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串场：
文革期间，中国的电影业遭到了重创，大量的电影人才被下放到农村，有的甚至被批斗致死，中国的电影业陷入了瘫痪的状态。文革结束后，百废待新的中国电影，首先面临着缺乏人才的局面。北京电影学院作为国内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唯一基地，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培养电影人才的重任。
解说：就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记者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寻找“第五代”曾经留下的足迹，他就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的学生，现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张会军。在他的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当年毕业时的照片。
解说：文革期间，中国的电影业遭到了重创，大量的电影人才被下放到农村，有的甚至被批斗致死，中国的电影业陷入了瘫痪的状态。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国内唯一的电影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北京电影学院肩负起培养电影人才的重任，学校也想尽一切办法招收有培养前途的电影人才。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在国家的安排下举办了文革结束之后第一次面向全国的招生考试，因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停了十年，使得当时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人数空前增加。
记者：为什么会对电影学院那么感兴趣，我一定要考，我有一个数字，当年录取153名，但是报名的有一万名。
张会军：我知道报了一万八。
记者：为什么？
张会军：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少年时代的一种梦想，搬一把椅子到场院，荧幕正反两边都能看电影，这种享受，电影永远是个梦，所以很多人就抱着梦想来，
记者：你这种想法在你同学中间有代表性吗？
张会军：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当年考大学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改变自己当时的地位和位置。只有通过上大学能够改变原来的状况。
记者：改变你们现状考上大学是第一位的。这是第一位的，为什么会有那么人执着地一定要考电影学院呢？
张会军：78年，干电影搞艺术，觉得好像这个职业特高大，特神圣，特风光。
解说：抱着对电影的梦想和改变生活现状的要求，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迎来前所未有的报名热潮，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师郑国恩也从农村下放归来，由于他是苏联留学的电影摄影专家，学校把摄影系78班招生工作的重担交给了他，作为78办的班主任，他全面负责当时的招生和教学工作。
记者：你们当时的标准是什么，招什么样的学生？
郑国恩：首先应该是高中，或者是同等学历的高中的社会青年才能报名，但是年龄的限制极端严格。
记者：多大呢？
郑国恩：摄影大概到22，因为考虑到这一年生源特别多，年龄要放开是绝对不可以的，超过一个月都不能报名。
记者：，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刘苗苗，等等等等吧，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呢？当时你们的成分，你们从哪些地方来的，怎么组成的。
张会军：我后来也做过统计，78班大概有60%是在社会上闯荡了一段时间，有工作的，或者是插队当兵做工人做农民，做邮递员、做搬运工各种各样的行业都有，大概有40%是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年龄跨度最大的当时是，最大的是28岁，最小的17岁，就这么一个年龄跨度，11年的跨度，
记者：恢复高考以后，其他的学院都有77级、78级，电影学院为什么只有78级，没有77级？
郑国恩：77级我们招工农兵学员，没有对社会开放，专门招工农兵。因为文艺界在“四人帮”看来，不能有渣子，应该全部都是工农兵出身，几代红才能学文艺，剪 78年文革结束了，整个开放了，实际上就第二个春天来了，这时候电影学院才开始步入正轨。
张会军：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候，粉碎四人帮，文革完了以后，电影学院77级没招，就招了78级，然后大概空了三年以后，才开始又招别的专业的学生，赶上一个空前绝后。
