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韩流”抢滩策略论
浙江省嘉兴市文明办胡晶
韩国为推进“文化立国”和“韩国文化世界化”，把中国作为宣传韩国文化的战略地区，制定积极的战略和措施，大步挺进中国。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以影视、
音乐为先行，游戏为后发力量，音像、出版、动画等产业积极推进。
如何看待此一现象？如何应对？
一、冷静评估“韩流”抢滩
(一)历史评述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似乎注定了它将与传统的艺术形式不同，而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工业。这种现代工业的建立所带来的文化和文明的普及将使高雅的文化更加迅速地普及到全世界，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诚如一个欧洲学者托克维尔所言的“在人类历史中促成民主与自由竞争的那些进步也必然摧毁任何传统的社会精华对文化的概念。”在那里，现代工业带来的文化的普及不但没有使高雅的艺术走出贵族沙龙的圈子，相反，由于民主带来的教育与识字的普及而产生的巨大的平民和大众的文化需要，反而拉低了艺术的品格。
与欧洲电影几乎从一开始就与先锋派和现代主义纠缠在一起不同，韩国电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一条大众文化和商业消费的道路。韩国第一次上演电影的时间是1903年，第一次向一般公众放映韩国拍摄影片的时间是1919年，乃一种所谓的动态戏剧。第一部故事片《月下盟誓》摄于1923年，是韩默片时代的前奏。第一部反日影片《阿里郎》摄于1926年。第一部有声电影《春香传》。1945年二战结束前的韩电影活动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且所拍片子多半是宣传性质的。解放后电影得到新生。第一部彩色影片是洪性麒导演的《一个妇女的日记》(1945)。然朝鲜战争时期(1950—1953年)电影业受挫，仅生产少数战争记录片。1955年，韩政府对国内电影制片商均实行免税，这使得电影制片商剧增，带来了电影的黄金时代，60年代生产的电影每年约200部。1970年以来因电影业发展迅速，韩电影业一直不景气。80年代后期因放宽进口令外国影片增加，观众数目逐渐回升，电影院数目也剧增。与此同时，因韩电影在各个电影节上的地位逐渐提高，影片出口也有增加。
1971年、1985年、1987年，为了帮助电影业，韩政府进行了三次新的努力，在政策、法规等方面对电影业发展予以扶持。1990年以后韩电影界的最大变化乃类型电影的多样化，如社会题材、动作片、言情片、历史题材和悬念片等等，给观众更多的选择的机会。由于它们皆模仿好莱坞电影模式，故在市场上得到好成绩。如《结婚故事》(1992年)、《奉大夫》(1995票房最高)等浪漫戏剧、浪漫加黑色幽默片因其好莱坞式的包装而在商业上极成功。此外，过去在韩影片中极少看到的恐怖片也始出现，并因《生死谍变》(1999年)而开启了间谍动作片的新模式，其票房打破《泰坦尼克号》记录，达245万观众。
然而作为后工业时代标志之一的电子传媒的迅速发展使电影业面临被一种新时代吞并的危险，多种经营性的集团企业和跨国公司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块一向由“电影人”独立执掌、并能创造丰富利润的福地。收购大制片厂的行动已成风潮。大公司的纷纷易主使电影落入了真正的商人之手，且由此产生了出版、电视、音乐、游戏等相关衍生媒体行业，这使它们迅速将电影包装成一种多种经营的“工业产品”，“使人娱乐的艺术”——电影，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所不在的镜头继工业革命的征服之后进一步大幅度地“人化着自然”。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一切，而一切客观的实在又都以文本出现在人们眼前。它使公众失去了客观的世界，从而也失去了作为主体的自我。电影在大公司手中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生产商品的当代工业，影片则只是这一工业产品中的核心因素。“巨片救国”的概念已深入电影业老板们的意识中。当代社会中，激发人们购买倾向的是“名牌”效应。在这一现代消费的社会里，“其公共的而不是个人消费标准就变得更加突出了。”购买商品不是为了使用上的需要，而是“为了营造一个可以互通声音的世界”。