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有部叫《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的电影曾经带给我们不少笑声，而在2005年的这个初春，现实版的“中国人在德国的奇遇”上演了，主角是位叫顾长卫的中国电影导演。
出发前护照和机票不见了，在柏林又邂逅大导演爱森斯坦的孙子……带着导演处女作《孔雀》奔赴柏林参加电影节的他，所经历的一系列故事，一点不比电影来得逊色。
“旅游者”顾长卫前天晚上9点(柏林时间)抵达柏林，这之后的两天一刻也没闲着。“旅游者”是顾长卫刚给自己起的绰号，他说，在柏林，他就是个旅游者。“柏林挺好玩的，天气比北京暖和，空气清新透亮，看什么都特新鲜。”
做旅游者可以很悠闲地走走看看，可顾长卫这个旅游者还是烦心事多多。比如昨天打越洋电话过去的时候，顾长卫刚挂下北京的电话，因为《孔雀》前几天在北京新东安剧院特映，蒋雯丽和父母一起去看，结果发现拷贝的质量有问题，“音量很小，最后只好把声音调到最高。我不知道是所有的拷贝有问题，还是个别拷贝有问题。我刚才和北京发行方通电话，说如果拷贝质量有问题，还不如往后拖两天。”性子一直温吞的顾长卫说着说着也急了。
护照躲在帽子下面
说到临来前一天找不到护照和机票的事，顾长卫笑了，“我都想不去了，心想这一定是老天安排的。本来我去不去都和得不得奖没什么关系，即使得奖了，谁都可以去领这个奖。”
顾长卫记得很清楚，护照和机票从那天下午5点一直找到晚上12点，“我准备放弃了，睡前我还特意上了闹铃，第二天早晨9点闹。蒋雯丽那天晚上很晚才回来，见我睡得那么坦然，以为我找到了。”用顾长卫的话讲起来，因为有一顶自己喜欢的帽子放在车后座，被人坐扁了，他想把帽子整整放好，结果机票和护照安然地躺在帽子下面。“我和蒋雯丽用15分钟收拾行李，赶到机场。”
颇有戏剧性，而好戏却在后头。
十五年后二游柏林
顾长卫第一次参加柏林电影节，15年前却来过一次柏林。“那时候柏林墙刚拆，柏林城里还能看到苏军呢！”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顾长卫忙里偷闲品味这座历史名城。
“到了柏林之后就是忙宣传的事，见电影节的各种官员。前天晚上是电影节主席招待的晚宴，18日上午是记者发布会，下午是一场官方正式的电影首映式。对了，昨天我还碰到了陈果。”顾长卫平平淡淡地说着这几天的工作。
顾长卫算得上是电影节的常客，以前一直是旁观者，现在却是参与者，两种身份的转换并没有让顾长卫的心情起什么变化，“在柏林，我就是个旅游者。我知道最近国内媒体一定在说《孔雀》能不能得奖的事儿。得奖是个机缘，可遇不可求，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部电影，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孔雀》得奖了，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它。”
和顾长卫同时入围的另一部中国电影是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16日那天举行世界首映。据媒体报道，这是一部超大胆量，色情盖天的电影。顾长卫说自己没有赶上看，“我特想看，这几天太忙了。柏林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像《天边一朵云》这些涉及到敏感话题的电影虽然反响不一，但依然来到了柏林。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类电影。”
贴海报贴出个巧遇
顾长卫在出发前因找不到护照差点来不了，后来又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戏剧性地找到了，到了柏林之后，这种戏剧性频频发生。
“前天晚上，制片主任二勇、摄影师杨述半夜跑到外面贴海报。因为他们国家有规定，公共场所不能乱贴东西，正式做广告价格很贵，要好几万欧元一天，所以，他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摸摸地贴。连主会场的保安都感动了，还帮他们一起贴。昨天晚上，他们刚贴到一半，来了一辆警车，可把他们吓坏了！”
可能嫌顾长卫讲得不够过瘾，杨述把电话抢了过去，他是戏剧性事件的亲历者。“特刺激！警察一来，我们就给他们介绍《孔雀》，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笑笑走过去，假装没看见。最好玩的一件事是，昨天半夜3点，我们正在贴的时候，过来一个憨厚的年轻人帮我们一起贴，聊着聊着，知道他的爷爷是前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就是拍《战舰波将金号》的导演。柏林的冬天晚上特冷，等我们差不多贴完后，他邀请我们去附近的酒吧，我们一直到凌晨6点才回酒店。19日晚上有一个《孔雀》的晚会，我们邀请他和女朋友一起来参加。”
柏林太尊重电影了
让顾长卫一行中国电影人最感动的还是柏林的电影氛围。
“他们太尊重电影了！”杨述激动地说，“18日晚上《孔雀》有一场特映，按照电影节的惯例，参赛影片在面对媒体和观众前，必须有一场专门为来自世界各地买片子的人放映。电影还没有完全结束，最先走出电影院的就是两个中国人。”杨述说他以前在国内看电影，电影结尾还在放字幕和音乐，观众便纷纷站起来走人，这在国内司空见惯。“在柏林完全不一样。不管电影有多臭，观众总是在电影结束时给予掌声。他们总是愿意找你的优点，其实，德国观众非常客观，整个电影氛围特别健康。”
顾长卫是一个不惯于讲自己好的人，说《孔雀》，他顶多一句，“值得一看”，其他的好话由杨述转述，摄影师杨述的另一个身份是德语翻译，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自然比顾长卫强，而且他更愿意表达。
“我们抵达柏林的第一天晚上，电影节主席考司里克邀请我们出席当晚的晚宴，他是如此地热爱东方文化，他说《孔雀》是他请到最好的中国电影。可惜他只有选片的权力，不能参与评比。”在杨述眼里，那个晚上令人激动，仿佛他乡遇故知，“考司里克讲丝绸之路，讲东方文明通过法国从中国传到德国，他喜欢中国文明。问题是他完全看懂了《孔雀》，并有一句精辟的评价：‘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孔雀》把工人阶级的小人物表现得如此之美。’”
电影在异国他乡遇到礼遇、遇到知己，这听起来比得奖更令人兴奋。
记者宋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