记者： 153个学员，怎么从18000多个里面挑出来，你现在是院长，你能说得出标准吗，怎么选的？
张会军：先是要考专业，我们电影学院有一套系统，由各个系的教授，有规定的一些题目，你比如说我考让你分析画，分析一张西方的油画，然后让你分析它的一些背景，立意，然后主要分析技巧，它的构图，光线，色彩就这些东西，看你具备不具备学摄影专业的一些基本素质。表演还有朗诵、有唱歌、有跳舞有一些东西，还是有一些规定动作。然后在规定动作当中看你的反应能力，表达能力，或者你对一些问题有没有独特的见解和看法。
记者：现在我看，当年选你们的标准像个迷一样，？
张会军：经验、感觉、判断。我觉得我们学校考试很关注学生这种很个性化的这种思维方式，不喜欢随大流的那种东西。就是完全是个性化的考试，不是一种应试技巧的一种考试方式，他是要挑特殊的人才，
王志串场：
北京电影学院急切的想招收到有能力的专业人才。当时国家对考生的年龄限制特别严格，而当时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在工厂或农村参加劳动，他们的年龄已经超过招生的规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就面临着困难的选择。
解说：带着不同的梦想，有许多曾经因为“文革”荒废了学业的大龄青年也来报名考试。有一名从西安来北京报名的学生让负责招生考试的郑国恩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的年龄超过了招生规定整整6岁，他就是日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
郑国恩：张艺谋现在想起来他有很多特别，当时我们认为他没什么特别，现在想起有什么特别，他特别热爱电影，热爱摄影，为了搞摄影，他几乎卖血买照相机，他学摄影是自己买照相机，是卖血买的。
记者：就是凭这个招过来的吗？
郑国恩：就是他在考电影学院之前他确实在摄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所以他到这儿来考，一拿拿一大堆相册给我们看，拍的相当不错。但是一看报名的表填的年龄，我们就跟他说不能报。
记者：怎么不错呢？
郑国恩：拍得特别好，很专业化，拍的水平很高的
记者：怎么体现专业，好在哪儿？
郑国恩：光线、构图、画面要表现的主体特别明显。
记者：但是规定在那儿，年龄摆在那儿，就不合乎规格了。
郑国恩：没给他报，他再三来，他已经不只一次地到那个报名点去，我就接触过他几次，我苦口婆心地来说服他，不要报，你报也报不上，我们没办法给你报，我们不能破坏这个规矩。
记者：他的态度呢？
郑国恩：他的态度挺诚恳的，就是坚决要学，我岁数大一点，但是我绝对能够把摄影技术学好，我一定能够在摄影上学习出成就来。
记者：说动你了吗？
郑国恩：没有，我特别感动，但是我不能给他报，因为我没有权利破例，再三的磨，没有办法，我就说，我可以介绍你到新影去，因为他那儿缺少剧照员，你去了就能够录用你，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上电影学院，直接参加工作不是更好吗？
郑国恩：是啊，但是他要搞电影，他说我要搞电影，我特别热爱电影。
记者：进了电影厂，还怕不能搞电影吗？
郑国恩：一般不能改行，那个时候不但电影厂，我们所有的地方，那就是螺丝钉进去的，你干什么事，你基本一辈子就得干这个，个人兴趣不起作用。你个人兴趣参与多了，个人主义，这个你基本上没有提拔机会
记者：那后来张艺谋怎么进来的？
郑国恩：张艺谋进来就是他找了黄镇，黄镇给了写了一个条子，希望电影学院考虑破格吸收他，
解说：黄镇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他得知了张艺谋的情况后，专门给电影学院写了一封信，希望电影学院本着学生报考人数多的实际情况，适当扩大招生人数，并且破格录取有特殊才能的张艺谋。
那么我们就为难了，不但为难，那个时候大家有那么一股劲，原则就是原则，谁也不能破，尤其是上级，你不能破。我们摄影系一个口号，就是顶住。
记者：最后怎么没顶住呢？
郑国恩： 我们通过下边去考察了，黄镇跟他什么关系，一了解，他不认识黄镇，黄镇也根本不认识他，他就冒昧地找黄镇去了，黄镇看他是块材，因为黄镇，我们知道这是长征的时候画画的，是个艺术家，他懂得艺术，他也懂得艺术人才，那我们觉得这个老同志是出于爱才的心理。
我们也觉得是材，我们也觉得那个年龄的限制是不合理的，这个在苏联没有，苏联40岁照样可以上学，我们中国人有特殊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就非常为难了，反正这已经拖了很久了，大概有半个月了。当时教务处处长是我们摄影系出去的，叫罗贵汉，老找我谈怎么办怎么办，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我们突然有一次谈得急的不行的时候，突然有一次想起来，我们第一次招班的时候，生源不够，考及格的不够，差一两分的好多，就提上了前边差一两分的两个人，叫试读生，什么叫试读呢，他来跟班学习，考试的时候他都考，你全门都及格，这个学期学6门，6门都及格了，两年以后学10门，你就转正式生，两年不够你就退学，算大专生就走了。
