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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越走越孤单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7月06日17:02 《人物》杂志
张艺谋:越走越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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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经历

  生于1951年,西安人。在农村插过队、当过国棉厂工人。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毕业后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

  1984年开始担任《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摄影;1987年开始出任导演。

  主要作品及贡献:

  1985年《黄土地》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1988年影片《红高粱》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2000年2月《我的父亲母亲》获第50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评委会大奖;1995年在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被授予终生成就奖;1996年被美国《娱乐周刊》评选为当代世界20位大导演之一。2005年2月获得好莱坞艺术指导公会颁发的电影影像杰出贡献奖。

  作品还有《代号"美洲豹"》、《菊豆》、《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等。

  走向唯美

  我是在看莫尼卡·贝鲁奇主演的一部欧洲影片时,忽然想到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张艺谋的。那时的他及其同学没有今天的影迷们那么幸运,在没有进入电影学院之前,他们几乎不可能看到大量的欧洲电影,而且即便看过,画质也不会像如今的影碟这样清晰,音效也不会那么震撼,敏感一点的画面大都会被人删剪得一干二净。

  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电影,是1978年前中国老百姓能在公开场合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欧洲电影,类似于《多瑙河之波》、《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这样的影片,在欧洲电影史上可能连名字都留不下来,但中国老百姓说起来却是津津乐道。其中的《脚印》、《第八个是铜像》等影片,对那时的中国观众来说,能够看懂就是一大乐事。这两部影片可不像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故事往往从头就能猜到结尾,欧洲电影的晦涩难懂,从这两部影片似乎便可看出一点端倪。

  在考入电影学院之前,张艺谋受到的欧洲电影教育大抵就像上面说到的一样,不会比普通百姓看得更多,也不会超出当时大多数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范围。这时的张艺谋只是西安国棉八厂的普通工人,当时已经27岁,逼近而立之年。在此之前,他还在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劳动。很少有人知道,他只是初中毕业,连高中都没有上过。

  还有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能理解。那时的张艺谋还因家庭出身受到歧视,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这也形成了他自我压抑、坚忍顽强的性格。幸好,他有着自己的爱好和理想,这个爱好在当时来说有些奢侈,那就是"照相"。为这个爱好,他用卖血换来的钱买了一台相机,并用它拍出了一些摄影习作。

  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张艺谋拍的照片,但看看他在电影中对大块颜色的酷好,可以想像他当时拍的照片,大概也有这种偏好。27岁考大学,在当时已经有点超龄了,老谋子这时想到了"毛遂自荐",他把自己的摄影习作送给北京的一位领导,小小走了点"后门",然后便以"大龄青年"身份走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从这时开始,张艺谋才真正接触欧洲电影,通过有些模糊的录像带或小电影看到从法国"新浪潮"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系列欧洲经典影片。当然,这时还有影院公映的阿兰·德隆、贝尔蒙多、德纳芙等人主演的众多法国电影。这些影片对他们的冲击不言而喻,与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里生产的国产电影以及众多引进的苏联电影、朝鲜电影或越南电影不同,欧洲电影的叙事方式、表现手法、表演风格和画面构图等,都有着鲜明的特点。我们不难猜想,坐在课堂里的老谋子会咂巴着嘴,不动声色地想:电影还能这么拍啊!

  张艺谋及其同学侯咏、顾长卫等著名摄影师,一开始都在电影的构图、形式和色彩上下足了功夫。年龄老大、性情沉默的张艺谋想要在众多优秀的同学中显山露水,暗地里用劲更多。他的一位同学曾回忆说,有一次在教室外面玩,有个同学因为一件小事羞辱了一下张艺谋,张艺谋居然一言不发,拍拍屁股上的尘土默默离去。

  当时就有人认为,这老谋子有底蕴,沉得住气,能做大事。可以想见,后来他的《英雄》、《十面埋伏》遭遇众多媒体或专家批评时,他就能视若无睹,任凭褒贬,这其实是他一贯的性格所致。

  性情的沉稳,使他能更冷静地去感受电影的色彩和构图带来的心灵震撼。而欧洲电影当时一定迎合了他的心理需求,他在悠然、冷静、别样的欧洲电影中,感受了内在的张力和感动。作为摄影师的张艺谋一开始就能在欧洲电影的启发下,展现他对色彩和构图的特殊敏感。

  在老谋子成名前,有一部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的电影《黑炮事件》。同是第五代导演的黄建新在这部影片中把色彩和构图作为象征主义元素,肆意让人看出其中的荒诞性。而这时,担纲摄影的张艺谋正在拍摄《黄土地》,导演陈凯歌也是从大块的色彩和刻意的构图中,寻找某种象征意味。在他们之前,另一位第五代导演张军钊也请老谋子和萧风摄影,用凝重的色彩和别出心裁的构图,拍摄了第五代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

