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导演张黎：一场革命一场梦(2)
张黎（姜晓明）
在后来的资料中，《走向共和》被称为“内地第一部大型近代史连续剧”，无疑也是内地迄今引起争议最大的一部。据透露，它在当年引起的争议直达中央高层。后来，60集的篇幅被压缩为59集播出，央视播出一次后禁止重播。片尾孙中山在上海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演讲全部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字幕介绍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通过革命实现共和。
“很多影视作品……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满清政府的描写用的是一种漫画式的处理手法，人格上矮化，智力上弱化……孙袁交锋，孙的退让，一方面极具悲情，另一方面极其伟大。因此，我们在创作中，希望能把这种伟大、悲情与光荣气质体现出来。在艺术处理上，一方面不在人格上矮化清室，同时凸显革命的坚定，让三方面的力量均衡表现，互相较上力，努力表现得大气、冷静、国际化。努力在审美价值上有所建立，有所突破。”
这段创作阐释并非出自《走向共和》，它依然来自张黎为拍摄《辛亥革命》写下的案头文字。但正是这段文字，某种程度上能说明《走向共和》为何会成为后来面世的样貌。
“我们当时太年轻了。换句话说，就是太猛了，缺乏智慧。当时应该成熟些，当然这是年龄使然，每一代人都这样。”张黎说，“如果采取些技术处理，在一些并不伤及主题阐释的东西上再柔和些，可能它不会激怒那么多人，也不会激怒我的对手。”
尽管《走向共和》争议巨大，但张黎作为内地导演的一个品牌就此得以确立。迄今为止，他马不停蹄地拍摄了8部电视剧，《军人机密》、《大明王朝》、《人间正道是沧桑》……每一部都一如既往地风格鲜明，口碑不俗同时又争议缠身。
在外界对于张黎的种种传言中，有一个说法是：每拍必超，且超支巨大。拍摄《中国往事》时，有一场竹林的戏，投资人兼主演张国立认为，在拍摄地横店完全可以完成拍摄，而且张黎也答应了在当地拍摄。几天后，张黎找到张国立：“我找到了一处更好的竹林，那里的叶子更好，我想去那里拍。”
张国立是在片子中途遭遇撤资之际，带着1500万加盟。几经交涉，还是没能说服张黎。后来他眼看着张黎带着剧组转场，花了4天时间拍摄了这个竹林段落。“张黎这个人就是这么轴，我们又为此花了很多很多钱。”
据说这部戏单集投资80万，问世后单集卖到240万。所有投资方都获利匪浅。“我不知道投资人背后都怎么说我，但要你这儿放弃一点，那儿放弃一点，到最后真卖不到这个价。”张黎说。
谈及“超支”，他并不认同：“按单集，我肯定是超了。但是我每部戏，最后都比剧本原来的篇幅多。《大明王朝》剧本是33集，最后出片是42集；《人间正道》剧本是37集，出片是50集。我每部戏都是这样，多出15%来，那你投资人不能昧着良心说你多出这些集你不挣钱吧？”
制作精良，表达大胆，这是张黎作品一直在技术和艺术上赢得尊重同时又引发争议的两大原因。在很多同行看来，他这是自讨苦吃，而且吃力不讨好。
《人间正道是沧桑》播出后，很多朋友都问他一个相同的问题：这年头做个电视剧，有必要拍得那么讲究吗？张黎生活中不大较劲，但这个时候，他会不厌其烦地解释：“这是应该的。消费者有权利享受一个画质饱满、感情充沛的产品，日剧、美剧都这么拍。做这些题材肯定有难度，你以为做那些口水剧就不难？我告诉你，一样难。”“一闭眼，什么不能过去，无非再多个‘难’字罢了。”——张黎说的这最后一句，也是《走向共和》中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一句台词。
一个导演只有一条路
“拿电视剧当电影拍”，张黎完全不认同外界对他的这种说法。“电影，那得更讲究。”
按照张黎对于电影的各种指标要求，《辛亥革命》虽然竭尽全力，但肯定不是一次令自己满意的出手。在此之前，他早期的两部电影导演作品《逃出罪恶世界》和《假大侠》都没有拿到通过令，至今没有面世，他也不愿提及这段旧事。