解说：张艺谋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中被破格录取，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北京电影学院唯一名没有参加高考就被录取的学生。在那一年，幸运的考生还不止是张艺谋，后来拍出了《鸦片战争》，《一个都不能少》等影片的摄影师侯咏也成为了考生中的幸运儿。
记者：我听说那个时候作为招生的老师来说权利很大，侯咏都没考，已经漏考了，您让他考了。
郑国恩：我们有一个教员他那个考点是西安，到西安招生了，招生以后考完两门了，绘画和口试答卷，考完这两门了。我第三门就是借到影片，影片分析，到翻译公司去借影片，借影片的时候，他那个管理员，侯勇的母亲，她说你们借影片干吗，我们跟她解释电影学院的考试，要给学生分析影片。我们那个孩子要考电影学院，你们招生都考完了，我们的教员说晚了，不行了，我们已经两门都考完了。她急得不行，后来她请教员，说你能不能耽误点时间，到我家看看我孩子的画，不考没关系，看看我那孩子的画，如果不考电影学院，考别的学院，比如说美术学院行不行，说一下这个意见。我们的教员就去了，那个画确实不错。他回去就打电话，说有这么一个学生，长得也好，个也高，因为摄影要高个儿，眼睛也好，基本功特别好，因为我们几年招生下来得了一个经验，最好是有造型基础，有造型基础的可塑性比较强。
记者：但是考试已经过了。
郑国恩：我们跟党委也汇报了，汇报了也有倾向性，希望有点破格，希望给我们一点试点，来确定我们的思想，就是造型基础比较好的可塑性比较强，可培养性比较强，来证实这个东西。
记者：接受了，你们的建议被接受了？
郑国恩：被接受了，说可以实验，破格来叫他考试，我们的教员完全是出于公心，然后叫他补，我们的教员盯着他补那两门课，也是当场看卷，教员非常满意。
记者：你说出于公心，什么样的公心？
郑国恩：就是实验，觉得有一个机会何苦漏掉吗？
记者：你们怎么评判呢，这种评判带有很多主观因素。
郑国恩：他有这个造型的基础和概念，学摄影就没问题，摄影是造型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电影常识，电影常识就是文艺常识，你学文艺你没有文艺常识，就等于没有文艺细胞，那你学不了。第三个，影片分析，就是你看一个作品，你能不能看出它表现什么，能不能看出它怎么表现的，
记者：有人找你们拉关系吗？
郑国恩：我至少我自己可以说，我们摄影系没有过。
王志串场：
文革期间，北京电影学院停止了招生，并且学校也从市区搬到了郊外的朱辛庄。到了1978年，多年没有培养电影人才的北京电影学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这些曾经当过工人，农民，有过很多社会经历的学生在北京郊区开始了他们学习电影的梦想。
解说：招生结束以后，这些曾经当过工人，农民，有过很多社会经历的学生在当时北京郊区的朱辛庄开始了他们学习电影的梦想。
记者：你还记不记得开学典礼同学聚到一起的情形？
张会军：开学的时候拿着马闸在食堂，坐着马闸开的开学典礼。放的第一个影片是朝鲜电影《扎根大地》。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片子有没有寓意，我觉得有点意思。
记者：怎么讲？
张会军：《扎根大地》，就是说你得扎到这个专业里面，扎到这个国家里面，你得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专业做点事儿。
记者：那实际上看电影也成为你们受教育很重要的方式。
张会军：看电影成为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让你看大量的电影，看不同国家的电影。
记者：有人辅导吗，还是自己放。
张会军：有人辅导，放完了以后老师要讲，我们回去要讨论，一宿不睡觉，那会儿生活也特别贫乏，没有地去，也没有酒吧，也没有什么其它地方，餐厅那附近都是村里，回去可能就是一个凉馒头，一点咸菜，晚上就那么聊，
记者：所有对于物质的兴趣都已经转移到了精神上。
张会军：没有物质，因为没有物质，所以我们也就不想物质了，我们也不进城。因为进一趟城，从朱辛庄坐车，当时坐到德胜门要三毛五，这三毛五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非常重要的了。
记者：多重要啊？
张会军：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几块钱，七块钱。那么这三毛五对一个学生来说能吃两个非常好的菜。那么大家也就不进城了，所以就是在那会儿看书，看电影，只有这么两个。然后就是宿舍里面在谈这些东西，讨论这些东西，争，争得面红耳赤。
郑国恩：特别刻苦，我觉得这个班，刻苦到我到十分感动的程度，
记者：怎么刻苦呢？
郑国恩：比如说他们争论，爱争论，这个班。看完这东西，包括老师讲一个东西，争论的特别厉害，从课堂一出来，一直到宿舍，一直到饭厅，而且都可以急了，我要坚持我的观点，你要坚持你的观点，都急了，另外很少有人瞎逛，我就没有听到谁说我自己亲眼看的我们这些学习逛，没有，要说一块儿就是争论，要么就是在图书馆，在教室。后来电影学院因为他们刻苦，刻苦到不守规矩的程度，因为这样你久了不行，你偶尔是可以的，你久了要伤身体的，学校考虑学生的健康，成了一种硬性的规定，到11点拉闸限电，全都是黑的，从课堂到宿舍没灯了，教员就得去攆，那时候我们教员跟学生是同吃同住的，