当代韩国影片正如好莱坞影片是这一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环境中通过投入巨额费用的制片和宣传使一部影片成为“名牌”，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事件——一件属于公众的产品，而使“看”电影的行为中融入了对公共事件的参与和与社会的沟通的理念。这便逐渐导向了大投资、大产品、高盈利(也包括大风险)、大宣传(从电影、整页的杂志插页到街头巨幅灯箱)这一后工业时代电影商业运作模式的一大景观。然而，当面对被传统价值观念在新的时代暴露出众多的自相矛盾弄得失去自己思想的观众时，韩电影实际上也不能表述某种为社会所一致的意见，它只能通过惊险打斗、神秘的时空交错以及对科技的崇拜等。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主导层面的表现，因后工业社会科技高速发展对传统的人文文化日益进行蚕食的影响，他们的影片经常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
(二)“抢滩”诸种
韩文化观光部2001年底发表的《韩国文化产业白皮书》明确提出，韩文化产业进军中国要实施“先占战略”，抢滩中国市场，进而以中国和日本为台阶，打入国际大市场。目前韩已初步形成政府支持、企业投资、民间运作的框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韩有关部门和企业多次在华举办推介文化产品的展示会、洽谈会等。突出的如2005年5月在京举办的“韩中IT技术文化产业暨韩中洽谈会”，将范围扩至到电影、电视、音像、游戏、卡通、出版漫画等多项产业，为企业进入中国搭建了平台。
近几年韩文化已形成进军中国的强劲态势，被媒体称为“来势凶猛的韩流”。自1997年电视剧《爱情是什么》在中国CCTV播放以来，韩影视纷纷在我国各地热播。韩影视作品不断亮相中国，其影视剧碟片在中国影像店随处可见，如《朋友》、《武士》、《礼物》、《初恋》、《火花》、《天桥风云》、《最爱是谁》、《新贵公子》、《我怕恋爱》、《女主播的故事》、《双色婚纱》、《星梦奇缘》、《蓝色生死恋》、《青年的陷阱》、《我的野蛮女友》、《我的老婆是大佬》、《追访有情人》、《恋风恋歌》、《快乐到死》、《漂流欲宝》、《融不到的恋人》、《共妻共夫》、《八月照相馆》等几十部影视剧在我国风靡一时；安在旭、金喜善、张东健、宋慧乔、车仁表、车太贤、崔真实、崔志佑、沈银河、宋承宪、元彬等一大批明星为国人熟悉，并被韩国人视为“韩流功匠”。越来越多的韩演员把中国看成是自己事业发展的第二阵地。近几年韩参加我国长春、上海电影电视节的阵容越来越大，除了极力推介其本国的影视剧，其副产品如与碟片配套的图书等也已大张旗鼓地涌入中国市场。韩政府还急欲促成“阿里郎”电视在华落地。
(三)相关启示
韩流汹涌抢滩，予人的启示是深刻的：一是自然资源贫乏的韩国防卫意识强、居安思危意识强，然并非固步自封、闭关守国，而是通过“文化立国”、“韩国文化世界化”战略逐步展现它的小国的“大国”胸怀和远大志向。二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并使之与本国文化融汇一体的韩国将中国视为宣传韩国文化的战略地区，且实施“先占战略”，继而打入国际市场，既是儒家文化的“墙里开花墙外更香”，更足见文化“软着陆”的城府之深；三是韩国以影视等衍生文化产品作为为国创汇、提升国家知名度和形象的重要手段，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选择，体现了抗衡自然资源丰富大国的差别化竞争特色；四是韩影视等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体现了世界尤其是亚洲区域文明正逐步向高层次的素质文明发展，并通过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融合，使东西方对韩国经济和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也从中体现了对亚洲和第三世界来说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在韩国的发展壮大并日渐逼近他国。
二、积极采取应对策略
从“韩流”抢滩的一般理念与客观印象看，还集中关乎一国的生存与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合等。对之，我国影视业要积极采取应对策略。
(一)对外开放先要对内放松