  看看这些业已成为经典的电影就不难发现,第五代导演集体从欧洲电影中汲取了养分,滋养出一批划时代之作。而此后,一直执著并拘泥于色彩和构图的却是由摄影转为导演的张艺谋,他对色彩和形式肤浅的酷爱以及他的唯美观念,最终延续到电影《英雄》、《十面埋伏》,以至经他的手导演的歌剧、舞剧、晚会和申奥宣传片中。

  试验精神

  张艺谋及其第五代导演的成名是"批量"性的,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一个学院,同一个年级,同一个专业,甚至是同一个班,便出了几个拍电影的好手,而且其中的张艺谋、顾长卫、侯咏、吕乐不仅能玩摄影,而且还能玩导演。当然,其中最"顶"的还是要数老谋子了,他不仅能摄能导,演起戏来也不含糊,拿奖更是拿到手软,真算得上是这群人中的"王中王"。

  张艺谋之所以敢于尝试电影中的各种行当和手法,是因为他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试验精神"。这从根本上来说,一是出于他的个性,二是因为欧洲电影"试验精神"的影响。回想当初的法国"新浪潮",几乎就是一群年轻影人竞相展现的电影技巧探索。这老谋子是个表面冷漠,内心顽强的人,自信玩什么都有一手。按说他因为拍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受到称赞,并获国内国外多项摄影奖后,应该好好当摄影师,继续展现自己的摄影才能,可他却偏偏剑走偏锋,没干几年摄影的活儿,便捡起导筒,去抢导演的"饭碗"。

  1986年,老谋子别出心裁地在外景地种了一片高粱。等到秋天高粱熟透的时候,他领着巩俐姜文一帮子初出茅庐的姑娘、小伙子,唱着《颠轿歌》,在这片高粱地里拍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戏,让巩俐和姜文滚了一身高粱花。

  80年代中期,国内的人文思潮中流淌着个性解放的血液,被政治、道德压抑的人性和情欲急于得到释放。电影《红高粱》中野蛮、粗犷的形象显然迎合了人们内心的这种欲求,受到各种束缚的观众,通过这部影片宣泄了自己的情感,感受到了个性自由的美丽。

  很有趣的是,将近20年后,张艺谋的这部导演成名作遭到了一些批评家强烈的批判。这个故事被他们解释为"一个流氓轿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趁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

  这则批评认为《红高粱》是当年的"流氓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因为"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的暴力美学的长征,它的主题歌(《颠轿歌》)受到街头痞子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嚎叫。"

  当这篇批评出现时,张艺谋的新作《十面埋伏》已经上映,片中章子怡金城武在草地上野合的场面,比起当年巩俐和姜文在高粱地里打滚,不知大胆、放肆了多少,章美人至少为这个情节贡献了一片后背和半个胸部。如果要说"流氓",这时的张艺谋是不是变本加厉了呢?

  回到"试验精神"这个话题上来,张艺谋在《红高粱》中对"床戏"的试验应该说是开创性的。就像当初的电影《庐山恋》对"吻戏"的尝试,在那个时代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近20年后的那些批评,如果不是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潮,那就是故作姿态,危言耸听。

  在连续拍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时,张艺谋试着拍了商业片《代号美洲豹》。这是一部连他自己都承认失败的影片,但从这里却可以看出张艺谋的商业野心。后来他决意拍武侠电影《英雄》和《十面埋伏》,大玩商业片,这个念头显然可以追溯到当年的《代号美洲豹》。两部武侠片在商业上的成功,至少可以弥补他当初的某些遗憾。

  接下来,张艺谋仍在玩着试验。《秋菊打官司》尝试了纪录片风格,并采用了陕西方言;《活着》尝试了史诗片架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在挑战自己拍城市片的能力;《有话好好说》抛弃摄影机的支架,试验了摇晃拍摄;《一个都不能少》尝试了用非职业演员拍戏;《我的父亲母亲》玩起了纯情;《幸福时光》则继续探索如何拍好城市题材影片;到了《千里走单骑》,观众和专家几乎都很难猜出老谋子还想玩出什么新花样,惟一确定的是,这回他在拿日本人练手。

  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张艺谋还尝试着主演过两部电影,一部是《老井》,另一部是《秦俑》,这两部影片都让他获益匪浅。前者让他捧回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后者则让他和巩俐的爱情进入最佳状态。再说下去,他尝试的东西就有点离谱了,执导歌剧《图兰朵》,执导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执导山水情景剧《刘三姐》等等,好像没有他不敢玩的东西。更让人惊叹的是,他玩这些东西大都还玩得不错。

  从上面罗列的这些成绩可以看出来,老谋子一直热衷于尝试新颖的东西,很少在一种模式中止步不前,固步自封。像他这样具有强烈"试验精神"的"五项全能"式选手,中国电影人中几乎找不出第二个。