虽然出身“第五代”，但他并不像他的一些同学，宁可不做，也要死守电影那块阵地。他从不排斥做电视。担任《赤壁》总摄影时，他问导演吴宇森：你都打拼到了美国年度十大导演第五位，为什么还回国发展？吴宇森说：“美国观众和中国观众有区别吗？还不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我为什么不让更多的观众来看我的片子？”
跟冯小刚(微博)多次合作的张黎算过一笔账：小刚已经是非常受欢迎的人气导演，但他的固定受众，也就是600到800万；而一个电视剧的受众，动不动就是上亿，这还是在没有新媒体的情形下。
问及接下来打算做的项目，张黎起身去自己房间，捧出厚厚一摞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城万里图》，一共六卷，作者周而复。接下来，他要做二战题材了。
“那么多抗日题材，但真的没有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站在全球格局上，来审视一下这段历史。我们想做的这个戏，特别大，就是想用国际视野，来看一看中国战区。从亚洲战区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看二战的本质。”张黎说。“这种题材，电影做不了。起码得15到20部，才能说明白。你看电视剧还是能做很多事。”
跟一般影视创作不一样，《长城万里图》的主创班底，除了电视台、影视公司等传统创作方，还有军事科学院的一些教授和课题组加盟。很难想象一部电视剧的创作素材，居然需要学术团队拿课题作支撑。
“对于这种题材，这样创作是必须的，因为你没有生活过。像我们知道的那些零碎的史料，它都不足以支撑一个观点。观点支撑是靠什么？史料。英军赴缅作战，丘吉尔和蒋介石一切都谈好了，兵力部署、多少人什么全都谈了，但是丘吉尔一直没签出兵日期。对外公布的前一天，副手还提醒丘吉尔，他到最后还是没签。没有出兵日期，一纸合约就只是个意向。本来抗战可以提前3年结束，可以少死千万人。这种细节，不是编剧能够编出来的。”
张黎对于《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红色经典的军教片十分不满。“今天的日本人依然拿这些佐证，你看，你就是全民皆兵。他们迟迟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一口咬定国民党兵把军装一脱，混在百姓里开枪。东京审判是一个特别耻辱的审判，它没有像纽伦堡审判那样，按照西方法理从刑事诉讼到民事赔偿，进行彻底审判。一个民族的恶后来很快死灰复燃。《鬼子来了》有多少人看懂了？中国人开的惟一的一枪，打在了天花板上。欧洲人看懂了，日军你就是屠杀平民，这是反人类罪。”
《长城万里图》计划拍摄100集，将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播出。
张黎似乎一直醉心于这样离经叛道式的大胆表达，传统意义上的“对”或者“不对”在他那里毫无意义。在工作团队里，他对年轻同事的一种批评叫“年轻的老人”。很多年轻同事都听他说过：“一个人一生老对有意思么？从上小学开始老师说你对，中学、大学、工作后还是说你对，有劲吗？人是在错误中成长的。到死都觉得你对，这辈子你一件蠢事没干过，有意思吗？而且，何为对错？”
“一部电影只有一条路，所以《辛亥革命》就是一种拍法，非要拧着，它就不对。一个导演，也只有一条路。”张黎说，“五十知天命，活到我这年纪，就明白了老天生你养你是让你干嘛的。很多事我们无力去反抗，但是我提出质疑是可以的吧？你想想，实际上你希望它好，你才会质疑。西方律师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是挑战司法。就是哪怕他通过一个案子，改变了你些许的法律条款，他也知足。法律永远是不完备的，为什么那么多大律师宁可不要钱，也要把一些官司打到底，就是满足他参与这个复杂体系的建立和更新。真觉得自己是艺术家，还有良知，不就该这样吗？”
(责编： 饺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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