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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本色》里面，他为周润发穿上长风衣、戴上墨镜，是黑色；《胭脂扣》里面给梅艳芳缝制的香艳旗袍，是红色；《卧虎藏龙》，他给章子怡披上的中国山水，又是什么颜色呢？

　　这是一个充满玄机的人，他做室内设计、服装设计，电影、舞台的设计，也摄影、写文章，烦的时候就画画，他每一个领域做的都很好，每个领域都有人在研究。

　　所以你很难用颜色给他定位，比如黑吧，两次见他从夏天到冬天，他都穿着黑色的中式上衣，采访的时候我们曾经探讨过：一个人穿成什么样子，也许正是他不想表达出来的样子，所以人们往往会往相反的方向来猜测别人。所以把自己穿成黑色，潜台词就是想把内心的红色隐藏起来。听到这个假设，他哈哈大笑，也许吧，很多人都用红色和黑色表现我，我的想像力比较丰富，所以别人会觉得神秘，然后会想到黑色；我表现的东西又是很强烈，所以他又选择了红色，这是别人的看法。

　　他很喜欢嘿嘿的笑，尤其是我对他的话表现出惊奇的时候，在等待下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做他的采访好像是在上课，他嘿嘿的声音就更强烈些。我觉得他是个奇人，问他，你现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说，最好是没有角色。我就像是一个导体，希望人们碰到我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想他说的对，现在他也做到了。

　　什么是写实？什么是抽象？什么是超现实主义？胶片上呈现了不断的问号，庞大的月亮，古怪的老教授的笑声，彩色的花布灯，旋转的城市建筑，与向着城市撒的尿…林林总总，对导演、美术、摄影，甚至是演员，都是极大的挑战。

　　创作《恋爱中的宝贝》的初衷。

　　北京的电影很少有现代题材的东西。国外很多这种形式，所谓现代就是把某一种现代的艺术形态应用到影像中来。

　　在已经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变化非常的大。比如现在的北京，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但是你看那些正常流程，在圈外都市化的发展到现在是两百年的历史，而中国只有二十年。这个变化有一点像跳跳棋，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跳跳棋的东西去拍一个电影。

　　你用什么样手段来表现这种现代？

　　剧情上会有一点，比如这个女孩子在音像店生活，和现在北京的年轻人遇到的问题一样。她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知道，但每天可以从录影带里面接受到很多外面的影像。但是她不理解影像里表现的东西，也没有人跟她解释，这时候心理的冲击就传出来了，她的价值观就完全扭转了。

　　电影里面，就把这些冲击拆成很多的画面，比如有老教授的片断，就像以前的中国人生活的场景，但是他们吃饭可能是在一个摩天大楼的顶上面。这个戏剧性夸大一点，这样观众才能感觉这个震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要把戏剧的张力影像化。

　　人物的影像上的现代感是怎样表现的？

　　人物是另外一个层次，人物的影像非常密集，层次分明、对比强烈，冲击力很强。但是慢慢地走下来你会发现他们的衣服越来越简单，从冬天到夏天，你可以看到冬天的衣服比较多，到了后来他们两个穿了背心短裤，影像和服饰的变化会跟着戏剧走。

　　就好像你今天在看《蝙蝠侠》，明天又开始看《红楼梦》，后天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种变化是飞跃的。现在人们处在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你没有办法抓住它的脉搏，看到的影像非常多、非常的跳跃。

　　其中有什么问题是你最担心的，怎样克服？

　　我们希望突破一些中国电影固有的一些东西，改变以前观众对电影的看法，但是希望它戏剧的结构不要像MTV，这就要求我们的剧本要非常强，牢固的剧本给我们提供做动作的元素。

　　为什么要和李少红导演合作？

　　我一看到李少红就“啊——”一拍即合，因为她这个人很敢做，她很努力地把戏剧性跟艺术结合起来，所以她才有条件去做这种东西。

　　你清楚自己的风格吗？

　　不晓得这些风格，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个性，会不断寻找新的东西。我是多方向发展的，我的性格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周围的环境对我的创作很支持，所以每一个门里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放纵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当我很放纵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专注地去做事情，你就会发现里面有越来越多的你想像不到的东西。