  致命"死穴"

  张艺谋的电影可以分为三类,好的、不好的和引起争论的。像《秋菊打官司》、《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无疑是好的,评价它们几乎可以不惜溢美之词;而《代号美洲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幸福时光》等,则属于不怎么样的烂片,三流导演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红高粱》、《活着》、《英雄》和《十面埋伏》等影片,则引起过很多争论,评价不一。

  老谋子所擅长的东西在他的电影中显而易见。按照电影过去的分类方法说,他是个优秀的农村电影导演,只要这部电影的题材是写农村的,他就得心应手,拍得有滋有味。就是在烂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也是这样,只要镜头摇到农村,外景地不在城市,他拍的画面、色彩、构图和细节就会让人舒服得多,而城市则好像是老谋子的"死穴"。无论他如何用功,也无论他采用什么手法,他拍出来就是不伦不类,让人看去感觉非常生硬、勉强,就好像"胡同串子"装贵族,衣服、帽子、鞋子都很精致,可神态就是不对头,言谈举止中丝毫感觉不出一点气质。

  如果说老谋子心里有块伤,那肯定就是"城市"。他心里总是有那么点不服气,而且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着拍摄城市,把城市当作一块"硬骨头"下功夫啃。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到《有话好好说》,再到《幸福时光》,他对城市的感受和表达一直像个外行,让人越来越失去期待,也让人一眼看出他捉襟见肘的地方。假如是武林高手,就不会这样随意露出自己的破绽,让人讥笑自己的笨拙。

  在老谋子的电影中,城市总是徒有其表,城里人骨子里还是像从农村来的。比如李保田演的那个黑帮头目,多少有点像村里的恶霸和地痞,不像是在十里洋场混过的人物。《有话好好说》中,姜文演的那个结结巴巴的家伙,与李保田、赵本山包括张艺谋自己,都是一副进城农民模样。而《幸福时光》就更不用说了,连老谋子自己都曾承认这是他最"衰"的一部影片。

  其实,张艺谋的"死穴"还不只这一处。他的另一个"死穴"到了拍《英雄》、《十面埋伏》时,才让人看透。那就是他不会讲故事。虽然老谋子从欧洲电影中学到了画面、色彩、构图的运用,但欧洲电影的叙事手法,他却几乎没有学到多少。早就有批评家说过,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倚重那些名家的优秀小说,有比较扎实的故事基础,像《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和《活着》等影片,就分别根据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妻妾成群》、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和余华的《活着》等小说改编拍摄,弥补了老谋子本身的不足。应该承认,老谋子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能力尚属一流。尽管也有一些人表示,看过原小说后不再想看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但我相信,这种言论只是一些酸涩文人的故作姿态。小说内涵或容量一般来说都会大于同名电影,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作品简单地等同比较,这是那些躲在故纸堆中的老学究干的事。

  不过,很显然的是,老谋子拍摄的大多数电影,用的都是线性叙事方法,可见其传统和老套。那些平行叙事、交叉叙事或复线结构、意识流等方法,他几乎都不敢采用,甚至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运用。直到《我的父亲母亲》、《英雄》,他才在叙事结构上勉勉强强玩了点小花招,而且明显能看出"抄袭"了哪位前辈,抑或是在向某位前辈致意。

  相比王家卫尔冬升陈木胜、陈果、陈可辛、刘伟强等香港导演,老谋子的电影故事讲得实在是老实、规矩,没有什么时尚感,也没有时空错落的现代感。而如果要拿昆汀·塔伦蒂诺(《杀死比尔》导演)、吕克·贝松(《的士速逮》导演)、渥卓斯基兄弟(《黑客帝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天使爱美丽》导演)、汤姆·提克威(《罗拉快跑》导演)等"鬼才导演"来比,老谋子讲故事的本领就更是显得小儿科了。

  "谋式"情感

  与张艺谋色彩斑斓的作品相比,他的情感生活同样丰富多彩。几年前,我到银川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参观,在老谋子拍摄《红高粱》留下的一个置景中,张贴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行字,大意是:"张艺谋和巩俐就是在这里开始他们的恋情的。"

  这个置景就是电影中酒坊老板娘巩俐的住处,屋子门口还铺着一张红色的地垫,相传当年老谋子与巩俐就在这张地垫上幸福地拥吻。可以想像,老谋子当年要是不玩电影,他和原配妻子肖华还是会"有话好好说",而且至今可能都会在一起享受"幸福时光"。在与巩俐的感情遭遇"十面埋伏"后,老谋子不再"英雄",而是"千里走单骑",只希望一个人"活着"。可怜他的女儿张末,独自留学国外,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母亲"。