影视作为传媒业的一种，有其特殊属性，大多处于政府的层层保护之中，然随着我国加入WTO，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我国影视业最终无法回避全球媒体市场发展的新环境和跨国媒体集团的挑战，而必须主动地参与、融入甚至“以攻为守”，方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总体看，防卫性的空间是保护电视行业有序发展的必要手段，这如同在经济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是实施产业政策的空间，是主动推动发展的空间。为推动电影业，韩国政府从1955年起至1987年，曾出台并实施了如对国内所有电影制片商实行免税、对摄制影片和写作电影剧本提供财政援助、建立电影促进公司、向重要的制片商提供进口外国影片的许可证、影片摄制与影片进口分开并要求二者均需向文化部登记、外国人可在韩国摄制影片并销售外国影片等相关政策与法律，大力开放国内电影市场，取得了明显的绩效。虽然像外国人在韩直销影片的举措令当地制片商与销售商遭遇激烈竞争，不得不通过技术和艺术方面的创新以及积累资本求得生存，但事实证明，随着政府“文化立国”战略的确立，已初步形成了政府支持、企业投资、民间运作的影视业发展框架以及立体、多元、衍生、链接的销售网络，并涌现了一大批“韩流功匠”和生力军。借鉴这一经验，我们的影视业在引进外资时，是否也可以重点考虑基础建设和面向海外市场的中国节目制作公司。前者可完善中国影视业的基础建设，令中国影视业发展是一个良好的平台。后者可使中国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进一步得到利用，利用外资先进的制作方式制作优秀的影视节目，而经营市场先期可定位在海外。
因资本、技术、实力、市场化程序、管理体制等诸多因素，我国影视业与境外影视业仍有相当大距离，要想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进程虽然不现实。“韩流”抢滩无疑会加剧中国影视业人才的危机，使中国传媒出现空壳化(中国负责编、韩国公司利用中国人才创作，提供节目、素材)，并使韩国影视的强势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并成为选择节目的标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为填充播出时间，我国不少专业频道仓促上马，纷纷自制节目，虽有创新，然质量总体欠高，且雷同多。频道多元化所需节目市场未能培育起来。这种“粗放型”的影视发展模式，集中表现于较注重外延的扩张，较欠缺对内部经营管理的整合力度。特别是信息传播上的制约和分配制度上的总体平均主义影响，一旦市场放开，国际传媒准入，必将使我国影视业面临严酷的境地。那么，如何既能充分利用媒体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又能抵御其中隐含的风险？以我国此次采用的“对等落地协议”的方式看，乃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创新之举，一则体现管理层辅助国内强势媒体积极参与媒介全球化竞争，主动扩大我国的宣传阵地和影响，二者通过让跨国传媒集团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落户内地，带动中国传媒业的产业升级。这种“渐进式”的竞争策略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务实性与有效性的结合。
影视业始终需要竞争市场份额和竞争机遇份额，以当前看，后者的竞争更凸显，因为“韩流”汹涌而来，不惜高成本，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对之，除了业内人士自身的努力外，国家在“规制”范围内是否应予以必要的扶持政策。如以电视而言，能否在引进、审批、播放境外影视剧等娱乐节目的主动权方面以及视频点播、境内外媒体人士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予以适当放开？
(二)院线消费呼唤类型电影
题材的选择和定位跟一个国家电影产业化程度直接相关。产业化电影体制和市场紧密接轨，要求形成以类型电影作为供应院线消费的产品结构，电影题材根据电影类型的定位而开发、延伸和更新。韩国和美国、印度一样都是产业化电影国家，它把东方文化传统和类型电影开发成功地结合起来，营造了良性运行的电影市场。中国电影正向着产业化电影体制过渡，电影产品种类正在全面开发。如道德伦理片作为传统深厚的主类型，根深叶茂，令中国观众喜爱并习惯。与此相适应的是，韩国文化因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两国的人民在审美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不少的共性，故道德伦理片也是其主类型，所不同的是韩国此类型的影视片的浪漫喜剧成分更浓些，传统文化的内核经好莱坞式的包装，立马使其在商业运作上显得成功。如《爱情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初恋》等，令人爱不释手。相比，我国的《美丽的大脚》、《法官妈妈》、《生活秀》等则在商业运作与可看性上略显逊色。
