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对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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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仅仅24万元完成的《陈默与美婷》到180万元成本的《好大一对羊》，刘浩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至少他获得了机会，并且未来还会有更好的机会。刘浩的作品具有一种相当难得的朴实和幽默，在个别影院点映时少数观看过的观众中基本都得到好评，不过这还是难抵《好大一对羊》无法进入院线公映的失落。本报记者采访了刘浩，探询他在导演过程中遭遇的困惑和对未来的期许。刘浩的下一部作品叫做《诗人》，希望能在电影院里看到。
刚出道的人总想用作品来说点什么
新京报：《好大一对羊》是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陈默与美婷》更具有自我意识，创作之初你考虑过这些影片将来要面对市场吗？
刘浩：坦率地说，拍《好大一对羊》确实没怎么考虑观众，我只是认准了这个片子拍出来一定是好东西，市场那个东西我也不懂。现在想想，题材确实离观众太远了———影片本身是讽刺官本位的，故事又发生在农村，这么少的投资，尽管看过的人都觉得好，但是让观众花了钱看这种东西肯定会觉得压抑。实事求是地讲，我也有点自私，刚出道的人总想用一个作品来说点什么。
能不能拍好并不取决于环境
新京报：你拍的第一部电影《陈默与美婷》是一部“地下”电影，第二部电影《好大一对羊》很快又回归体制，你对“独立制作”有没有明确的意识？
刘浩：90年代末拍《陈默与美婷》的时候只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就是钱花了，片子要做完，不能让弟兄几个的心血白费，当时从来没有考虑过海外影展，当影片被柏林电影节选中了，帮助我融资完成全部制作，整个过程都是很茫然的。反倒是到了《好大一对羊》这部影片，更加完整地体现了我的想法，有人看完这部影片认为讽刺官本位的主题很有政治针对性，但是在送审的时候却是一刀没剪。所以我觉得一部影片有没有独立精神不能以是否通过电影局的审查为标准。这就好像说干革命必须先砍头，我把这种做法看成是行为艺术甚至是投机行为。
新京报：你的前两部电影都是小成本，听说下一部依然只有几百万的投资，你觉得目前中国的电影创作环境对你有影响吗？
刘浩：如果说没有限制那是假话，但对我而言，拍不拍、能不能拍好并不取决于环境，而是一个自主意识，只要我自己不放弃，我就可以一直拍下去，而且我相信，创作环境要靠好的作品来改善。
地气不旺生命力不会旺盛
新京报：《好大一对羊》的投资方去年在国内为这部影片做了很大规模的市场推广，但是影片至今仍未上映，据我了解它和你的第一部影片一样，都已经通过海外发行收回了成本，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刘浩：靠海外发行收回成本甚至赢利，是目前国产艺术电影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中国导演的作品都是拍给自己国家的观众看的。电影是一个工业体系，作为导演，我所能做的就是在创作过程中尽可能地尊重观众，我觉得尊重艺术和尊重观众并不矛盾，艺术家或者艺术电影的口号不是自封的，而是观众的评价，一个地气不旺的作品生命力一定不会旺盛。
新京报：所以一个好的导演身后往往需要有一个好的制片人。
刘浩：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有了一个好的制片人做你的搭档，才能算是走上良性轨道。拍《好大一对羊》，除了导演我还是执行制片人，剧组的吃喝拉撒都得我管，我们的成本就180万，我每天不仅要考虑拍摄，还得琢磨怎么控制成本，怎么保证拍摄进度，怎么让各部门正常运转……这次和中博传媒签约，也是觉得他们可以帮我做好后勤工作，自己把更多精力花在创作上。采写/本报记者 张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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