记者：那业余时间干什么呢？
郑国恩：就是学习，就是争论，他们问题特别多，抓住老师就不放，这个也是跟现在不一样的。
由于文革的原因，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和当时全国的很多教师一样，失去了教书的机会，当1978年招生的时候，创办于1956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开始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老师们把压抑了十年的激情都释放出来。
张会军：这些老师我觉得很优秀，当时教我们的这些老师。文革当中他们被憋了十年，不让他们教书，让他们去种地，种稻子，种白薯，种老玉米，这些老师实际上是憋了十年的东西，放到我们身上。他们的所看所想实际上都放在我们身上了
郑国恩：他们肯定在学习的时候是绝对如饥似渴，这点我们看的非常清楚，如饥似渴，他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了，所以我们给他们抛任何知识都是如饥似渴地接受，
记者：当时的师资齐备吗？
郑国恩：应该说是比较齐备了，
记者：有教材吗？
张会军：有教材。当时老师编写，油印的，手写的，刻钢板，油印的教材。
记者：这个时候有明确的目标吗，我出去以后我就能当摄影师，我就能到奥斯卡拿奖？
张会军：没有， 实际上给我们讲的更多的就是说，机会永远有，关键看你有没有能耐，你就得好好学，你现在不好好学，你根本就没出路，你干不了这事儿，你承担不了这责任。几百万的经费交给你，设备，还有一些演员，剧本交给你，你能完成吗？
记者：对你们来说有压力吗，有感觉吗？
张会军：有压力。
记者：学校的？
张会军：每个人的作业也都是一张纸，手写蜡纸，然后印出来的，要求也都给你讲了，只有这一次作业。做好做坏全是它了。那么你做出来，当你把照片放出来，或者是拍成放在荧幕上的时候，老师都不用说什么，我们这几个同学自己就会比出来了。谁的好，谁的不好，还是有压力的。
张会军：我们78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觉得就是很抱团，之间没有戒心，系和系之间，同班同学之间非常地宽容、豁达和理解，互相帮助，作业啊，上课呀，记笔记呀，交流啊，不会说我记了笔记我一定要放在我怀里，我不告诉别人。当有了一本好的书，好的片子的时候，大家互相推荐。
解说：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已经慢慢地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过去人们看样板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人们能看到的电影也多了起来，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学生有了更多学习外国片的机会。
张会军：那会儿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参片，然后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上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片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等于是国家的这个环境，还有改革开放的程度，使得我们得益于有很近距离能够看到一些国外的电影。那么在今天我们都很难看到，我们当时看到的一些片子。就是改革开放，这个是对他们，教他们眼界开阔了。
王志串场：(王志手拿胶片盒并从里面拿出胶片)
这样的摄影机现在已经不多见了，这是当时78班同学拍摄作业时使用的机器，这是拍摄时使用的16毫米胶片，现在很多78班的同学谈到当时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情况时都不约而同的说到当时拍摄胶片的重要性，那么对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的学生来说，哪来那么多胶片呢？由于北京电影学院很多年没有正式招生，学校储存了大量的16毫米胶片，这些胶片为学生实习锻炼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解说：北京电影学院和其它大学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它的各个专业的教学都需在具体的操作和实践中锻炼学生的能力。学校当时开设了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五大专业，为了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学校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实习锻炼的机会，在校期间，导演系就排演了话剧《雷雨》。