但是，一个健全的电影市场，需要不同类型且不断更新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消费，这可谓是产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基本建设。近年来，我国的武侠片、喜剧片、警匪片、恐怖片等均有所发展，然数量有限，供不应求，音乐片、灾难片有所尝试，然难形成持续化、量产化的类型格局，科幻片更是少之又少，这不光与科教兴国的大好形势形成落差，且明显地有愧于高科技在影视中的广泛运用，以致导致了艺术创作中运用数字化技术的缺乏，并将可能导致我国的影视在艺术想象、叙事方式、技术开发方面全局性的落后，难以跨入高投资、高科技、精制作的电影工业流程。以韩国看，1990年前，其影片的类型并不多，往往是些通俗的言情片、不成熟的动作片和低级的色情片。之后，电影类型的多样化不光给电影工业本身注入了活力，丰富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且给观众更多选择的机会——而市场，无疑是由观众构成的。
中国电影要完成产业化体制建设，必须开发新生产力。而新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新型电影管理人员、民间电影企业和市场组织者。年轻一代的创作力量正初见端倪，他们在题材的拓展与创作视野的转移方面令人刮目相看，如贾樟柯的《站台》和《任逍遥》、娄烨的《紫蝴蝶》、张元的《我爱你》和《绿茶》、陆川的《寻枪》和《可可西里之旅》、李欣的《花眼》、马晓颖的《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等等。然而，电影题材的拓展与开发，关键取决于电影体制的改革，而这无疑是我国近期和中期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建构任务。只是产、供、销、院线体制形成运营上的顺畅流程，方能构成类型片的产品格局并循环开发。电影，只有改变行政性、福利型的特质，才能向产业化转型。
(三)以兼容之道突出原创性铸就自己的民族风格
龙应台对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越先进的国家，就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就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越是先进的国家，对于国际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掌握，几乎等于国力的展示，因为知识，就是权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此话言之有理。因为越是民族的东西，也就越具世界性，而越具世界性的东西，也定是越民族的。二者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韩国影视看，原创性使其更加灿烂。“野蛮家族”风行一事；搞笑黑帮与悬念动作齐头并进；“复古”情调体现反璞归真。如《我的野蛮女友》、《我的老婆是大佬》等等，“野蛮风暴”(其实，野蛮其外，淳朴其内，真情一到，“野蛮”伪装自然消失)，席卷全球，甚至吸引好莱坞片商忍不住纷至沓来，竞相购买翻拍权。“梦工厂”和米拉麦克斯公司分别以75万美元加上未来票房的4%、95万美元买下了上述两部片子。又如《家门荣誉》、(02年韩票房冠军)、《大佬斗和尚》、《师傅头一体》等三部类型和情节大同小异的“黑帮电影”因其搞笑——东方式幽默、家庭式温情、冷面型人物被华纳兄弟公司、米高梅公司、20世纪福克死公司以50万美加3%利润分成、30万美加5%全球票房分红、35万美元加3%全球票房分红买下版权。与此同时，“韩式悬念片”《共同警戒区》、《黑水仙》、《双重间谍》等也为好莱坞片商亲睐。再如，韩国30岁以上观众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影片情有独钟，那也是韩经济的黄金时代。故，《色即是之空》、《恋爱小说》、《恋风恋歌》、《品行制度》等影片开始风靡，复古味的轻喜剧与怀旧味的言情剧比翼齐飞，复古情韵与生活趣味冶于一炉，亲切淳朴，写实细致。不求大明星、大制作，“祖孙之情”、“乡土之情”感动人心，如《回家路》(02年韩票房亚军，且在海外卖座惊人，亲和撼人)，甚至引得美三家电影公司竞相购买翻拍权。从中可见，在内销与出口双丰收之余，韩国电影仍保留了一份冷静，该冷静在于不会为高票房抛弃原则(民族性)，然会为本国观众不断开拓新题材新资源；虽以好莱坞模式包装，却不会为其追波逐流，失了本土性。“立足本土、克敌制胜”、“低投资、高收益”的韩国影视不光在亚洲影坛一枝独秀，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也日甚一日。这给世界影坛提供了新经验，这便是高度重视影视剧的原创性，以兼容之道改变其类型、题材、样式，铸就自己的民族风格，从而打进国际市场。
