的创作冲动，本来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他说，“它是暧昧的、朦胧的，一种难以言喻的在心灵深处翻滚的强烈创作愿望。”
他讲到自己拍电影《家族》时的情景。拍这部电影5年前的某日，他在东京郊外的车站等车。当时正是白天，他看见一个建筑工人模样的大叔站在小卖部前喊道：“给我来瓶烧酒。”小卖部不卖烧酒，他最后买了一小瓶廉价的威士忌。他回到月台，那里还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和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他们带着大件行李等着电车到来，就像是一家人正在迁居他处的途中。
车来了。两个女孩跪在座位上抓着窗子的扶手，车一启动就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那位大叔取出一个纸袋，从纸袋里抓了一把脆薄饼递给女儿们，自己也抓了一块，打开威士忌小口小口地呷起来。乘客们都以好奇的目光看着这家人，而那少年独自站在离家人稍远的地方，把头扭向一边，好像表示和这个有失体面的家庭毫不相干。
山田洋次后来下了车，可是见到的这个家庭却和《越境者》一样，无法从脑海中抹去。
当时，正值煤矿纷纷倒闭，有不少失业家庭，千里迢迢前往北海道开辟新生活。山田洋次想拍这样的影片，可他知道，在寅次郎一炮打红之前，拍摄《家族》这样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必然会得到“别异想天开”之类的答复。他把《家族》的想法压在心底，毫无指望地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拍成，甚至过了4年也没有放弃夙愿。
“4年来，这个故事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山田洋次说，“连那些细小的情节也渐渐丰满清晰起来。”与此同时，由于在公司里逐步树立起威信，山田的夙愿终于在5年后的1970年得以实现。
影片《家族》上映后立即获得强烈反响，取得当年《电影旬报》十佳影片奖的第一名。从此以后，山田洋次除了每年推出两集《寅次郎的故事》之外，便潜心构思自己想拍的影片。1972年，他推出《故乡》，获十佳的第三名和菊池宽奖。1977年，《幸福的黄手帕》获得十佳奖的第一名和日本第一届学院奖的第一名。1980年，《远山的呼唤》，除了获得十佳的第五名之外，还荣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寅次郎》的故事
山田洋次说：“对于处在极度痛苦、严峻困境中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正是笑。能以笑鼓起大家勇气的人，也必须同大家一样，把自己置身痛苦的环境中。而艺术正是产生于作家使人愉快、欢乐，而本人恬淡无欲的精神。这种精神越旺盛越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山田洋次正是以轻喜剧独步影坛。他迄今拍摄了八十多部电影，其中有48部是《寅次郎的故事》系列。这是电影史上最长寿的喜剧系列。
在拍摄《寅次郎的故事》之前，山田洋次和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有过两次合作，但彼此并不了解。当有一天一位制片人告诉山田洋次，公司打算拍一部由渥美清主演的电视剧时，山田洋次把渥美清拉到他的住所，一起谈了两三天。
渥美清讲，他在少年时代曾想当个江湖商人，甚至连做买卖时的吆喝声都能学得惟妙惟肖。山田洋次被渥美清的风趣和描绘能力惊呆了，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形象，而且渐渐具体起来。
“常说落语艺术家要使听众产生形象，就好像观众看到舞台上表演的戏剧那样，”山田洋次说，“渥美清的话就有这种魅力。《寅次郎》的创作冲动，完全来自渥美清这位演员。”
此后，山田洋次开始着手剧本，写好后交给渥美清。渥美清回忆说：“看到剧本时，我大吃一惊。山田先生把我那不得要领的闲谈编成了有血有肉的剧本了，而且连场景都考虑好了。原来作家可真不简单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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