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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是什么，人们在爱情中寻找什么？
作为编剧，您二位是如何看待这部戏的？
郑重:少红说拍的是我们自己。
王要: 她可能把创作的心态和为人的心态混淆了，其实咱们要表现的是咱们性格中、生活侧面中某一个张惶的地方，其实那时候咱们的生活已经开始固定了，恋爱关系，事业，反倒觉得要不要这么生活。
郑重：我觉得倒不是张惶的概念，从来没有张惶过，有局促，比如说今天没钱了，那并不说明一个人张惶。比如说今天我没房子了，或者我怎么又丢一个电话呀，这一点也不说明人的张惶，这恰恰是他选择了这样生活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如果要理解我们一代人的话，张惶是最其次的东西。
王要：这个电影的整个质感，和我们想像的特别不一样，现在的电影造成的气势完全在一个幻境里面，在一个非现实的空间，又拍了一个非现实的故事。
郑重：整体氛围是非现实的。原来写的时候抒情的方式还是挺古老的，纯文学状态，比较注重人物细节变化，展现人的感情脉络和发展，细化到人在瞬间的神经性的悸动。
王要：我们剧本构造的气质，其实挺符合咱们病态美学的，但是给人的错觉是咱们深刻得感到无力。
你们眼中的爱情是什么？戏中的爱情是什么？
郑重：现在不能特宽泛地谈这个问题。这戏最主要说的是爱情把刘志给弄迷惑了，所以他迷茫，而不是说整个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希望了。比如说第一世界电影的形态，他们从普遍意义上讲人的迷茫，因为爱情的迷茫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没有这种情绪，你看到街上每一个人都是充满力量，因为这个国家的气是往上走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可以写人因为爱情这件事把他弄迷惑了，建立在这样基础上迷茫，不是说人生上的灰色，现在能干的事极多，每一个人都是充满希望的生活，这是我看这个城市，但是每一个人都在爱情上面开始有迷茫或者怎么样，概念要清楚。
王要：当时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对于宿命感还是挺痴迷的，其实当时那个状态咱们俩都是懵的，环境变化太快了。心态上很苍茫……
郑重：是爱情的问题造成的苍茫，不是说人生崇高的主题把咱俩给弄得苍茫了……
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会和导演有冲突呢？
王要：似乎咱们那些神经的、幻觉的、错位的地方，在这个电影里完全作为一个特强壮的结构来展现的。
郑重：作为主体的世界观和抒情的方式了，非现实的，魔幻的。但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到这个地步。我们想的是一个特别现实主义的故事，也可以叫诗意现实主义。
我们通过剧本的方式去说服导演。写完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在说服人，之外没有什么注解了。分歧和争执在创作中是分分钟有的，我们尽量地相互说服。
我是一挺认真的、较真的人，对任何东西，假如我认为自己说得对，或者我感受得有道理，我就想最大限度地来阐释这个东西，如果真理说这个东西对了或者错了，我都能接受。
少红也是特别较真的一个人。她也是毫不屈服，毫不妥协，假如说她不认同的话，她也非常坚持。其实好多东西就是这么榨出来的，如果你不懂，我就必须说得更具体，更有条理，更有逻辑性，更有说服力，这种作品其实就有力量。但如果你没有让别人懂的话，直觉再正确，可能也是虚弱的、没有力量的。
恰恰少红也是这么一个毫不妥协的人，有时我们俩说的她不同意，我就另想一套辙说服她同意。我就想背后的逻辑哪有漏洞，把直觉认识的道理或感受讲得更完全。我相信如果少红她认为她懂了这种感觉，她就会采纳。
王要：举例说，少红把一个声部取代了整个节奏和旋律，所以现在没法判断她同意了哪些，吸收了哪些。
- 郑重、王要大话少红
在你们眼中导演是什么？
郑重：电影就是导演的艺术。少红是特别认真地做这件事，不管她是如何认识这件事或者有感而发，跟我们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玩了命的想把感受最深的东西通过一种恰当的形式讲述出来，基点是很纯粹的，少红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她那么玩命，那么较真，非得按照她的想像，纠集一切力量来把她自己关于这一点的最确切的想像，就像我说服她一样说服观众。合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互相看重的就是这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前期我们学习她的也是这种地方。