以我国影视业现状看，原创动力相对不足。一则艺术家创作群体匮乏，对社会转型期生活把握不够；二则作为艺术家独立人格与张扬个性不够，艺术创造必需的文化氛围缺乏；三则物质刺激与文化精神对于艺术家创作动力的催生没有形成和谐的状态，有时，优越的物质生活会在一定程度上腐蚀和消磨艺术创作的激情，有时，世俗、功利与实用性因包裹着所谓“理性精神”的外衣而对艺术创作形成大忌。加之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一定错位、文化体制的相对滞后、影视传媒的衰微与理论研究的缺乏、问题意识的淡漠等等，影视业是机遇与障碍并存，曙光与挑战俱在。相比韩国的“电影人”，相比技术和资金的一时羁绊，我国影视业最大的困扰恐怕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观念。一批活跃在主流文化边缘的“电影人”本已为国人开启了一道新的边门，偶有清新的微风拂面而来，然而，在最近喧哗中落幕的夏纳电影节上，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导演却品尝了苦涩滋味。似乎2003年的中国电影涌动着的是夺标的狂热，“英雄”、“紫蝴蝶”在撕杀、在翩跹，可电影人的步子却不轻松。电影节制造的轰动效应使艺术等同于作秀，正如外界评论：“中国电影人除了参展或参赛外，好象来了就为了领奖或者接受采访。”拿奖似乎成了唯一目的。许多影片尚未完工，导演却放言要出国参赛；参展影片尚未放映，媒体却已大肆炒作；海外声誉日渐见涨，国内产量却在锐减；节庆喧哗与市场寂寞形成强烈对比。对之，不妨学学韩国“电影人”的胸襟、志向、操行与追求，增强勇气和实力，坚定自信与执着，强化包容与决心，拥有一个开放、健全的心态，非为“拿奖”而拍，而为观众而拍，首先为国人而拍，继而走出国门，赢得尊重。
(四)亟需开辟高附加值、高创意、高流通的影视产业
电视的发明纯系于技术上的推动。也只有技术的需要，才推动了电视的发展。个人电脑的使用与发展，使摄影技术更具有了个性，并集多媒体的手段和迅息于一身、科技与艺术成就于一体。其背后的推动力乃在于人们对消费性产品的需求。于是，以影视为依托，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国。生产与影视形象相关的产品，影视中的人物形象、服装、道具乃至影视的名字，都可转化为商品的品牌，给制片商和制造商带来巨大的利润。谁能想象迪斯尼市值为40000多亿美元的巨大财富，仅是一只小老鼠走进影视业带来的。且看它的经营模式和收益组成：[米老鼠形]—[动画片]、出售特许经营权(7万种，有玩具商、文具商、食品、服装商业)、数家迪斯尼乐园门票、全球米奇专买连锁店收益、电影院票房、电视传播费、原声唱卡，VCD销售、以此收购ABC公司的收益。而中国影视业缺乏从影视衍生出来的产业，关键是缺乏运作机制和对这一产业的进一步认识。一旦有远见卓识的投资人介入影视行业，影视业定会发展成中国的支柱产业。广告业的迅速扩张推动了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影视业仍普遍是条块分割，电视台大而全，制作与播出为一体，不能形成完备的、规范化的、有效的市场，生产与流通两个领域不能良性循环，大量重复建设，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未能很好整合与配置，其产业结构行政化色彩浓。文化产业包括教育、文艺、广电业(含影视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影视业在文化产业和GDP中的含量将日益增加。而一国国民生活质量的高低，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即是国人文化消费的水平。但文化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不一定是区域性的文化产业中心(主要看规模和对周边的辐射力)。