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震

　　在电影学院任教时，倪震是美术系的讲师，但导演系和摄影系的同学也经常找他请教，比如陈凯歌和张艺谋。“当初在学校里，他们两个就已经很出众了。”倪震印象最深的，是陈凯歌高高大大的个子，经常穿着一件军大衣，背着一个书包，看起来总是干干净净很整洁，不像有些男同学胡子不刮，穿着随意。感觉他老是闷着头在想什么事，并且总是独来独往。

　　陈凯歌给倪震留下印象的还有“他对自己的计划，或者自己每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比较清楚，而且他尽量地按照自己的轨道去实现它”。

　　陈凯歌的模仿能力也特别强，“他有时用山西口音或其他方言模仿学校领导，某个演员，或者某个领袖讲话，可以模仿半个钟头，而且学的都是精彩的段子，那些有毛病的或者逗乐的段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学校的表演课，陈凯歌却很不感兴趣。”

　　他们那一届的学生有不少来自电影世家，陈凯歌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以相互不服、你争我夺的心气在电影上拼个高下强弱的话，那么，在文学这件事上，他们却众口一词，公认凯歌是头羊。陈凯歌是天生爱好深思的电影艺术家。他关注生命的存在状态和民族历史的演变，习惯于形而上的、远距离的思考。他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化的熏陶，偏爱高远和清淡的风格。政治诗人的情怀和儒家风范，使他的电影具有深厚的文人气息，又注入了深重的政治思考。他的哲理，他的寓言，在1990年代之前成为中国探索电影的象征，也是早期第五代电影凝定的形态。我估计《无极》不会那么通俗，也还是不会那么普通的。”

　　说到陈凯歌，倪震不免提到张艺谋。“陈凯歌偏向文人水墨，张艺谋嗜好浓妆艳丽。陈凯歌和张艺谋在最初几部影片中的合作，决定了‘第五代电影’的奠基。从会合的那一天起，又注定了他们必然的分离。陈凯歌和张艺谋分离，导致了第五代电影的扩展、分化和嬗变。”

　　在倪震眼中陈凯歌是个较真儿的人。“他决定的事情一定要做下去。你看他早期的作品《大阅兵》、《孩子王》都是很极端的，在那一类电影里面，无论是主题的表达，还是形式的追求，都达到了极致。后来的《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大家说他开始商业化了，其实我认为他更多的是考虑了可看性。他那种找到一个点就要把这个点极端极致地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当某一部电影的极端极致正好吻合他的人生积累的时候，他就可能表现得最好，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最好的电影是《霸王别姬》。”

　　倪震认为，第五代作为电影运动，从1983年到1991年，经历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猎场札撒》、《盗马贼》和《晚钟》，到《边走边唱》告一段落。《边走边唱》时的陈凯歌悲壮地坚持着第五代电影前期的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象征性、寓言式、民俗仪式化和对民族性格的思考。之前他有几年在美国，离开本土的距离感和执著的乡愁，造成了《边走边唱》那种相对僵化的形态。实际上在国内，他的老同伴已有多种变化。张艺谋已经拍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商业与艺术的结合已露端倪，已经与前期的第五代作品有很大不同了。

　　倪震觉得陈凯歌虽然曲高和寡，却未必黯淡。陈凯歌此前此后的作品都要比《边走边唱》更出色一些。《边走边唱》既不如《黄土地》的新鲜，也没有《孩子王》那样经得起理论家再书写再读解的深奥，更不如《霸王别姬》把历史感和商业性结合得那么辉煌。1993年5月，《霸王别姬》获得该年度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人和土地，人和文化的冲突，人在历史长河奔腾中的沉浮和不测，一向是陈凯歌关注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他将京剧和电影熔于一炉，主人公扑朔迷离的命运和恋情，跟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纠葛，给人增添了绕梁三日的种种回味。倪震认为《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前半生积累的最好的一次爆发，它在戛纳获奖是很公平的。易立静/文

　　倪震个人资料：

　　1938年生于上海。早年攻读绘画，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后留校任教。著作《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日文版出版于1995年，中文版出版于2002年。

　　北京电影学院“78班”在校读书时，倪震还是一名青年讲师，现在他已从电影学院退休，被上海戏剧学院聘为特邀教授，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

　　“78班”从学校毕业后，与倪震的交往反而多了，拍完新片也总会找倪震评点一番。1989年，陈凯歌住在美国，作为访问学者，倪震曾在陈凯歌美国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