王要：虽然跟我们的初衷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少红是一个严肃、有追求，有自己想法的人，她做出来的东西肯定很独特，很有个人气质，即使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也应该是一个有格调的不一样的东西。
郑重：好的导演就是一个综合者，把大家的优势能够综合起来发挥。还有一种导演个人的立场、个人的心思、个人的情绪情感特别坚定，所有的一切部门都是他的手脚，这是另外一种导演，都是好导演。少红更倾向于第一种，也是很出色的。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镇定还是导演应该有的特别的品格，因为导演的信息量特别大，而且他手下的各部门之间肯定有冲突，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一个导演保持镇定，然后去选择每一个人身上最优秀的东西，根据他的逻辑给串起来，这是强劲导演的一个特征。我觉得少红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值得崇拜和学习的。
在巴黎那段特别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好几份工作，少红在那儿还兼做会计，我们人手不够，咱们中国人又比较崇尚省钱，所以我们一开始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我觉得这段经历特别棒，对我一生来讲特别管用，意义特别大，因为实际上是几个诚实的人做最诚实的抗争，就这么简单，就是诚实的人之间完全不牺牲自己，特纯粹地阐述自己的观念，然后有冲突，然后想办法解决。我觉得那段是我实践了这么一个原则。少红确实想通过这个片子，完成她心目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工作对我来说没什么陌生的，即便是在法国，无非是一个说法语的城市，人都差不多，生活中遇到的拧巴的问题也都一样。对于少红来讲是一个挺新的体验，因为她不得不跟一些全新的规则在合作。少红她完全不依赖别人，她就自己来，什么都自己来，包括所有谈判她都是自己来。
王要：少红真的很强悍，我们写《拾骨者》时和她一起在美国就感觉到了。
郑重：在法国遇到的困难比比皆是，法国人对于很多东西在概念上的认识跟中国人不一样，比如说对于工作的态度，法国人本身认为休闲和工作是一个娱乐的过程。这对于中国人肯定不理解，法国人每天来两小时又走了，干嘛去了？酒会去了！说今有PARTY。而少红每天早上八点就到了，特勤奋，看门的还没起呢。
确实差别挺大，而且她考虑事情希望在快节奏上来做，这就牵扯到人的概念问题，工作的概念，到底为什么要工作，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中间肯定会有好多冲突，她不理解他们，他们不理解她，最后谁坚持谁就赢了。少红特坚持她自己认定的事情，很多事情她坚持自己是对的。其实这东西没法说她对或者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很多东西理解的概念不一样，但最后包括法国人都很尊重她的，这么坚持的一个人！各个方面都特别坚持。
写作，编故事就是一个想像力
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否会有写不下去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呀？
郑重：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是一个挺理想主义的电影，不管是我们写的时候，还是少红拍的时候，这是这个电影的旗帜，说的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事，从构思上这一点剧本跟电影是一样的。首先这个假定性电影和剧本是一样的，讲一个男的恋上一个女孩，少红以她的形式来完成对这个理念的想像，我们是通过一个现实主义的形式，通过具体的细节，非常传统的方式来讲一个建筑在想像中的现实，或者说设一个假定性怎么来确定他，并且发展他，然后讲出其实是普通的道理。这就是最一开始这个戏的初衷，通过一个特别假定性的情境，讲一个普通的道理，讲一个爱情，讲一个人对爱情，从爱情中需要的是什么，以及面对这个爱情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他，我觉得这个中心思想贯穿得挺好的，就是说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是没变的。但就怎么讲一件事，少红有她的方式，她的非常视觉的和她的对于我们的想像，或者说对于这个城市的感觉有很深的少红的印迹。
