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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苍苍的秦怡自称“上海小囡”(Photocome供图)
吴贻弓有着典型上海文人的气质(Photocome供图)
提起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基本上就在说上海电影。和解放后的情况不同，当时的中国电影没有国家的支持，完全依靠市场提供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的资金；当时中国电影要和好莱坞电影正面对抗，需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实力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在资金和题材方面上海电影也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上海电影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但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牢牢
地占握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主动权，而且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1949年之前的上海电影题材非常多样，鲜明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思潮和市场的需要。从抗日题材的《共赴国难》、《狼山喋血记》、《风云儿女》，到工农题材的《春蚕》、《盐潮》再到神怪、武打题材的《火烧红莲寺》，可谓应有尽有。当然，使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描写上海普通人生活、反映上海社会风貌的电影———《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1949年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自然地成为了新中国电影的主力之一，拍摄了诸如《今天我休息》、《李双双》、《林则徐》、《红色娘子军》、《巴山夜雨》、《芙蓉镇》、《城南旧事》、《高山下的花环》这样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从两位上海老电影人的口中，我们仿佛回到了上海电影当年的峥嵘岁月。
秦怡：一个“上海小囡”眼中的上海电影
作为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秦怡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作为一名铁杆影迷的秦怡更加可爱。她从四岁开始跟着大人看无声电影，七八岁开始自己独立看片，观影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华语电影发展史。从3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优秀的好莱坞片、法国片和华语片她都看过，光《火烧红莲寺》就看了四遍，阮玲玉的《神女》看了十几遍！以至家人经常说她：一个小囡，这么欢喜看电影，真正少有！82岁高龄的她因此风趣地称自己是个“上海小囡”。在重新梳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听听这位“上海小囡”的切身感受，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当时的上海电影更好看”
新京报：我们特别想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秦怡：哟，当时的上海电影比现在好看，也容易看得多了！我大概因为家庭的原因，从三四岁开始就跟着大人一起看电影，有的看不明白，就问大人，后来慢慢到七八岁，就能自己看懂了。当时的电影很多，也很好懂，大部分都和现实联系得很紧，可以说是真正“反映了现实生活”，它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反映现实”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今天反映的“现实”其实还是选择过的“现实”。所以当时的现实主义更有魅力，更打动人。我是最喜欢看电影的，当时电影也很便宜，新片才两毛钱一场，旧片才五分钱，也就是一个烧饼的钱，所以它就和吃饭、喝茶一样，已经是很多上海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很大众的艺术，不像现在，好像成了一种身份、品位一样。那个时候我每个月都要看三四场电影，光《火烧红莲寺》我就看了四遍，特别喜欢！
新京报：观众这么喜欢看电影，和当时的电影“很好看”是不是很大关系？秦怡：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时的电影创作者有意无意，都是直接在为观众服务的。你看六七十年过去了，我现在还能这么自然地跟你回忆起很多电影的故事、人物，甚至某一个特写。这些片子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高深的技巧，但其实都有很高深的思想。
“上海电影其实一直都是在向好莱坞学”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好莱坞影片非常多，但是华语片并没有完全被挤出市场，相反，在和好莱坞的竞争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因为这种竞争，反过来刺激、促进了上海电影的发展。您对此有什么切身感受？
秦怡：冲击其实还是有的，那就是四十年代，快要解放的时候。当时电影发展不如三十年代，因为限制多了，国难当头、内战当头啊，两方面审查都很严格，卿卿我我的东西不能拍、时局的东西不能拍，限制多了好电影就少了。但是在三十年代，拍电影基本上没人管你的，那个时候是上海电影最高峰的时候。
新京报：六七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华语片面临着和当年相似的命运，但是运气似乎就没有当年那么好了。您觉得三十年代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
秦怡：其实上海电影一直都是有意识在向好莱坞学的。这种学习首先是视觉效果上的，当时的很多城市题材的片子都拍得很好看，很多演员都是穿外国时装的。另外就是明星制，当时胡蝶啊什么的做派、气质完全都是好莱坞巨星式的，和我们这些四十年代从影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对票房也真是有号召力，不像现在这样不伦不类。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影语言，向好莱坞学习的就更多了。
作为大众艺术来说，美国片还是最好的，因为它易懂。不管什么种族、什么文化，都能够接受它的电影语言。我记得夏衍说过一句话，中国电影与美国的距离，艺术上最多差15年，但是技术上要差50年。三十四年代中国电影的技术是非常差的，几乎没有多少特别的技术可言；当时的时局环境应该说也不好，天天打仗抗战，有什么好的环境可言的，但是上海还是拍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电影，这个恐怕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创作者思考的。很多时候，电影不完全是一个审批、资金或者技术的问题。
吴贻弓：优雅漫步在法国梧桐下的电影人
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导演，吴贻弓对上海太熟悉，所以只需要优雅地漫步在法国梧桐的林荫道上，就像极了30年代典型的上海文人。然而他的名作故事却都发生在外地：只有儿时的记忆，《巴山夜雨》就真真切切的抓住了重庆的绝妙神韵；而只是求学四年，《城南旧事》就成为北京气质悠悠然然的经典之作。或许吴老说得有道理：“一座城市需要带有距离的欣赏”。
“电影百年”：碰上了，不应该只是怀念
新京报：作为一位老电影人，中国电影的百年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吴贻弓：其实现在说中国电影不景气主要是把矛头指向外国大片的冲击，我对这个特别不赞成，30年代的外国影片进入上海是没有配额的，但是国产片照样很辉煌，所以现在中国电影不景气还是自己身上的问题。好容易赶上了中国电影百年，(《新京报》)应该有更多的追求，有激励，更有鞭策，不应该只纪念就完了，我希望有所改变！
《城南旧事》：八十年代的深情
新京报：您只有学习期间在北京住过四年，然后回到上海，时隔多年怎么会拍出一部北京味那么浓的电影？
吴贻弓：我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就分回了上海，在上影厂分厂工作，《城南旧事》最早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拍的，但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陈荒煤就把这个本子推荐到了上海，上影厂的领导觉得这个本子有意思，让我看剧本，那是“文革”以后，我已经42岁了，之前完成了短片《我的小花猫》和《巴山夜雨》，都很受欢迎，《城南旧事》虽然讲的是北京的事情，但是它让我想到了我的童年。由此可见，城市之间并没有壁垒，城市经验和童年经验都是互通的。在“文革”期间我没有搞电影，但是积累了很多东西，在拍《城南旧事》时，正好把积累的情感和想法全都用上了。
新京报：《城南旧事》深受观众喜欢，有没有想过二十多年前的一部片子直到现在还会那么受欢迎？
吴贻弓：有一次开会时一个记者就问我“现在还能不能拍出《城南旧事》这样的电影？”我说：“这个电影在现在不可能诞生。”因为这是属于八十年代的深情。你们知道这部片子的成本吗？当时上影厂一部电影的平均成本是19万，《城南旧事》的成本是56万，但是9000元卖一个拷贝，共卖出了105个，将近100万，除了成本，厂里还赚了40多万元，谁都没想到。与那时侯形成反差的是现在的一些艺术电影，始终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国内根本没有票房，这也真是一个“怪圈”，你说《城南旧事》在现在能拍出来吗？(采写：本报实习记者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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