培养电影摄影师是一项昂贵的投资，因为摄影需要拍摄大量的胶片来掌握摄影技术，而拍摄胶片作业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花费资金较多的一项投资，当时由于北京电影学院已经十年没有正式招生，学校储存了大量的胶片，这些胶片为当时生活条件艰苦的78班学生实习锻炼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张会军：我们拍很多的德国胶片，然后拍很多的十六毫米，毕业的时候还要拍35毫米，那么老师当时跟我们说，说培养你们是飞行员的代价，就是你拍一米的底片，就要有一米的正片来保证你，要把它印出来，这当中还有很多的洗印经费。
郑国恩： 一个人超过500米胶片，单独作业，一个人把这个动作全部干完，我看你基本功过关没有。所以他们得力于基本功特别扎实，赶上这拨了，学的东西他们特别扎实。因为你可以是这个流派，可以是那个流派，但是基本功是最主要的，没基础功，什么流派都是瞎扯的。
记者：别的课呢，上的认真吗？
郑国恩：认真，他们这代人，就是这一批学生，你偷一点懒是绝对不行的。
记者：你们当时培养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要把他们 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郑国恩：就是希望学生超过自己，在这个专业上能够突出，能够有成功。这个班的成才率和你的教学水平成就是挂钩的。你教这个学生没有成才的就是教员无能，你没教人东西，你不会教。所以每个教员，第一我把招生关，第二我就想办法让你成才，他学的不好就知道出去对你有影响。所以我们对每个学生那也是要求的很严的，
张会军：老师要求比较严格。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那个环境下，你不走也推着你走，而且这些同学我觉得还是挺有自尊心的，就是不甘落后，不能说在一个班里十几二十几个人当中，我这作业老垫底，包括我们今天在教育学生当中也是，如果不是你不好好学的话，机会就会淘汰你，你也抓不住机会。不是说你进了这个电影学院，这个机会就绑在你的身上，不是这个道理
记者：就那么朴素？
张会军：就是说现在回过头来很多人问，说你们78班，第五代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我说刻苦还是很刻苦的，还是很执着的，还是很热爱这个专业的。放在这儿就是，跟着老师的这种教学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到底。但是没那么高的口号，
记者：你们当时对中国电影了解吗？对当时的中国电影？
张会军：非常了解。我们学校有一门课叫中国电影史课，把从1905到我们当时上学那个阶段的中国文学电影，除了文革当中的一些电影很少看，几乎捋一遍，讲，看，能看到的就看，看不到的就讲。
王志串场：
1982年，经过四年的学习，这153名学生中的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全国各个电影制片厂，那时国内的电影生产量不断扩大，按理说他们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是由于电影制片厂的传统观念，刚刚毕业的学生要想马上获得拍电影的机会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张会军：其实我们当时出去毕业的时候，其实挺悲观的，因为中国电影这个专业，这个行当当中很压人的，我就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看过一个北影厂的一个老导演在拍戏，一看那个摄影助理是五十五六岁了，大家看完回去就没话了，我和张艺谋回屋就说，要这样，咱们出去十年你也不一定能当上摄影师，大家就是说，你得一步一步熬，。
记者：如果按照老规矩来说呢，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郑国恩：摄影下去以后必须八年，第三助理搞起，第二助理升到第一助理，这个一般的得八年，导演要十年。
解说：1982年，78班毕业的张艺谋，肖峰，何群，张军钊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之后就积极申请拍片的机会，但是由于过去传统的电影生产观念影响，他们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拍电影的机会。就在这时，有一个人给了当时处在激情和艰难双重困扰的78班同学一个创作的机会，他就是后来受到“第五代”电影人尊敬广西电影制片厂当导演郭宝昌。郭宝昌是第四代电影人的杰出代表，他导演的电视剧《大宅门》给观众留下很深的映像，在他的大胆推荐和担保之下，以张军钊，张艺谋为代表的78级毕业生成立了青年摄制组，并集体向厂领导写了军令状并获得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机会。
郑国恩：立了一个军令状，我们拍不好，宁可十年不拍戏，我们有决心把它拍得好。
张会军：，他们也还是有压力的，就是这几个人决定了这一拨人将来在这一行当中能不能生存的问题，如果拍杂了，可能这153的其他的人，拍戏的机会可能就会晚非常非常晚。