在巴黎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关系很近，所以她跟我讲了这个片子做到那个时候为止，还存在一些恍惚。其实有时候剧本写到中间的时候，也有好几天不知道怎么往下写了，作为一个导演这个素材搁在这儿，粗剪一遍出来以后，好像不是那么清晰，或者说意义不是那么明确，或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跟写剧本的过程是一样的。
好的导演或好的编剧，有这个时刻的时候他还能相对镇定，这绝对不是强迫镇定，这是他的品质。我刚到巴黎的时候，就处在一个相对来讲大家都在寻找的阶段，因为内心的理解不一样，为了把剧本的中心思想表达出来，我就这么坚持的在寻找这是一个过程。
对于外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加盟的最大意义在于技巧上、在技术上帮你把你想说的话说得更漂亮，更有说服力。而且向他解释我要说什么，完全没有意义。比如说我这个镜头接到这，或者任何一个技术上的处理，是作者自身的一个想像力，绝对不是一个做特技的那个人的想像力。
其实当时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脑子里酒吧场景的印象都是三里屯酒吧街，尤其是白房子那边，写的好多东西包括拍的东西都是以那为摹本的，人都是一些比较晕眩的，恍惚的，张惶的，迷惑的，今天特别强壮，明天特脆弱的一些人。酒吧本身就挺有那种催眠的效果，一进去就把人不自觉地引到某种状态里面的一个场景。不光北京，全世界的酒吧都是这样一种状况。 现在的策略就是试图用景来暗示人的状态，而不是用人来暗示人的状态。
王要：生活变化特别大，心态也变化特别大，所以当时那种心境下创作出来的东西，某些气质上的东西我们自己意识不到，在别人看来会得到某些东西，可能有误读的成分。
郑重：其实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状况恰恰是对生活比较认真的人，不愿意舍弃自己自由的人，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甚至我认为是一个挺有力量或者健康的挑战。因为他是对生活较真才会有不满意，但大部分人，说句实话，像我们这岁数的人，三十多岁基本上就堕落。
剧中人物的认识
你们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已经有了角色的定位，希望男女主人公很漂亮？
郑重：黄觉的样子我挺认同的，当然我觉得他可能稍微稚嫩一点，他的悲痛，或者沉思，或者任何一种情绪表达得力量不够，这是当时对黄觉的感觉。在我想像中刘志得是三十岁往上的那种，相对来讲比较实在的人，实在的样子。黄觉其实有那种感觉，他现在比那时候强多了，现在也敢表达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是刘志的一个挺重要的特征，他那不是沮丧，在某种意义上他挺藐视周围人对他的看法，是一个内心的变奏特别多的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么想，这样一个人。当时觉得黄觉内心的年龄感差一点。
任何人包括黄觉一定体验过各种挺极端的情感、拧巴的情感，想不明白，无端愤怒悲伤的情感，谁都有，演员必须得做到这个地步，这不残忍。一旦残忍了就坏了，就好像他在演，感觉是从一个身体上或物质上把他拉到一个他不愿去的状态，我觉得那叫残忍。我觉得对黄觉不残忍。
对于毛毛，原来这些人物都是在生活中比较陈腐，或者被感情这件事打倒的人，这些人最需要的是抚爱，宝贝恰巧有一种能力，她能够去以最本质的方式去爱这些人，去抚慰这些人，让这些人放心。
现在陈坤演的毛毛太年轻了，偶像化了。哪有这么漂亮的残疾人呀，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陈坤和残疾人的外形离得比较远，而且那不是他的长项。这样一张漂亮的脸容易破坏残疾人整体上代表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戏里边残疾人没有什么可表现的，他就是一个年轻漂亮的残疾人而已，他没有太多的内心的苦痛，那宝贝才有这个意义。你设想一下一个生活中的残疾人，他在生活中充满了胆怯，他肯定对于很多事情是自卑的。
漂亮不漂亮不重要，咱们讲的是宝贝的心灵有多大，她对于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人也有她的灵感，因为她心灵比较丰富，所以她能感受到任何一个被人忽视的人的心灵。
一般生活中的逻辑就是比如说你见到一个真的挺漂亮的一个瘸子，你对他关注，你的心灵不奇怪，只有说没有人对他关注，就宝贝有这个能力，她一下子就能感觉到这个残疾人其实特别的痛苦，然后她才跟他交往，但是他不要丑陋，我没有说这个人他丑，我觉得他就得舒展，就是舒服。
现在他演的就是有点偶像剧的一个演员。偶像剧其实也可以出现这么一个漂亮的瘸子，其实偶像剧也可以这么编，但他就一定要漂亮。因为偶像剧的目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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