即便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虽然文化消费水平较高，但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总量为160亿元，占全国的8.4%，列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北京、湖南之后，名列第7位，但其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则排第2位(1329元)，其原因是文化产业领域国有资本量有限，大量社会投资尚未进入，并因欠缺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市民的文化消费潜力没有释放；此外，科技创新的活水很少流入文化领域。就我国电影而言，一则我国不实行好莱坞式的制片人负责制，许多名导演不愿受各方干扰，主要由他的创作班子和投资方来运作，制片人往往不敢与导演叫板，但积淀的矛盾不浅。二则是艺术尺度的把握问题，目前审片权(电影)并未下放。政治稳定是形势需要，有可操作性标准，而商业效果如何，则见仁见知。三是电视已开始逐步实行制播分开，一些文化公司将制作的节目出售给相关的影视传媒，但想得到好的节目必须付出相应的资金，国内市场不会因某个台的压价而丧失市场规律。四则是目前评判电视剧市场前景的人力资源并不丰富，倘若评判者不负责任，则观众能看到的节目质量就可想而知。上述诸因素说明，我国的影视业与韩国相距甚远。韩国影视中凸显的强烈的音乐元素与流行音乐演唱中的视觉与听觉交融的冲击力使安在旭等一批影视歌广告四栖明星闪亮登场，全方位传播韩国文化。与此同时，中国已是韩国游戏业的“第二个内需市场”，2002年占据中国10亿元人民币市场的75%份额，游戏与影视互为交融，立体掀起韩国文化热。因为在数字化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有时，距离似乎还起了反作用。当我们把与互联网络相类似的传输系统用于大众娱乐世界时，地球便变成了单一的媒体机器。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赋予权力。我们“电视”的概念，目前仍是“大工业时代”的概念。从业人员多、设备昂贵、管理层级分明。随着数字化的到来，在全球互联网上，电脑即电视，只需在互联网上输送比特，这比原子的传输简单，因为在因特网上发送，原则上不需大公司，几个人即可在网上办“电视台”。至于节目源，则到影视市场购买。节目制播分离势在必行。数字化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为“拉”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影视“受众”不再是那些“你播我看”的“顺从”、“被动”的观众了，完全可依个人兴趣满足自己愿望，且可参与编辑一套按自己需求的节目。电视越来越“窄播”化，个人化的传播需求必将刺激未来的影视市场。未来的“电视人”可能更会是一个在文化、心理等方面很有学识、修养的人，惟此，他方能了解到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人性心理各层面，并能在节目中与千差万别的“个人”进行交流、对话和心灵沟通。
发展我国影视业，除了要加大影视业对GDP的贡献外，还要培育综合实力强的影视业产业主体。优秀企业的合理分工与科学组合，构成了影视产业向内在活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强盛归根到底是拥有或引进了居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龙头。韩国流行音乐热在中国的兴起，韩流行音乐娱乐界的龙头老大S·M娱乐公司功不可没；韩向中国推出全球排名第一的经典游戏《天堂》，与韩游戏业的龙头企业NCsoft的力推分不开。韩影视界一大批明星更是“韩流”抢滩中国的功匠。文化产业是韩国的战略支柱性产业，它们不断开辟高附加值、高创意、高流通的新领域，且形成了一个长长延伸的产业链条。电影注重与多媒体、电视剧、广告、游戏软件、玩具、文具、图书、旅游、版权贸易、证券等产业的联动，快速融通资本，各自的产权通过产权交易所等进行交易。这些，均是值得我国认真学习与有效借鉴的。
影视业是黄金的比特产业。“韩流”汹涌抢滩我国文化市场，带来的不仅是利益之争、生存竞争，也是对我国本土文化生命力的考量。故，我们要正视自身的不足，客观评估“韩流”，积极吸纳它的成功经验，努力寻找胜出机会，认真确定应对策略，不断增强适应能力，以全球视野和全国观点看待、体察影视业发展，强化战略意识，关注国民之精神需求，于规则变动中发现大机遇，在清醒中提出见识，按十六大提出的发展先进文化的需求，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制定配套的影视产业政策，大力扶持和发展影视产业，建立起完善的影视市场体系，并将影视市场管理纳入法治轨道。
2003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