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别离》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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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外语片奖”正式成立之前曾以非竞赛奖奥斯卡特别奖/荣誉奖的形式存在。直到1956年该奖才正式设定，最佳外语片的评奖策略也就此固定。当然评奖策略也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着。纵观历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基本上以上世纪70年中期为分水岭。
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由于世界动荡在艺术上的余波，以及电影艺术正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时期，因此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奖策略多倾向于形式探索或者引领艺术潮流的作品，如40年代中后期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50，60年代的现代主义。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一奖项颁发给那些当代大师，如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就曾三度获此殊荣。
而从70年代中期至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奖策略逐渐面向电影的题材和内容，兼顾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原则，而不再一味青睐艺术形式创新的影片。本文对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艺术风格的讨论主要以此阶段为主体。
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颁发给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媒体称这是众望所归的，而所谓的“众望所归”却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奖策略的感知或认同。事实上，《一次别离》是一部“典型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我们完全可以凭其一叶而知秋。下面我们就从主体化的民族文化认同、普世性的人文情怀流露、寓言式的现实境遇隐喻三个方面来谈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主体化的民族文化认同
从20世纪70年代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奖策略转变以来，外语片的角逐成为奥斯卡评奖中最有趣的一个现象。时值当时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所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自此也一直伴随这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谈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我们似乎无法绕过这一理论话语。而《一次别离》诞生于伊斯兰教世界，就其伊斯兰世界语境而讲，似乎也适合“东方主义”批评。就此角度，《一次别离》也完全可以视为伊朗文化主体身份的认同。
如果绕开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清除和消解，影片的具体内容似乎更加感性。巧合的是，影片中恰巧谈论到了这个话题。妻子西敏要移民美国，为了女孩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佳的成长环境；而纳德决定留下来照顾自己年迈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这恰恰是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的隐喻。抛开象征，这个片子其实反映的是伊朗的社会全貌：阶级，信仰，情感等等。这也是奥斯最佳外语片的一个特质：往往都能展现本国家或本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特点。如《一次别离》中伊斯兰教信仰就是最能震撼人的一个核心文化元素。而《卧虎藏龙》彰显的是中国社会中人们思想上的德的束缚和爱的自由之精神悖论，《黑帮暴徒》反映的是南非民族性自我审视和反省，《入殓师》描述的是日本社会对温情的渴望和对生命的敬畏。
不仅表现在文化上，而且在影片的视听风格上也能凸显“异域风情”，《一次别离》中，由于导演选择的现代社会中产阶级作为表现对象，所以“异域”的色彩可能较少，但如蒙面的妇女服饰等影片中普遍的造型元素，也向我们展现了当代伊朗社会的特色。而《卧虎藏龙》中的古典武侠风格，《美丽人生》的意大利风情，《入殓师》中日本格调等等都向世界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总之，在最佳外语片中，不是以一个“他者”的角色来审视，而是以主体身份来描述自己的社会与民族，反映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自我审判，以及自我追求。
普世性的人文情怀流露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闪耀着普世性的人文情怀。《一次别离》中，纳德为父亲洗澡的那段戏，被导演称为是整个电影的核心意象，亲情的流露感动了不少观众，闪烁着具有普世价值的文人关怀的光辉。再如，纳德为了照顾父亲和女儿而撒谎，而面对女儿的质问，他“你让我说，我就说”的台词反映了对后代人纯洁心灵的庇护。我们会发现这个段落和卢勒·库莱曼的《禁忌的游戏》中一个桥段多么相似：大人们把牛奶中的苍蝇用自己一样肮脏的手指捏出，然后对孩子说：现在可以喝了。那孩子说：脏。还有《铁皮鼓》中孩子奥斯卡看到母亲与别人偷情时，故意从楼梯摔下，从而拒绝长大；《偷自行车的人》中，父亲最后“偷”自行车被人打了之后，和儿子走在一起时的痛苦和沮丧等等。他们都是用孩子纯洁的世界来反喻成人浑浊的世界。带着强烈的人文情怀色彩。
与纳德抱着父亲哭泣的场景一样，在最佳外语片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这样亲情流露的段落。《卧虎藏龙》李慕白临死时对俞秀莲表达爱意时，那爱与悔交融的眼神；《美丽人生》父亲藏好儿子，嘱咐不让他出来时善意的谎言；《天堂电影院》儿子回家时，母亲跌落在地上滚动的毛线团等等，都让人难以忘怀。就像《一次别离》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所说的一样：它(指电影)适用于人类的共同情感。这就是电影的普世价值，是立足于人类共同的情感与爱的。
人文情怀的流露往往基于真实的情感，而真实的情感又基于可信的人物。总体来讲影片的内容与结构往往都是生活化的，接地气的。这些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巧妙之处在于将人物放在一个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戏剧情境中， 而从这个戏剧情境考验而出的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境遇或者情感境遇。《一次别离》把人物放在一个亲情与信仰对立的境遇中，最后由于女佣放弃发誓，从而得到平衡；同样，《卧虎藏龙》把人物搁置在一个武德和武艺对立的环境中，最后由于李慕白的死亡而得到对立的消除。一样的道理《天堂电影院》将爱与承受对立，最后由主人公的回家而融合等等。
寓言式的现实境遇隐喻
诚然，可以感动人的电影很多，但成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仍需要形而上的寓言式处理，才得以把电影的主题格调拔高。当然象征性与影片中的“现实生活”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递进的。象征性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而出的。
就像《一次别离》，用一个家庭来彰显整个伊朗社会，不可谓不巧妙。其中就涉及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另个特质：寓言式的现实境遇隐喻。导演自己说：西敏代表着妥协派，依靠着西方世界；纳德则相反，算是伊朗保守派，守护着伊朗的民族文化；女儿象征着伊朗的未来；父亲比喻着伊朗的历史。可谓用莎士比亚“立于大地上”的丰富形象来表现黑格尔的“理念”。这类隐喻是十分考验功力的，不仅要生动，而且要理智。在《卧虎藏龙》李安依然用西方社会来镜鉴我们的传统文化，以一种对比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文化。李慕白身上体现着一股东方智慧，他宁愿把“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青冥剑丢入河流，也不愿让玉娇龙这样敢于破坏的人得到它；玉娇龙则是一个叛逆者，带有西方文化的特点。每个人物身上都折射着文化的光芒。同样《美丽人生》中的父亲的观点也无不代表了导演对待历史和后人的一种态度：对于历史的罪恶，选择的是乐观而不是仇恨，这才是对后代人的保护。《入殓师》试图用死亡的光芒照亮生命，解释生命等等都反映了导演的“理念”。
如第一部分所讲的，这“理念”往往不是抽象的，而是伴随着时代进步的，是民族的。在这一点上，《一次别离》非常成功，导演用电影讲得就是对伊朗现状的焦虑，对伊朗明天的忧患，在当代中东动荡的背景下这一忧虑是多么现实！
总而言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奖策略所体现出来的奥斯卡电影的特征就是：民族的，人文的，现实的。这也是《一次别离》获得最佳外语片“众望所归”的根由。而《一次别离》的引入，对中国电影生态有有所助益的，总结出这些特点绝不是想为我们的电影树立一个准则，让人奉为其圭臬；而是提供一些参考，而是希望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能做出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