  "谋式"情感几乎众所周知,"始乱终弃"这样的事发生在老谋子身上,好像不太合理,而"郎才女貌"这样的模式似乎更适合他。反正自从与巩俐分手以后,老谋子在感情上就越来越不自信。他就像一个上了年纪而且有点钱的大款,当小秘书贴过来时,他就得琢磨这小女子到底是爱他这个人,还是爱他的钱。

  老谋子最大的本钱是具有强大的造星功能,他能让自己选中的女主角身价倍增,迅速蹿红,甚至成为国际明星。因此,"谋女郎"便是人们一直关注的话题。一号"谋女郎"巩俐就不用说了,一部《红高粱》以及她与老谋子的绯闻让她异军突起,成为内地第一个走向国际影坛的明星;二号"谋女郎"瞿颖本来是世界级的模特,演电影也属玩票,倒是不用老谋子来提升多少人气;三号"谋女郎"魏敏芝当时还是个农村孩子,又没正经学过演戏,大家的期待值当然不会太高。只是与老谋子的一次合作,激发了她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雌心",虽然功败垂成,但至少还是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四号"谋女郎"章子怡和巩俐的经历倒是非常相似,一部《我的父亲母亲》让她脱颖而出,当然这其中也躲不开她与老谋子的绯闻。只是这小妮子更有个性和心计,从来不让老谋子"吃独食",而是迅速与李安成龙、王家卫等大牌影人搭上关系,港片、韩片、内地片统统拍,一直拍到好莱坞。这架势老谋子哪能挡得住,他也只好眼睁睁看着佳人走四方了。与章子怡几乎同时出名的还有五号"谋女郎"董洁,这女孩冰清玉洁,懂得洁身自好,而且野心不大,自走一路,娱记们想编出她与老谋子的绯闻都有些不忍。最近的一个"谋女郎"依然名不见经传,《千里走单骑》中她的戏也不多,是否会像电影《功夫》中的"哑女"黄圣依那样,一句话不说就红得让人眼晕,还未可知。

  当然,"谋女郎"之外,老谋子的绯闻女友还有王海珍。这段被人视为纯粹是炒作的绯闻,可以证实老谋子的确是一剂"猛药",可以迅速提升人的知名度。也就是说,从章子怡、董洁之后,如果还有什么女性盯住老谋子不放,那肯定是别有用心。因为想靠他出名的人实在太多。

  从张艺谋女儿张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老谋子是个不太善于表达内心情感的人。张末曾说:"过去,我和爸爸讲话,讲着讲着就没什么话了,他每次打电话来,也是就事论事,时间久了,以前长时间不在一起的隔阂就没有了,现在,我还会和他开玩笑呢。""在我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他长年在外面奔波,拍电影,不常回家,他在我的心中,只是个高大的影子,既陌生又神秘,还有点怕他,他似乎对我也不大热情,我们之间远没有现在这样亲密,这样理解,这样无话不谈。"

  当年,老谋子与巩俐分手,据说是因为他不愿结婚。而据张末的回忆,则似乎是因为巩俐竭力阻止他们父女接触。张末说:"我至今也不清楚,像巩俐这样的大明星,她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为何要对他惟一的女儿这样仇视,扼杀我们父女接触的一切机会呢?"

  可见,老谋子内心还是很看重与女儿的感情的。也许是巩俐的这种阻拦,伤害了他的内心,所以他最终才没有与巩俐走到底,却反而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单身男人。

  老谋子在情感生活中越走越孤单,在电影创作上似乎同样如此。成名之初,他拍摄的多部电影很容易博得人们的掌声,影片的内涵和理念也很丰富,会让大家津津有味地评说。后来他披肝沥胆尝试的几部新作,境遇便有些尴尬。说好说坏的都有,而且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有人对他是否还有才华表示质疑:"离开自己的特点,转而模仿别的导演,是不是张艺谋才华走到尽头的表现。这多少让他有些郁闷,甚至开始涉足歌剧《图兰朵》以回避某些电影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人批评他的价值取向:"《英雄》取得了中国票房的巨大成功,但精美的画面却无法掩盖掉对历史的错误演绎。""该片已经背离了人类的文明,成为歌颂暴政和独裁的反人类作品。他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却失去了人们对他艺术理想的尊重。"

  更有人把他视为"文化毒药":"作为秦始皇嬴政的亲密同乡,他只是在进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专制的《英雄》为标记,他最终卸下了流氓面具,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电影的旗手。"

  老谋子依然用沉默回应着这些批评。他曾经被很多人视为"神"人,因为他为中国电影带来过很多荣誉,现在还在代表中国队到奥斯卡上去争夺奖杯;但现在大家也发现了他的软肋和死穴,他则在加紧运气,历练内功,想靠"千里走单骑"的勇气赢回自我。刘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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