郑国恩：第五代应该说是第一部影片是一个开山作，开山作是《一个和八个》，应该说这个社会环境对他们是早成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一点，是厂的领导的眼界、魄力有直接关系。
记者：给了你们一个起点？
张会军：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机会很重要。如果郭保昌导演不在厂领导那儿去说，力荐和担保，那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可能这帮人就会晚出来几年。
解说：由张艺谋担任摄影拍摄的《一个和八个》是第五代电影人拍摄的第一个电影，虽然这部电影在艺术上有创新，但是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的误解和批评。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看到这部电影的。
郑国恩：我在新疆拍戏，我在那儿就听说这个片子是有很多争论的，一部分领导就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问题的，政治上有问题，这个片子整个都是要不得的。把厂长也给批了。
，我就吓坏了。我就听说张艺谋和肖峰在北京，我就想办法找他们，来，你们到我家来，肖峰没来，张艺谋来了，一进门我劈头盖面地掳了一顿，我说你们怎么犯错误，怎么敢犯政治错误。
记者：他的反应呢？
郑国恩：一句没说，但是听完了以后，停了半天，很沉静地说，郑老师你看过我的片子了吗，我说没有，我只是听说，听说心里头害怕担心，他说，我们一点没担心，我们拍这个片子，花了全部的心血，我们想这个片子不会有政治问题，他说我保证。我看过那个片子，我觉得根本不像他们那些领导说的，我也敢站出来反对这些人。我当时是强烈的，站出来支持第五代，
记者：拍出来一部跟以前不一样的片子。
郑国恩：我支持创新，它掌握了视觉语言，用视觉语言来表意，这是独到的，我在文章里头，我很快写了篇文章。
记者：你写了什么？
郑国恩：摄影造型突破，在《电影艺术》发表了。
记者：当时认为《一个八个》不错的原因是什么，标志是什么？
张会军：标志就是说它的影像的视觉形式是非常震撼的，就是拍这种题材的电影，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去拍，这种不规则构图，这种大面积的阴影，拍的非常形式感，这种东西在以前的电影里没有。
《一个和八个》虽然受到别人的误解，但是，他的创新后来也得到人们的承认，更为可贵的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成立青年摄制组的事件引起了全国其它电影制片厂的仿效，78级毕业的学生纷纷获得拍片的机会，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陈凯歌拍摄了《黄土地》，田壮壮拍摄了《盗马贼》，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远在宁夏的刘苗苗21岁就拍摄了《咂嘴子》。第五代正式在中国电影舞台上登台亮相。
张会军： 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包括到今天，我们仍然保持着非常好的这种同学的这种关系，大家在一起交流，在一起什么的，切磋，然后谁拍了什么，大家也都互相捧场，都去看，都互相提一些交流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的传统，这就是学校教给我们的，你们必须要合作，你们必须要团队精神，
记者：如果电影百年，让你给第五代做一个评价，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张会军：如果说做评价，我觉得我做不了评价，我觉得他们可爱，最可爱的就是无论怎么样，这些人仍然在做中国电影。
郑国恩：张艺谋拍出来的《英雄》，还有《十面埋伏》的时候，有人就挖苦得不得了，我不那么看。
记者：你怎么看呢？
郑国恩：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权力探索，他没有义务必须按照某些批评家确定的那个框框那个什么去做，而且艺术家在进行探索、创作的时候，也允许他失败，甚至允许他倒退一步。
王志串场：
很多人都说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是一个奇迹，而当我们回头看时的发现，这种奇迹的产生正好和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相吻合。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催生文艺作品的土壤，第五代和他们的电影印证了这一点。
解说：“第五代’电影人现在仍然是中国电影创作的核心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仍然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他们的电影仍然主要占据着中国的银幕。
第五代电影人名录和作品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