　　我曾经搞过几千人的时装秀，也在巴黎做展览，把我所有的艺术形式做全面的展览。我做古典的东西也做前卫的东西，它们同时进行。这两年有一点把我自己铺开来，打开，好多东西都没有什么界限。

　　你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我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每一个层面的东西都有一定了解。我以前很忙，现在是闲着也得辛苦，碰到问题就想解决。现在在创作上好像没什么问题，想到就知道该怎么做。文字就摆在文字里、影像的就用影像来表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画画。有了想法很快就实现，我不必花力气，到今年我是越来越轻松。

　　　我买很多书， 但我不是经常看书，碰到一些问题后，我会积累非常多的书在看，最后我和书产生了一个新的关系。很奇怪，你会发现了解一个东西要花很多时间，但你拥有一门知识却用不了很长时间。

　　生活到一个程度我会知道什么是我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自在。自在的惟一方法就是看不到那些不好的东西。或者可以讲话讲出来，但是我心里面没有。这样你的能量会越来越饱满，不会因为很多无法解决的东西而缩小。

　　你怎么看从事的这些创意性工作？

　　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会看到有好多问题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可是大家不见得都会懂，有时候创作可以作为一种提醒。

　　比如说《卧虎藏龙》我们想把以前文人的一些东西拉到现在来，那些东西是很美的。但是世界在发展，你会看到好多美好的东西被拆了、丢了、挖了，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有感觉的，我们对它们是有情感的。比如我现在做的这个昆剧造型，也是刺绣手工这些传统的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没落了，我觉得这个很恐怖。所以我们很想做几部这样的戏，也许他们就不会被现代人忽视了。我们做的就是唤起人们对它们的重新重视。

　　这就涉及到你作品里面的使命感，你最终的目的是要警醒社会吗？

　　有吗？(笑)不是、不是，有点拔高了。那种使命感只是我的一部分，不是我的全部。有些东西是很自然的去做的事情，因为你自己要有能力，要有人看你的书，你才会把这些放到你的文章里面去。

　　但我尽量不要使命感，因为有时候使命感会出卖一个人的。它会出卖你的创作激情，如果你有太多的使命感你的创作会走下坡路。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对错的人。不去想自己是对还是错，我现在是帮人还是人帮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看到什么就把它做出来，完了。这个东西是无限的，你瞻前顾后到最后肯定什么都做不出来。

　　你的身体和意志是怎样平衡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是旅行，所以我身体不是动的很多，不像运动员那样每天跑步。但是我希望每天跟身体相处的很好。但社会中的人们往往不是这样，比如农夫，他每天劳动，身体很好，但可能他不再用心思考；而都市中的人们生活在资讯时代，整天在动脑筋，却不注意身体。

　　人的身体不讲谎话，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一个打鼓的人，他的身体和意志是合一的，他脑袋里面想鼓怎样打身体就怎样打。现代的人有一点点只要脑筋没有身体，所以会做出非常多的事情，这是有问题的。精神已经有问题了，价值观无法建立，身体在受损，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而这些人还是在继续。

　　整个地球给我的印象就是脑筋已经有毛病了，而身体也快垮了。

　　现在什么对你最重要？

　　我觉得自己最重要，自己为什么感动。所谓自己就是你怎样去选择，选择会让你去承担，承担之后可能会好，也可能会不好，但如果好和不好都是这个样子，后来就算了。

　　在我的概念里只有成功和失败，没有居于两者之间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你眼里的失败？

　　有，很多。我觉得我自己不会失败的，只有做的好或者不好。最惨痛的经历是其他人跟不上，他们很多的想法和你不太一样，做事情可能没你那么好。

　　你有自己的信仰吗？

　　没有(笑)但我心里面有一个上帝，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在我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很多问题都不要我去想，冥冥之中就会有一种力量带着我走。(张纳、摄影/本刊记者 田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